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是我们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深刻认识当今中国外贸潜在优势和发展机遇，谋划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指南。以穿越百年历史的眼光来梳理国际贸易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价值链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历史转折时期，既面临贸易增速下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挑战，也蕴含贸易结构变迁，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变化和调整的新机遇。经过40多年发展，中国外贸已经积累了若干优势，特别是已经有能力通过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运用国际经贸规则来获得新技术的外溢和延伸，有能力开辟新的市场，形成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及三者的统一联系。站在历史高度前瞻外贸高质量发展，中国应努力的目标有：稳定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速度，继续优化贸易结构，保持合理的贸易顺差；努力发展服务贸易，争取到2035年服务出口占世界的15%以上；抢占数字贸易发展先机，成为全球数字贸易领先国家；画好共建“一带一路”的“工笔画”，继续开拓新市场，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形成新的国际供应链关系；提高外贸的人民福祉和发展获得感。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与此相应，需要把财富作为基本经济范畴，并且把财富分析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终，系统研究财富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既有价值论分析又有财富论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财富理论可以从马克思的财富理论得到滋养，并且财富概念不只具有马克思的一般规定，还能反映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生产力水平的财富评价的重要意义是寻求发展生产力的动力，尤其是资本和科技对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作用。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能孤立地创造财富，需要同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创造财富，由此产生全要素生产率思想。财富创造是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集合的过程。财富分配是在参与财富创造的要素所有者按照各自对财富创造的贡献进行分配，使各个要素所有者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实现各种创造财富的要素充分涌流。财富及财富分析既要系统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包含的丰富的财富理论，又要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由此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内容提要：2013年，中组部对地方官员考核体系作出了结构性调整，明确提出弱化GDP增速的考核权重，同时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考核。特征事实显示，考核指标的变化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速的动力出现明显降低。本文随后构建了一个具有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定量分析官员考核如何通过改变地方政府投资来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定量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竞争会显著放大地区间外溢效应；当以GDP增速为考核指标时，某地增速调整会通过地方政府投资和地区间竞争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当主要考核指标转变为环境保护时，各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速均会经历结构性下调，但指标转变对受到外生冲击的地区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福利分析表明，社会福利与环保力度呈倒U型关系，因而存在最优环保力度。本文基于官员考核机制转变的研究为理解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内容提要：我国经济发展长期面临结构调整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财政分权和经济结构失衡的基础上，选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经济发达、经济欠发达两个地区和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模型来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结构失衡的作用，然后对其作用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模型模拟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而且一个地区的财政分权对另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有溢出效应；在这一作用机制中，财政分权所引起的地方政府投资水平、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上升和地方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担任着重要角色。本文研究结论意味着，促使地方政府由投资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强化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可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内容提要：在外部冲击导致资本流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一、二线城市土地供给下降，房价不断走高，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现象。对此，本文在梳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多部门的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模型中嵌入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同时引入了房地产、重工业和非重工业等部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使得地价与GDP高度联动，在放大外部冲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时，导致政策在“资本账户开放”和“保增长”之间存在两难。地方政府通过紧缩土地供给，提高地价增加抵押贷款以稳定基建投资。在“稳增长”的同时，带来的高地价和高房价抑制了居民消费和住房需求，同时地方政府土地抵押借贷资金的增加，提高了非重工业部门的投资成本，恶化了投资结构，使得经济陷入“稳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

  内容提要：科技水平偏低制约了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本文使用《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测度中国制造业30个地区28个大类1998—2016年的科技水平，实证检验政府支持与市场化程度对科技进步的作用。结果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科技水平提升显著，主要通过向国际先进水平攀升促进制造业科技进步；（2）高端制造业科技水平在“十二五”期间有所下降，产生了制造业结构高度化与高端制造业科技水平下降的非正常现象；（3）中低端制造业科技水平进步主要依靠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府支持不利于中低端制造业科技水平由国内先进水平向国际先进水平攀升；（4）政府支持有力地促进了高端制造业科技水平进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高端制造业向国际先进水平攀升有显著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政府需要更好地发挥在高端制造业科技进步中的支持作用，才能提高中国制造业的行业竞争力，实现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高端攀升。

  内容提要：中国式创新存在数量快速增长和“低质低效”并存的现实困境。本文构建纳入锁定效应的扩展理论框架，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专利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总体上，外资进入提升了内资企业的创新数量，同行业正向影响显著超过了前向关联的负向影响，后向关联效应不显著；第二，策略上，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为“重数量、轻质量和高效率”，同行业外资进入提升了内资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效率，但创新质量显著下降；第三，机制上，外资进入从产业链上下游对内资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溢出效应、锁定效应和竞争效应；第四，行业与前沿技术差距越小、地区层面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技术吸收能力越强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优化效应。本文对扩大外资引进破解中国式创新双低困境，理解开放和创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自洽性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内容提要：基于中国1998—2015年的制造业碳排放数据，本文考察了中央与地方产业规划的碳排放倾向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产业规划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更倾向于发展低碳排放行业，而地方政府更关注短期经济增长，偏向发展高产值的高碳排放行业；地方产业规划对高碳排放行业的扶持能够降低地区的碳排放强度，而中央产业规划的影响则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政府对特定行业的扶持能够提升行业的工业增加值、降低行业的碳排放强度；由于高碳排放行业的产值与碳排放水平更高，地方政府对高碳排放行业的扶持所带来的行业碳排放下降最终导致整个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研究结论揭示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向低碳化发展时所选择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差异。

  内容提要：中国的总体产值利润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且由上升转为了下降。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法构建了统一产业内部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的总体产值利润率变动因素分解模型，并在产业结构因素中涵盖了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两个方面。研究结果表明，利润在产业内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普遍由升转降主导了中国总体产值利润率的由升转降，产业结构因素则向着有利于总体产值利润率的方向转变：“大量投入，大量产出”式的垂直分工规模扩张明显缓和；垂直分工结构由“自膨胀式的生产链工业化”向“生产链服务化”转变；水平分工结构伴随消费和投资的结构升级而升级。这些因素带动了产业结构向利润份额较高的第三产业转移，从而有利于总体产值利润率提高。这说明，非生产性部门的资本是通过将其专门承担的非生产性业务扩展渗透到最终需求领域以及垂直分工深化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背景下的广泛的生产流通领域，从而取得相对更快增长进而取得更高剩余价值份额，并因其利润分配比率较高而产生提高总体利润率的效果。因此，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不单纯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问题，还是一个各部门资本特别是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资本关系的协调问题。

  内容提要：随着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进，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引发了机器替代劳动的担忧和争论，基于这一背景，本文研究了产业智能化对中国低技能劳动收入的影响，考察产业智能化是否有利于益贫式发展。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内生人工智能创新模型研究发现，当高-中技能劳动替代弹性大于高-低技能劳动替代弹性时，产业智能化通过新工作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促进益贫式发展。而且，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产业智能化的技术创新，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益贫式发展。然后，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中国行业面板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产业智能化的新工作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对益贫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产业间的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对益贫式发展影响不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扩张型人工智能创新，实施技能培训鼓励技能劳动转岗就业，产业智能化的益贫性能够很好地缓解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内容提要：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需对政府主导的“中国式”城镇化的福利效应进行量化评估。本文基于拓展的RosenRoback模型构建中国城镇居民福利变动的核算框架，匹配2000年、2010年和2017年中国271个地级市数据，对2000—2017年城镇居民的福利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结构估计。结果显示：2000—2017年中国城镇居民福利增长了370.92%，其中2010年较2000年增长24083%，2017年较2010年增长38.17%。分因素看，生产率、人均建设用地、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政府发展偏向这四类因素对福利增量的贡献率分别为69.35%、19.88%、9.64%、1.13%。其中，2010—2017年公共服务支出效率的贡献率较2000—2010年上升约23个百分点，城镇化的动力由“生产率、土地供给双轮驱动”向“生产率、土地供给与公共服务支出效率三方面协同驱动”演进。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城镇化体现出协同驱动的特征，中部地区则缺乏土地要素的支持，西部和东北地区在2010年后呈现公共服务主导的特征，但地方政府发展偏向的转变导致福利损失12.13%。进一步的反事实分析显示，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均等化是改善居民福利、提升GDP的有效手段。

  内容提要：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发生以来，各界对卖空机制的利弊得失进行了广泛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发现卖空机制正面作用的研究较多集中于股东视角。作为对该领域文献的补充，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考察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其他参与者如何应对卖空压力上升的潜在风险。以中国资本市场分批次放开卖空管制为准自然实验的研究表明，卖空压力的上升会使得上市企业的产品市场表现变差。这一关系在引入卖空机制带来的市场负面反应更强时，以及在企业缺乏较为稳定的大客户时更为明显，而在外部信息治理作用较强时会有所缓解。可见，在交易者对卖空机制相对陌生、投资者保护较为薄弱的市场环境下，卖空压力会导致一些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前景产生负面预期，进而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进行经营业务调整。本文的发现表明，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做好政策出台对金融市场影响的评估，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强对薄弱环节监管，防范市场操纵和股价异常波动，充分发挥市场机构的信息中介作用，能够引导市场参与者形成合理预期，从而更好地体现卖空的外部治理机制，推动上市企业质量的提升和实体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