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旨在利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理解中国近年来地区间不平衡发展的过程。文章总结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关地区不平衡发展的两类理论：生产的框架和交换的框架，并利用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循环理论将二者统一在一起，说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可以通过价值生产、价值实现和资本积累三个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来加以说明。这一框架既能够在静态上解释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能够在动态上解释地区间发展差距先升后降的趋势。经验研究发现，中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主要来源于价值生产能力的差距。并且在本文分析期间内，由于市场逻辑和政府行为的共同塑造，中国存在偏向落后地区的积累过程。这使得减小地区差异的效应在2007年前后超过了地区间的“极化效应”，缩小了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异。

  内容提要：在没有发生重大经济事件的情况下，2013年起中国南北经济差距逐渐拉大；2016年起，在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情况下，南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却开始趋同。探明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是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一道难题。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梳理，本文发现新时代南北差距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老问题。实证研究表明：1998年至2018年资本贡献了74.7%的中国经济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只贡献了8.3%，在转变资本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南北地区承受了不同的阵痛，导致南北差距扩大。在“三期叠加”阶段，南北差距扩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仅仅是导火索，其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则形成了短暂的隔离带，将南北差距问题推迟到2013年。2016年起南北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缩小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有效性在本文得到验证。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认为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的集聚，以此为抓手促进创新型要素在北方的培育和高效利用。

  内容提要：本文定义数据化的生产要素为数据资本，重点关注其在生产效率和数据处理效率上的创新特性。本文用产业组织的创新模型为数据资本构建微观基础，并将其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以分析数据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模型存在非平衡的稳态增长路径，其中数据资本的稳态增速高于其他类型资本及总产出的稳态增速。本文还发现，将数据资本和ICT资本相区分后，均衡的稳态经济增长率比只考虑ICT资本时有所降低，这与近年来多数实证研究的发现相一致。通过数值模拟得出的中国数据资本存量水平与根据实际数据估算的结果比较接近，2019年超过9万亿元，占社会总资本的5%左右，且近年来增速显著高于总产出增速，充分反映了数据资本积累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

  内容提要：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作为宏观经济测度的重要指标，反映了宏观经济系统的不可预测程度。由于宏观数据信息发布的时点不同，这种不可预测程度可以通过实时发布的宏观指标信息与其预期的偏差构建。本文在搜集我国实时碎尾数据集的基础上，采用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构造了我国日度宏观经济意外指数和不确定指数。进一步地，本文研究了该宏观经济不确定指数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利率存在负向影响；在经济波动较大时，经济衰退会导致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提高，而在经济平缓时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则是引起经济下滑的因素之一。

  内容提要：随着金融系统风险的不断增大，宏观政策如何应对资产泡沫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一个具有理性资产泡沫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重点讨论了金融风险增大情况下，资产泡沫的成因及其宏观效应。本文从理论上证明：资产泡沫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带来的流动性短缺，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金融摩擦引致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资产泡沫本身又会加大整个金融系统风险，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威胁。将刚性兑付引入基准模型后，本文发现对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刚性兑付会导致流动性充裕的投资者过度投机而引起所谓的“刚性泡沫”，泡沫资产的需求和价格与刚性兑付力度呈正向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刚性泡沫”在改善流动性短缺的同时，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救助行为面临取舍，且最优救助力度随金融系统风险的增大而降低。以上分析表明，在高金融风险与资产泡沫并存的情况下，针对资本市场的救助政策需谨慎执行。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基于里昂惕夫和高斯逆矩阵的累积关税成本率的统一测算框架，并利用Muradov（2016）的分解方法进行结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2000—2017年中国的累积关税成本率、直接关税成本率、多阶段关税成本率都呈现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大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严格履行加入WTO承诺，大幅降低了进口中间品关税率。（2）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关税的放大效应从2000年的2.57上升到2017的3.17，世界各国的关税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放大效应”，且都在1.5以上。（3）从世界各国贡献率来看，中国对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的贡献率最大，其原因是全球生产网络结构的复杂性，而非中国对进口中间品征收的关税率过高。就政策含义来说，如果没有中国主动降低关税，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变迁将会导致全球累积关税成本率变得更大。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09—2018年创业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基于绿色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检验了绿色创新溢酬的存在性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能够获得绿色创新溢酬，即绿色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越多的公司股票超额收益率越高；前者通过价值增长和市场关注双重机制产生溢酬，后者仅通过市场关注机制产生溢酬。绿色创新获得了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关注，但普通投资者对绿色创新没有明显反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污染行业属性会降低绿色创新溢酬，披露社会责任承担情况对绿色创新溢酬没有明显增益效应；具体到专利类型，发明专利授权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产生的溢酬更明显。时效性分析表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增加导致的绿色创新溢酬时效性更强。为此，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应坚持走绿色创新之路，推进绿色创新信息披露标准化，变革对污染行业的监测和管理手段。

  内容提要：本文以上市公司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作为代理变量，从金融地理结构视角探究信贷资源可得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以邻近的银行网点数量为代表的信贷资源可得性越高反而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明显；同时，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源自国有大型银行，而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信贷投放更积极有为，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机制检验发现：信贷资源会通过加剧企业的“过度负债”抑制研发投入；进一步，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越多却并未增加研发投入的原因在于进行了更多的“过度投资”，并将更多的信贷资源投入到房地产行业。本文的研究为我国近年来企业杠杆率高企、产能过剩却又创新不足等现象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内容提要：自2006年监管部门调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以来，我国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和空间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银行竞争日渐加剧。本文利用2000—2012年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以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衡量企业所面临的真实银行竞争水平，研究银行竞争对企业债务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负债水平，有利于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银行竞争对企业负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好的杠杆”上，有效提升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了杠杆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关系借贷。因此，我国在推进结构性去杠杆、改善信贷资源分配效率的进程中，在做好宏观调控政策精准发力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银行竞争生态的建设和完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兴起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应用量最大的国家，机器人的应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本文首次使用中国行业机器人应用数据和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采用“巴蒂克工具变量”的因果关系识别策略，从企业层面研究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1%，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下降0.18%；并且机器人应用对不同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存在“就业极化”特征，而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的工资水平没有明显影响。从影响机制看，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需求的替代效应在高市场集中度的行业、高外部融资依赖度的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还会通过产业链对上下游企业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本文最后讨论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政策应对。

  内容提要：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各种类型的身份歧视，求职者是否会因为大学本科第一学历差异而受到招聘方的歧视对待？这在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中是一个存在争论的问题。目前鲜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第一学历歧视系统地存在于招聘过程中，也缺乏对此类歧视背后原因的研究。本文通过发送简历的通讯实验，研究了硕士学历毕业生是否因其不同的第一学历而受到招聘方歧视对待的问题。实验结果显示：硕士学历毕业生中，第一学历为非“211工程”院校本科的，比第一学历为“211工程”大学本科的，在初次就业中会收到显著更低的简历回复（低41%）；实习经历、校内表现和资格证书等简历信息质量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简历回复率，同时减少第一学历歧视；社会招聘中，求职者没有受到显著的歧视对待。从而，第一学历歧视很可能包含统计性歧视成分，即信号机制的作用。

  内容提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中老年人健康状况对于家庭流动性风险资产和非流动性风险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一方面，疾病带来的医疗成本增加和规划周期缩短将带来两种资产的下降。另一方面，健康状况的下降增大了对于未来资金流动性的需求又会使得流动性资产回升，非流动性资产下降。在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流动性资产受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非流动性资产所受影响则相对较大。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CHARL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对于投资性房产的持有显著低于健康状况好的家庭，而同样的结论在流动性风险资产持有上的显著性和稳健性则相对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