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处于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转变的关键阶段。新工业革命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构筑新动力、促进包容性发展和提升人类社会福祉的同时，也将重塑国家间竞争格局，为后发国家的竞争与赶超提供窗口期。面对新工业革命的冲击，只有坚持开放和多边主义，以多边规则基于公平对等原则进行约束和引导，各国才能共享工业革命的红利，有效应对工业革命的挑战。这决定了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主流方向和主导逻辑必然是多边主义，而不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诸如WTO等现有多边组织的改革，必须在坚持多边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推进。

  内容提要：一个文明在世界上影响力的重要测度是其经济活动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因而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影响力以及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进行长时段研究。已有研究大多引用麦迪逊估算，其准确性值得商榷。本文应用国际学术界前沿的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得到的最新世界各国GDP数据，结合中国原始历史记载，大幅校准了基于麦迪逊人均GDP猜估值得到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重新认识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研究发现：第一，公元1000—1978年，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的比重先升后降，峰值为1600年的346%，而不是麦迪逊估算的1600年和1820年两次高峰，1600年346%的峰值高于麦迪逊329%的最高峰估计。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的比重断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年分别仅占52%和49%。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迅速恢复，2017年达到182%。第三，以人均GDP衡量，中国从18世纪上半期开始，生活水平开始落后于主要欧洲国家，中西大分流已经出现，而非加州学派认为的工业革命后。本文研究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的是自公元1600以来中国经济的首次历史性复兴。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1978—2015年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增长核算法，测算了市场潜能、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978—2015年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34.86%)，市场潜能次之(34.55%)，再次是TFP(22.03%)，最低是劳动力(8.56%)。根据“克鲁格曼质疑”的界定，对中国“增长奇迹”贡献率最大的是“灵感”因素，贡献率为61.93%，“汗水”因素的贡献率为38.07%。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主要依赖于“汗水”，其贡献率达62.03%。但“汗水”的贡献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降，1990—2000年为52.41%，2001—2015年快速下降到21.93%，而“灵感”的贡献率开始占主导地位，达78.07%。就区域差异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灵感”，欠发达地区更依赖于“汗水”。本文的核心结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创造“增长奇迹”是高投入增长和高效率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依赖于“汗水”与“灵感”的双轮驱动，且越来越依赖于“灵感”。该结论并不支持“克鲁格曼质疑”，且认为由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和商品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等“灵感”因素的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关键词：经济增长 空间相关性 克鲁格曼质疑 要素贡献率

  内容提要：历史和国际经验表明，长期中老龄化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较为严重的冲击，由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因此很有必要探寻应对老龄化的有效之策。本文通过构建含有人工智能和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主要通过三条机制应对老龄化的冲击，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一是提高生产活动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程度从而减少生产活动所需的劳动力，二是提高资本回报率从而促进资本积累，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数值模拟结果进一步显示，人工智能可以较好地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而且其效果明显优于延迟退休政策。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来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不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政府部门一方面需要为人工智能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需要事先防范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失业和收入分配失衡等问题，确保经济与社会的平稳运行。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研究如何在金融风险测度中对关键性隐患——不确定性进行适度的量化分析以有效增强风险管理的审慎性。首先直观呈现“不确定性”的概率统计表现，分析其引致风险或危机事件的必然性与严重性。进而，以广泛使用的风险管理方法VaR与ES为例全面回顾与分析相应领域的技术发展历程，揭示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基于概率统计领域的国际前沿突破与相应参数估计方法的创新发展，系统性提出兼容无穷可能不确定性分布的风险审慎管理模型GEVaR与GEES，进一步地，通过与公认最有效的风险测度方法相比较，证实纳入概率分布不确定性的风险管理模型的敏锐性与审慎性，以及对中国现阶段高波动率、相对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市场特征的适用性。

  内容提要：互联网金融投资者情绪（IFIS）和互联网理财产品回报的互动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互联网金融投资者情绪对互联网理财产品市场回报独特的影响机制，创新性地分别采用四个类股市指标表征IFIS的直接作用、六个反映互联网金融特征的指标表征其间接作用，协同构建互联网金融投资者情绪指数。应用从2014年1月到2017年12月的Wind数据库和网贷之家数据库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IFIS与互联网理财产品回报之间呈负向关系，并且IFIS造成的系统性风险独立于宏观经济与其他互联网理财产品市场系统性风险，会额外通过互联网理财产品价格波动影响预期收益，得到风险补偿，这与基于股市投资者情绪的研究结果一致。IFIS对互联网理财产品回报呈现单向因果关系。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与国内外股市投资者情绪相关研究的结论相反，IFIS与由类比IPO数量而采用的新增平台数量呈负向关系，这可以通过互联网理财产品市场阶段性监管政策得到解释。本文结论稳健，为研究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理财产品市场以及互联网金融投资者行为提供一个新工具。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中国明朝至1990年各个城市的族谱数据测度宗族文化，并构建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融资约束KZ指标，研究后发现，地区内的宗族文化越浓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信任、信息交互和道德规范是三条潜在的影响路径，并且在经历行业危机的冲击时，前述影响更明显。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更多宗族成员参与企业的股权融资，企业可以依托宗族从上下游获得更多商业信用，但并不能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取更多的信贷支持。并且发现，对于在当地拥有较大宗族势力以及在本地经营的企业家而言，宗族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而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结构变迁会削弱宗族文化的影响。最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企业的融资成本更低。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探索官员偏爱籍贯地发展现象背后的机制。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当官员关注其籍贯地发展时，资源在竞争性的要素市场上将向其籍贯地转移，从而出现籍贯地偏爱现象。在实证上，本文把1998—2013年间制造业企业样本在县级层面加总，识别出制造业资本从省内其他地区向省级官员的籍贯地转移。具体而言，省级官员在任期间，其籍贯地的制造业资本平均增长约15%，制造业企业数量增长约9%，进入率提高约4个百分点，退出率下降约13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的平均资本规模则没有显著变化。本文还发现，随着制造业资本向籍贯地转移，无论是采用工业总产值还是夜间灯光亮度度量，籍贯地的经济增长快了约2%。这些发现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预期，揭示了籍贯地偏爱现象是官员通过资源转移影响经济发展的特例。

  内容提要：高杠杆和短债长用是企业面临的两大核心债务问题，本文将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2000—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分析其对企业绩效和债务风险的影响，并首次考察了两者的交互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杠杆率降低了企业总资产回报率并提高了债务风险，但有利于提高净资产回报率，构成企业杠杆融资的微观基础；短债长用既不利于企业绩效又提高债务风险，且加剧了债务风险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反映了企业融资期限约束下的被动选择。第二，短债长用与杠杆率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弱化了杠杆率的积极作用，强化了杠杆率的消极影响，恶化了企业的风险融资体征和破产风险。第三，杠杆率与短债长用通过增加企业财务成本和降低研发投入两方面恶化企业绩效。第四，上述影响存在一定的企业异质性和长短期差异。本文为杠杆率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经验证据，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学理支持。

  内容提要：本文以2002—2016年间88家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考察了中国商业银行贷款拨备计提行为的周期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商业银行贷款拨备计提行为存在明显的顺周期性；这种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时期会传导至信贷市场从而放大信贷供给，但在经济下行时期由于受到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贷款拨备行为对信贷供给的影响甚微。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下，银行竞争程度对银行贷款拨备与信贷关系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文的研究为商业银行全面竞争新时代下建立前瞻性拨备制度，完善贷款拨备监管提供了理论支持。

  内容提要：中国高铁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本文使用2000—2011年中国高铁、海关、工业企业和城市等数据，将开通高铁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贸易成本变动视角，考察中国高铁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开通高铁城市的企业出口提高了12.7%。借鉴Faber（2014）构造“最小生成树”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始终成立。在机制研究方面，参考Donaldson & Hornbeck（2016）和Lin（2017）的方法引入和计算“市场准入”，发现开通高铁通过降低固定贸易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异质性分析发现，开通高铁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对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时间敏感性产品、东部地区城市和高铁直达港口的城市出口促进作用更大，对企业出口的有效影响范围约是高铁站到其所在城市中心30公里的道路距离。本文研究为优化中国高铁修建规划和促进企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内容提要：虽然惩罚可以维持合作的演化，却给惩罚者带来自然选择的适应性劣势，从而形成新的演化之谜。人类在漫长的发展中逐渐演进出各种巧妙的协调性惩罚行为，这无疑会降低惩罚成本或增加惩罚力度，当它们改变惩罚行为的成本劣势，使其达到成功演化的阈值范围时，反对惩罚的选择性压力就消失，从而可以支持利他性惩罚在大规模群体中演化。本文不再遵循惩罚者同质性假设，从而能够讨论各种协调性惩罚对群体合作秩序演进的影响。本文构建动态演化模型，模拟了人类祖先的一个典型狩猎采集社会，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设置了各种协调性惩罚的环境，并对比分析了它们对合作演化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在规模较大的情况下，非协调性惩罚很难维持群体合作的演化，而协调性惩罚则会明显提高群体合作水平，特别是在一致行动和权威惩罚的情景中，群体可以实现高水平的合作。

  内容提要：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对于保障能源安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和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清洁能源发展对二氧化碳减排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清洁能源发展能否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和相关学者关注的焦点。为了回答这两个关键问题，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1979—2016年的真实数据和2017—2030年的预测数据构成的面板数据，运用非参数可加回归模型深入探究清洁能源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单纯从线性角度来看，清洁能源发展没有起到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清洁能源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二氧化碳减排和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也是有限的。非线性结果表明：在不同发展阶段，清洁能源发展对东中西三大区域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因此，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应该根据清洁能源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的不同作用、因时施策，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发展在二氧化碳减排和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