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居于国民经济核心地位的就业系统的形成、演进和调整，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条件变化密切相关。受到经济追赶所必须的高强度资本积累的制约，中低层次人力资本主导的中国就业系统，源于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且被低价工业化模式强化。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城市化转型，中国的这种工业化就业系统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不适应性，主要表现在大量劳动力漂移于低端部门，低端锁定现象明显。理论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就业漂移将会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明显的负反馈效应，特别是高人力资本劳动力和成熟劳动力群体表现尤甚。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形成于大规模工业化时期边疆开拓式发展环境下的维持型就业系统，在向城市化和高质量转型中导致大量劳动力就业漂移，人力资本在漂移中不断耗散，形成中国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跨越的极大障碍。在中国发展逐步触及创新与福利这些最本质的现代化理念时，就业的制度组织应从维持型就业系统转型并逐步建立有利于人力资本持续积累激励的分享型就业系统。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股权分置改革作为自然实验来研究资本市场配置效率对中国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股权分置改革一方面会激励管理者通过“高薪引才”来应对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资本流通性的增强会减少“工资侵蚀利润”现象，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结果表明，后者的作用占据主导，改革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表明，改革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非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改革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显著，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显著；改革显著降低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并没有影响管理者的劳动收入份额。

  内容提要：财政政策效果测定历来是国家政策制定与改革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约束的VAR模型提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指标，并分解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和政府融资的时变冲击乘数、时变累积乘数以及时变现值乘数。同时，结合中国实际，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乘数呈减弱趋势，政府消费乘数亦呈小幅下降态势。政府税收乘数显著为负且相对较为稳定，但债务发行乘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并于2006年起由正转负。基于模型校准和经验分析可知，目前政策当局依然可通过增加消费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需要管控政府投资规模，因为随政府投资产出弹性下降和规模扩大，政府投资乘数急速下滑势必削弱财政政策效果。同时，由于中国税收并未引发大规模挤占效应，因此目前税收格局相对合理。此外，鉴于当前债务发行存在负经济增长效应，表明政策当局仍需重点盯住和管控债务规模。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主体流动性约束强弱和结构性参数走向，本文提出了增强财政政策效果的对策建议。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管控地方政府土地出让以及地方政府的行为反应。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数据和城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的研究表明，反腐查处推动强制竞价出让改革，增强了单位租金水平对土地出让的反向影响；而2009年后单位用地投资规模考核则通过省内城市用地锦标竞争和投资生税示范效应，对本地土地出让产生正向激励。单位用地投资规模考核遏制了单纯扩大投资总规模和工业企业数量的冲动，促使地方政府“腾笼”和“培育”齐进行，最终提高了辖内户均工业企业投资规模，这既能符合考核目标又能提高工业财政收益。研究表明，纵向垂直控制（包括反腐治理和中央政府管控地方政府建设用地）与横向锦标赛体制相结合已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其成因包括政治激励和财政收益，而最终结果则高度依赖于“任务规则”及相应机制变量设计，这为理解央地之间用地治理结构，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及绩效提供了有益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从税负竞争与正常企业逃税行为的角度探讨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实证结果发现，给定企业的核算利润，僵尸企业占比越高，正常企业报告利润越低，即僵尸企业的存在显著增加了正常企业通过低报或瞒报利润的方式逃避所得税的行为。其作用机制为：无纳税能力且需要财政补贴的僵尸企业使地方财政收入更多依赖于向有纳税能力的正常企业征税，提高了正常企业的税率，高税率增加了正常企业逃税的边际收益。税率提高造成的正向逃税激励超过了征管加强造成的负向逃税激励。本文为理解企业逃税行为识别出新的动因和机制，丰富了对僵尸企业危害的认识。

  内容提要：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于抵押品的创新型货币政策被各国央行广泛运用，但由于缺乏政策反事实分析，其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却一直亟待实证检验。本文利用2018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和债券市场微观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法首次识别了基于抵押品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提高新增担保品债券的抵押率（杠杆率）显著降低了这些债券的平均利差，在二级市场达到63—77个基点，在一级市场达到51个基点，这一效应对于小微债的影响尤为显著；由于抵押品稀缺问题的缓解，银行间市场整体的公司信用类债券及金融债券利差也有所下降。这表明央行可以合理运用基于抵押品的货币政策来降低融资成本，调整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优化配置资源，熨平经济周期，辅助实施政策目标，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容提要：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数据，基于调查数据构建和计算城市房价收入比，分析房价收入比对家庭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房价收入比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有房出租、拥有大小产权房和不同收入阶层家庭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房价收入比高时家庭消费水平也相应较高，但房价收入比高却显著降低了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弹性；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有房出租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效应受房价收入比高的弱化影响更小，拥有大产权比小产权房更能抵御房价收入比高对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弱化影响，高收入家庭的抵御能力更强。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集体主义文化的视角研究了人们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人们在其所在区县的客观相对收入水平对其主观经济地位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客观相对收入水平越高，则主观经济地位越高。进一步地，本文在“集体主义”变量构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集体主义”背景下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的地区，人们的客观相对收入对其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大。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相对收入的分化和主观经济地位感知，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影响人们的幸福获得，政府在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文化差异的重要作用。

  内容提要：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居民福利具有重要影响，但居民对社会资本的利用程度如何这一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可利用度概念，并基于农牧户视角构建了社会资本可利用度的测度体系，实际测算了农牧户社会资本可利用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不同生产方式的农牧户社会资本可利用度确实存在显著差异，民俗文化、中心城镇可达性和居住集聚性对农牧户社会资本可利用度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发现还意味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应高度关注提升居民个体的社会资本可利用度，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内容提要：低保瞄准是实现扶贫资源精准投放的前提。本文使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估算了中国农村的低保瞄准效率，发现农村地区低保救助资源不足、瞄准偏误较大、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其次，本文基于分权制社区瞄准方式下基层政府的效用函数，构建了分析农村低保瞄准的理论框架，引入农户信息水平因素研究低保瞄准。实证结果显示，农户的信息水平对低保瞄准具有显著影响。在村内设置宣传公示栏，提高农户的信息水平，会减轻乡村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改善低保瞄准效率。最后，本文对农户信息水平如何影响低保瞄准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在地理环境恶劣、信息传播难度大的地区，农户信息水平更能减少低保瞄准偏误，这验证了信息传播的通知作用；在具有宗族势力、精英俘获更严重的村庄，农户信息水平更能改善低保瞄准效率，这验证了信息反馈的监督作用。

  内容提要：本文以2003—2016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考察“兄弟姐妹共同经营”这一治理模式和“长兄”担任公司董事长这一领导模式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于无兄弟姐妹共同经营的公司，兄弟姐妹共同经营的公司绩效表现更好。在成因机制检验中，本文提出并在实证结果上支持了基于宗族文化的“精神动力”机制和基于董事会议案的“公司治理”机制，从而将基于“家族荣誉”的传统家族治理机制和基于“监督制衡”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治理模式。（2）当年龄最大的“长兄”担任公司董事长时公司绩效最好，且“长兄”的能力和性别并不会对此结果造成显著影响，而兄弟姐妹的贫困经历会加强“长兄如父”的文化观念进而提高公司绩效，说明“长兄如父”的领导模式对公司绩效更好，支持了“序位法则”这一中华文化在推动家族企业成长中的积极作用。上述“混合型”治理模式和“长兄为大”的领导模式形成了一种中国式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

  内容提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基于企业成长与企业间关系的双重维度，以是否存在生产率溢价为切入点打开市场势力“黑箱”，厘清交通基础设施和企业市场势力、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溢价效应，能够通过生产率溢价引致的成本路径以及定价能力引致的价格路径共同推动市场势力的提升；伴随着生产率与市场势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率离散度与市场势力离散度趋向降低，高速公路通达性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促进作用显著；高速公路对市场势力、生产率以及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异质性特征，这种异质性主要源于企业性质、行业特性与城市区位等因素差异。本文研究证实，高速公路对非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为非中心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影响效应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