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金融资产结构是研究金融发展的重要视角。笔者曾在1996年和2008年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本文继续定位于比较金融研究，对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最新变化进行分析，并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角度，以“谁在承担风险”和“由谁承担风险更好”为主线，测度金融资产风险承担者的分布，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及相关经济运行模式的变化。本文试图把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三者关联起来，通过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这个视角，阐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金融资产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针对这一问题，须着力稳住宏观杠杆率，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直接融资，让市场主体能够自我决策、自担风险并获得相应收益，由此在保持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同时，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内容提要：治理能力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本文将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分为知识能力与实践能力，通过构建官员能力偏向型增长模型，首次考察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在经济平衡增长路径上，官员知识能力与实践能力转化率边界、要素替代弹性和要素相对供给存在最优组合。通过构建由百强县和贫困县组成的846个县级行政单位2006—2015年县委书记个体特征和辖区经济增长匹配数据，将教育背景与工作履历分别视为知识能力与实践能力代理指标，首次定量识别县级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是存在个体效应。个体教育效应和个体履历效应均存在，且分别在百强县和贫困县更加突出。二是存在匹配效应。研究生学历教育背景和综合任职工作履历个体特征的县委书记更有助于百强县经济增长，经管类专业教育背景和基层提拔工作履历个体特征的县委书记更有助于贫困县经济增长。使用县级尺度DMSP-OLS、NPP-VIIRS灯光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发现。本文研究表明要重视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加快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内容提要：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下，中国流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亟需关注水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动态、成因及后果。新世纪以来，中国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呈现出“逆流而上”的态势，若其污染物“顺流而下”，则会加大下游地区的环境风险。本文基于中国七大流域干流县域数据，首次实证验明了这一“污染回流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污染回流效应”主要是由于上下游地方政府竞争引致的，而以“国控点”环境监测制度为代表的垂直型环境规制可起到一定抑制作用。“污染回流效应”主要发生于内资企业而非外资企业。该效应也会被辖区内的“标尺竞争”进一步放大。为治理流域污染问题，国家应统筹考虑流域经济带的税收、财政与环境政策等方面的顶层设计，严控由地方政府竞争引致的非期望环境后果。

  内容提要：中小企业融资是党中央以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将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名单与2006—2011年县级金融机构贷款数据进行匹配，利用不同县域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时间的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首次从实证上发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对县域中小企业贷款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将会显著降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但不会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贷款。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立提高了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但未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产出的显著提升。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融资能够通过挤出中小企业贷款这一渠道对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本文的发现对今后一个时期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和进一步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构建寡头市场竞争模型对经理人相对绩效评价（RPE）如何影响企业并购行为进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RPE实施与强度的增加将抑制具有协同效应的并购行为。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可以减弱这种负面作用。实证研究中，本文利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年与2008年发布的中央企业绩效评价管理改革的文件作为企业实施相对绩效评价的外生事件，对RPE影响企业并购的效果进行双重差分估计。与理论模型的结论一致，实证研究发现RPE抑制了国有企业并购行为的发生，同时国企并购对提升公司价值的积极作用随着RPE的实施与强度的上升有所减弱。基于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手段以及行业竞争程度的上升可以减弱这种抑制作用。本文为当前国有企业经理人绩效考核机制设计及其经济后果提供了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内容提要：本文为中国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3年）提供了一套科学的匹配方法，并由此梳理了中国企业专利申请行为的5个特征事实。从中可以发现，2006年似乎构成了中国企业创新模式转换的分水岭，因为专利申请在企业规模、地区和行业维度上的集聚性以及出口企业对非出口企业的相对优势，都以此为界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受此启发，本文以准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这一重大创新政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纲要》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数量、专利质量以及TFP水平的提升，但在规模、地区和出口状态维度上却没有导致企业创新上的异质性效应。对2006年之后新进入企业与全样本企业的对比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趋势主要是由《纲要》实施后新进入企业的异质性所导致的。

  内容提要：本文将国际生产体系下的全球价值链（GVC）和国内生产体系下的本地化产业集群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率的互动机制，并在全方位测度企业GVC指标包括分工地位、上游环节参与度、下游环节参与度的基础上对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GVC分工地位越高的企业生产率亦越高，但通过阻滞资源互通与能力互仿“双壁垒”而实施的战略隔绝弱化了本地化聚集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溢出。从GVC不同嵌入方式来看，GVC上游环节参与度越高的企业与本地产业集群的空间关联度越弱，而GVC下游环节参与度越高的企业与本地产业集群的空间关联度越强。深入分析集聚三种空间外溢渠道后发现，主要通过劳动力蓄水池和知识技术溢出，企业不同GVC嵌入方式与产业集聚呈现了异质性的生产率互动效应，形成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上游嵌入者-下游嵌入者”与国内生产体系互动的二元分割结构，而中间投入共享并未发挥作用。

  内容提要：本文将信息监管技术引入传统的“AS逃税模型”，从征税能力提升的视角为当前“减税难降负”的现象提供了合理解释。文章借助“金税三期”工程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16年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和双重差分的估计方法，研究发现：（1）信息监管技术的进步有效压缩了企业的逃税空间，降低了企业的逃税程度。（2）异质性的分析表明，信息监管技术的进步对逃税动机更强的民营企业、征管弹性更大的地税企业以及信息监管难度更高的征纳合谋企业影响更大。同时，信息监管技术进步对企业逃税的“打击效应”更多的作用在企业所得税上，而在财政收入目标设定更高的地区，“金税三期”工程的政策效果也更为明显，说明涉税信息监管能力的提升能为地方政府完成财政收入任务提供便利。（3）拓展性分析还发现，信息监管技术的进步推高了企业的实际税负、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减缓了企业资产的扩张速度，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前减税政策的红利。此外，信息监管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为降低企业名义税率、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提供了空间。

  内容提要：基于汽车之家的微观数据和2015年10月开始的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本文运用倍差法考察了车辆购置税的税负归宿，并分析了汽车的车辆购置税和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发现：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优惠的85%为消费者所得；汽车销售价格对税率变化的调整非常迅速；尽管消费者获得了减税优惠的70%以上，但是购置搭载了升级发动机（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消费者获得的减税优惠明显更少；购买外国品牌汽车的消费者获得的减税优惠更多；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未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这些结果表明，我国车辆购置税的税率变化能有效传导到价格，其对消费和环境保护的影响是可期的。作为从价税，车辆购置税的税负归宿为我国间接税税负归宿提供了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从监管机制的视角对比分析了平台市场中政府和平台企业不同的监管方式对卖家质量选择与监管激励的影响。本文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监管模式：（1）政府直接对卖家进行单一的公共监管；（2）平台企业对卖家进行单一的私人监管；（3）政府和平台企业对卖家进行协同监管。通过对比三种监管模式下的均衡结果以及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发现：对于单一监管模式，如果平台市场规模较大，平台企业私人监管下的商品质量将高于政府公共监管的质量水平；对于协同监管模式，如果平台企业承担的连带责任较大，政府与平台协同监管下的商品质量将高于任何一种单一监管模式。另外，政府与平台的监管力度并非简单的互补或替代，两者间的关系取决于处罚强度、平台规模、连带责任等参数。最后，从监管激励角度上看，对卖家处罚强度并非越高越好，存在一个适中的强度能够最大化并且最优地协调政府和平台的监管力度。

  内容提要：当多方参与者面临资源互补的协调博弈时，尽管各方利益一致，以往研究却发现参与者往往最终都选择不付出资源，从而整个集体陷入协调困境。本研究创新地设计了一个可以利用这些未付出的资源改善协调困境的额外兑付机制：允许参加者在博弈之前使用他们在协调博弈中不打算付出的资源，并以此为信号进行正向归纳，从而使得各方能够协调一致。通过对照实验，本文证实了该机制对改善协调困境效果显著。存在机制干预的小组协调成功的比重达到了91.7%，相比对照组提高了50%。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两个辅助实验进一步确认了机制的作用。本文证实了正向归纳在改善协调困境方面对人群整体有着很好的效果，同时机制中发送信号的成本基于结果而变化的特点也能较好地激发参与者发送信号的意愿。本文提出的机制有着实施简单、适用限制较少的优点，具有较好的现实应用意义。

  内容提要：动态搜寻理论的经典观点认为，失业保险金会降低失业者的求职努力，因而学术界一直质疑失业保险政策的有效性。但在社会实践中，促进失业者再就业又是中国等众多国家失业保险政策的主要目标。针对这一分歧，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考察了失业保险金对失业者求职努力的影响，展示中国失业保险政策在促进再就业方面的显著效果。本文的渠道检验发现，失业保险金通过补贴搜寻成本进而提高了搜寻成本较低的失业者的求职努力。同时，数据还显示中国失业保险政策促进效应存在关键性拐点，随着失业保险金水平的提高，失业保险金对求职努力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当失业保险金超过拐点时，会开始抑制失业者的求职努力，而中国目前的失业保险金水平还在拐点以下。本文的发现(尤其是补贴搜寻成本的渠道发现)拓展了动态搜寻理论，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