内容提要：在金融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连接形成复杂的金融网络。其中一国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必然通过该网络传染到其他国家，并且在传染的过程中可能产生放大机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本文在分析中、美等6国经济事实的基础上，以2007—2019年日频数据为基础，测度全球14个主要国家（地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跨市场金融网络，计算这一时段国际重大风险事件冲击下的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结果表明：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各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进行交叉传染，资本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大于货币市场，但货币市场通过对本国资本市场的影响进而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风险传染效应不容忽视；美国、英国是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输出国家，且美国的风险输出效应大于英国；中国和欧元区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净输入国家，中国的净输入效应小于欧元区国家；美国等国家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风险波动会显著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状况。因此，根据主要国家金融市场风险波动幅度及时监测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实施精准货币政策、改进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国际政策协调非常必要。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最新发展的弹性网络收缩技术，构建高维收益溢出与波动溢出网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全面考察了50个国家（地区）股票市场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关系，并对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展开了深入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表现出显著的地理溢出效应。贸易依存度与资本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间，金融风险传染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单一市场对国际市场的风险冲击与其疫情严重程度显著正相关，而海外疫情风险的持续上升将加剧本土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尽管现阶段中国资本市场呈稳定发展态势和较强韧性，但需对此保持审慎乐观态度，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乃至反弹，未来中国资本市场仍将面临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突发公共危机治理的新视角，为有效应对疫情冲击、防范输入性风险传染提出了相关建议，从而为健全国际金融风险监控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依据。

  内容提要：以外汇储备为代表的官方资本改变了全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格局。随着各国资本账户的开放，外汇储备成为对冲跨国资本流动的重要政策工具。一般认为充足的外汇储备会自动起到稳定汇率的作用。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外汇储备和全球流动性的汇率决定一般均衡模型，明确将外汇储备纳入到汇率决定中来。理论和实证研究显示，当全球流动性趋紧时，一国汇率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外汇储备的充足程度，更取决于外汇储备的使用意愿。如果外汇储备干预具有逆周期性，储备越充足的国家货币越能保值。但是，如果储备干预逆周期性不足，储备越充足的国家受全球流动性趋紧的冲击反而越大。这是因为外汇储备的积累嵌有正反馈机制，边际上压低汇率吸引更多套利资本。当汇率缺乏灵活性时，储备逆周期干预的实质是新兴国家以储备的数量超调来避免汇率水平的价格超调。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能够在事前避免外汇储备的大起，也就自然消除其在全球流动性趋紧时事后的大落。

  内容提要：货币政策通过流动性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重要影响，显著增加了宏观审慎监管过程复杂性，但鲜有学者对该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在DLM模型中引入流动性变量，刻画了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流动性机制，并基于中国133家商业银行微观数据，运用系统性GMM估计和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货币政策虽然不存在显著的风险转嫁效应，但存在显著的流动性传导效应，宽松型货币政策明显加剧了银行风险承担，并且这一影响会随着流动性水平的提高而得到加强；当银行流动性水平达到43%左右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当银行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控效果优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紧缩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明显弱于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激励，这一现象在流动性水平较高的银行中表现更加明显。另外，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不仅依赖于银行流动性水平，还依赖于银行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状况。

  内容提要：本文从生产者网络出发，探讨经济周期中政府信贷引导行为的动机与利弊。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政府进行信贷引导的主要目的是抑制信用风险通过生产者网络传播，进而缓解其对于社会总产出的负面影响。这一行为对于不同经济部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于网络结构呈单向链式上下游关系的传统部门，信贷引导能够有效提高总产出水平，其实际效率与目标企业下游产业链的数量与长度有关；对于网络结构复杂的新兴经济部门如金融衍生品和互联网经济，信贷引导失效，会造成额外的总产出损失。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时，信贷引导同样弊大于利，对于关键节点企业的援助不足以弥补低效信贷带来的效率损失。此外，本文还拓展分析了通过信贷引导扶持关键高科技企业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机制。基于理论推导与实例分析，本文建议，各级政府在进行信贷引导时应以最大化社会总产出为主要目标，充分考虑经济周期所处阶段、生产者网络结构、产业链长度、节点企业的网络连接数与技术外部性等因素。

  内容提要：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资本市场制度变革所发挥的宏观调控作用。本文以2014年新股定价制度调整为场景，考察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以及后续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发行市盈率管制导致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通过操纵股本规模、“压线”发行等方式减少上市时出售的股份，上市融资规模显著降低，但这些企业在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发行市盈率管制显著降低了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在研发、并购等资金需求量大、风险较高项目上的投资支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企业会设法绕开政策的限制，但发行市盈率管制对企业股权融资效率、重大投资活动的不利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的发现对监管机构全面理解新股定价制度的经济后果，从宏观层面平衡新股定价制度的利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中暴露出的大股东侵害债权人利益现象引发了社会舆论和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如何识别与防范此类行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已成为中国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股权质押这一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普遍采用的独特融资方式，探讨股权质押是否会引发控股股东侵害企业债权人利益行为以及防范机制。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提高了发债企业二级市场信用利差，这种现象在控制权转移风险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经济机制分析显示，股权质押潜在的控制权转移风险容易引发控股股东侵害企业债权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了债券持有人要求得到的信用风险补偿。最后，本文还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分析师关注以及外部审计有助于缓解股权质押引发的控股股东侵害企业债权人利益行为。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刚性兑付”打破后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促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企业在上市过程中是否会从事类似盈余管理的专利管理行为。研究发现：企业的专利申请量在IPO前后呈先升后降的倒V型状态，而这一规律主要是由质量较低的非发明专利的数量变化所主导。换言之，企业可能策略性地利用专利，特别是低质量的非发明专利进行了先拉升后回调的专利管理活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其目的是为了争取上市资格和提高IPO定价从而融入更多资金。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IPO前申请的专利的提前到期情况也更为严重，同时这种专利管理活动导致了资源错配，降低了上市企业的生产效率。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580多万条上市公司互联网招聘数据，分析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人才政策，对企业研发人员招聘和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受到人才政策影响的公司，研发人员招聘数量显著上升；第二，政策类型层面，这一效应随着人才政策补贴力度和门槛要求的不同而变化，补贴力度越大、门槛要求越低，则效果越显著；第三，企业特征层面，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治理更好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人才政策的效果更加显著；第四，城市特征层面，经济发展状况越好、行政级别越高、科研配套环境更好的城市，人才政策效果更显著；最后，人才政策出台后，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和研发效率也显著提升。本文从研发人员招聘的角度，为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具体机制和边界条件提供了微观证据，扩充了政府和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并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借鉴。

  内容提要：本文实证研究政府创新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减税、研发加计扣除三种政府创新政策对中国企业私人性质的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发现是：从混合效应来看，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性质创新投入造成挤出效应，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私人创新投入产生挤入效应。这些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创新投入水平不同分位区间的企业中，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从交叉效应看，总样本中，政府创新补贴政策、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及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均形成相互抵消的挤出效应。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之间，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形成相互补充的挤入效应。这些交叉效应在不同所有制类型和创新投入水平的不同分位区间中，也表现出显著差异性。上述经验证据既为创新政策领域研究增添了重要的中国经验，也为中国政府创新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内容提要：信任是交易和合作的基础，对家庭金融参与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年四期面板数据，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变革作为自然实验，研究信任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影响及其重建机制。实证发现，由于老农保未能兑现承诺的储蓄回报和养老金待遇，相比未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老农保参加家庭在新农保设立初期的参加概率降低105个百分点；老农保缴费越多，领取越少，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越低。随着新农保的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逐渐得到重建：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参与新农保的可能性逐年上升，并最终比没有参加过老农保的家庭高出294个百分点。地区法治水平、政府透明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传递和有效承诺是重建信任的重要机制，家庭自身的教育水平和信任偏好也有助于缓解先期信任方面的负面影响。本文对于理解信任重建和家庭金融参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内容提要：为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和顺应WTO规则，2014—2017年间中国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和玉米、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并将补贴重点向生产者尤其是规模经营农户倾斜。本文利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14年与2017年两期农户面板数据考察了农业补贴改革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整体上提高了规模农户的补贴获得，促进了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但这一效果更多体现于粮食主产的东北和内蒙地区；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改革不仅明显增加了农户进行玉米适度规模经营的概率，还显著促进了规模农户进一步扩大玉米的经营规模；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明显效果主要来自大豆主产的黑龙江。本研究的结论为今后在WTO框架下进行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促进农户扩大并持续进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政策启示，即向生产者补贴转变的同时向粮食主产区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