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现代金融学等各流派对金融化逻辑的意见分歧很大，并展开了激烈而又长久的论战，导致各界对金融化的概念、属性、驱动因素及其逻辑内涵等重要问题的理解不但没有更清晰，反而日益模糊，这给决策层的现实判断也带来了极大困扰。本文基于宏观、微观、中观三个层次阐释金融化的逻辑，指出宏观金融发展说和微观金融市场说推动了泛金融业的金融化，并且影响了微观企业的经营理念，再加之实践中企业趋利避险，从而驱动了微观企业的金融化；而宏微观层次的金融化也微妙地催生了中观层次的商品金融化。三个层次的金融化本质上都反映了资本的逐利天性，并从深层次反映出经济体对多元化金融体系日益增长的需求。虽然过度金融化会带来负面冲击，增加经济的脆弱性，甚至可能引发危机，但负面冲击是随机冲击而不是系统性冲击，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于“矛盾的累积”甚至是“发展的陷阱”。正确认识和理解金融化的深层次逻辑并包容资本的逐利天性，合理运用金融化理念可以推进多元化和市场化金融体系发展，进而实现“好的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国计民生的目标。

  内容提要：随着量化经济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对过于倚重GDP估计的批评也日渐增多，于是对历史上的经济变迁事实进行新的测度尝试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在这些尝试的努力中，对测度对象的界定不清与测度目的的设定不准给随后的比较研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影响了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重新认识了人类文明的内涵，主张从公共经济活动绩效的角度来测度与比较东西方文明的治理效果。特别是，本文不同意在文明比较中以资源消耗与战争能力作为量化指标，也不同意仅仅用城市人口来测度社会组织能力。相反，本文认为，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推动社会发展，如果比较的目的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就应该以空间规模、利益共享、文化多样性与治理持续时间等公共产品相关变量为核心来测度治理的绩效。

  内容提要：本文在宏观税负约束的条件下，分析了间接税在总税收中比重的变化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何种影响。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相应数值模拟分析，本文发现：随着间接税比重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在间接税比重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工业品商品税在间接税中的比重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城乡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居民工资差距、人均财政支出差距变小时，间接税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作用变小，也即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弱化，间接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在减弱。随后，本文进一步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多种计量模型对上述结论进行了验证。基于此，进一步降低间接税在总税收中的比重，尤其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地区，将十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内容提要：高管大批量集中减持现象一直倍受市场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内部人信息优势和公司治理等内生因素对其减持行为的影响，较少考察外部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同伴效应视角，研究同伴公司高管减持对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外生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同伴效应现象。同时，高管减持同伴效应受环境不确定性、行业或市场地位和高管职位层级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高科技行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而且，该同伴效应对公司、行业及地区三个层面的股价崩盘风险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清仓式减持会引发更严重的同伴效应现象，并加剧了崩盘风险的上升。本研究对内部人交易监管和资本市场风险防范等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内容提要：经济主体的有限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注意力通过降低信源熵值、减少不确定性影响经济行为。开放条件下，注意力的国家间配置会影响一国贸易规模及其空间分布。本文结合不确定性理论、信息论和注意力理论进行论证，认为注意力配置通过信息获取、降低不确定性来影响国际贸易。实证方面，本文利用2006—2016年中国对世界各国的百度搜索指数作为注意力配置的代理变量，采用各国自然文化遗产数量作为互联网搜索指数的工具变量，并结合同期中国双边六分位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注意力配置会影响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模式；注意力配置主要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渠道促进国际贸易；在考虑了零贸易、其他信息指标、内生性因素后结论依然显著。本文结论意味着，“开放发展”不仅包括有形市场开放(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等)，还应包括经济主体的注意力开放，表明经济主体的国际化视野也是影响一国开放绩效的重要变量。

  内容提要：企业资本劳动比提升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举措，本文探讨社会保险缴费对此的影响。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发现社会保险缴费会导致人均固定资产增加。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缴费会使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说明社保缴费使劳动力相对价格上升，导致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进一步地，伴随着社会保险缴费的上升，人均薪酬会提高，这意味着资本更多地是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并且替代效应在劳动密集度高或规模小的企业中显著存在。在当前就业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厘清社会保险费征缴、资本劳动比和就业之间的权衡关系。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11—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空气污染对流动人口就业选址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的就业选址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市的PM2.5浓度上升1 μg/m3，流动人口到该城市就业的概率将显著下降0.39个百分点。第二，通过对比空气污染和收入对流动人口就业选址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PM2.5浓度降低1 μg/m3的支付意愿约为326元/月。第三，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高，以及男性、已婚/已生育、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在就业选址时对空气污染的敏感性要更高。此外，研究还发现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丰富了环境污染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城市与环境治理和劳动力流动相关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依据。

  内容提要：在引入指数分解与生产理论分解相结合的综合分解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中国各区域各大产业二氧化碳排放变动的驱动因素，计算了各驱动因素的碳排放变动效应，从数量上明确了技术进步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致性宏观二氧化碳反弹效应研究框架，定量分析了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同产业二氧化碳排放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有：（1）2005—2015年期间，二氧化碳减排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的推动，技术进步带来的理论减排率为5.66%，能源结构调整、效率提升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对碳减排的影响并不显著；资本和劳动力对能源的替代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二氧化碳的减排。（2）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基于技术进步的反弹效应平均为62%，实际减排率为2.1%。（3）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反弹效应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但差异有逐渐收敛的趋势；现阶段解决中国碳排放问题需要全面推进，分步解决。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高校近亲繁殖所构建的强关系社会资本对大学教师学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探讨了其背后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博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对近亲教师学术产出的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机构近亲繁殖率与机构层面的中文学术产出质量呈“倒U型”曲线关系，并且对近亲教师个体的学术产出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近亲教师学术社会关系网络较为单一，而后者对学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学术产出质量的提升作用显著，这造成近亲教师学术产出的质量显著低于非近亲教师。本文为“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高校学术创新和大学治理提供了实证依据。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综合视角探讨了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有助于提高本市人口规模，但对周边城市却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且专业化集聚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多样化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本市和周边城市人口规模，而且能够在城市人口增长中与产业集聚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民生类公共服务对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且产业集聚模式越符合当地优势条件，其集聚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发挥得就越充分。其中，专业化集聚主要基于第一自然集聚优势、劳动力蓄水池效应和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空间共享机制而发挥作用，而多样化集聚则主要基于中间服务的空间共享机制和空间技术外溢效应而产生影响。在适宜性产业集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作用下，多数Ⅰ型及以上大城市拥挤效应得到明显缓解，依然具有很强的人口吸纳能力；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产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特征更为匹配，有助于扭转结构错配、持续推进人口城市化。
  关键词：集聚经济 公共服务供给 城市人口规模 适宜性产业集聚

  内容提要：金融集聚引致金融空间层级结构特征是现代经济的显著特点。本文分析金融层级结构的形成因素及其与城市层级体系的关系。首先基于空间经济学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接着通过构造城市金融集聚指标，与中国的城市层级变量进行匹配，并利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初步构建了金融空间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说明集聚形成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是以城市为表征的；金融中心是有层次的，且与城市层级体系是正向匹配的；但金融集聚的态势更为突出，金融层级结构比城市层级体系更为简洁。要想打造金融中心，必先提升城市层级。全面开放并有科技创新中心支撑，有利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却伴随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经验证据表明，食品安全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本文在理论上从弥补食品供需缺口导致的技术滥用和非正式制度缺失导致的逐利行为两个层面出发，分析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提出食品安全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水平、食品工业产值与食品安全风险度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在“倒U型”曲线拐点到来之前，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食品工业规模的扩大，食品安全风险度是上升的；而当突破拐点之后，食品安全风险度是不断下降的。此外，食品工业发展程度、人均受教育年限与食品安全风险度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食品安全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为现阶段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