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大规模工业化接近尾声，依赖政府干预的传统增长方式效率下降，工业化时期的诱致机制逐步失灵。通过改善结构条件、提升产业链接强度和投入产出技术效率乘数，有效率的服务业发展将推动TFP提升，为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提供动力。本文首先计算了基于消耗系数的投入产出关联强度和基于产业链接强度的技术效率乘数，以此为基础对转型效率问题给出了分析。本文进而运用反事实估计和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结构效率补偿的路径，发现消除行业要素配置扭曲可提升44%的产出。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开放和竞争环境下，中国制造业具有自我矫正能力，而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扭曲严重，资本和劳动要素错配制约了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现阶段服务业的扭曲和要素错配不但很难提供效率补偿，而且还对实体部门效率提升造成了挤出；中国需要创新体制机制以消除要素配置的扭曲，推动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一个马克思两大部类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结合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两大部类模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公式以及利润率平均化等理论，创新之处是考虑了两大部类的利润率平均化，在生产过程中引入了固定资产投入，并设定了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再结合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推导得到两大部类社会总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增长公式，还应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中的重要假设和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支持劳动者实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比例增长、劳动生产率与生产资料数量同比例增长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等模型设定。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确实存在“生产资料部类优先增长”的规律，而用市场价格计算的一般利润率在多数时间保持相对稳定。

     内容提要：考虑到货币政策与杠杆周期和房价之间的内生性关系以及货币政策所呈现出来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房价和银行信贷的局部均衡模型，并首次设计了时变参数结构式模型实证分析我国1996年一季度至2016年四季度的货币剩余、利率、杠杆周期与房价之间的内生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盯住杠杆目标的政策偏好均存在适时调整迹象；但次贷危机以来两种类型货币政策均具有显著盯住房价目标的政策取向。从政策效果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管控房价和杠杆率上更为有效，央行可以进一步强化数量型货币政策执行力度；同时需要发挥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去杠杆中的作用，因目前利率通过资金成本影响房价的传导渠道并未顺畅，这也进一步制约了其在管控房价上的功效；而且从长期看，价格型货币政策盯住杠杆目标并未保持永久为正。此外，利率在调控两类目标的政策效果上均只有短期效应，缺乏长期持久性，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许多政策不具长期连贯性；另外则是由于缺乏引导民众对诸如房价的合理预期。最后，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城市间的劳动力配置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各线城市规模的问题。沿用Hsieh & Moretti（2018）的思路，我们将中国经济的增长来源分解为两部分：各城市加总TFP的增长与城市间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改善。利用中国261个城市的数据，我们发现，在2001—2010年间，中国城市间的劳动力配置效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带来了约234%的年均增长率。考虑其对劳动力配置优化的作用后，一线城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率要高于其GDP直接影响总产出的名义贡献率。反事实测算的结果表明，一线城市的规模过小，其他各线城市的规模过大。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力配置 城市最优规模 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提高劳动所得在GDP中的份额和让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拓展Blanchard & Giavazzi(2003)的研究构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模型，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首次从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的双重视角重新考察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决定机制和传导路径，结果显示：(1)“市场竞争效应”通过技术偏向和资本深化两个渠道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2)“制度质量效应”通过垄断定价、融资约束两个渠道同样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但通过劳动谈判能力渠道能够直接遏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间接缓解垄断定价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作用；(3)目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导机制是“市场竞争效应”，主要渠道是技术偏向和资本深化,进一步下降的动力仍然存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的前提下，加速转变技术发展战略和加快改善制度环境，重点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和提高劳动谈判能力。

    内容提要：如何有效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整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关系、持股比例与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数据，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细分为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结构两个层面，考察政府放权意愿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放权意愿越高，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和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的比例均显著越高，表明政府放权意愿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进一步地，在股权结构维度，政府放权意愿对于不同行政层级和不同行业竞争程度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均具显著促进作用；而在高层治理结构维度，这种促进作用仅在地方国企和竞争性国企中显著存在。本文对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丰富了政府放权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内容提要：中国科技创新困境突出表现为科技创新投入的大规模增长，并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是识别政府支持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两类研发活动中的不同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本文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科技创新困境确实存在：科学研究在短期内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没有直接影响，技术开发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2）异质性研发导致了政府支持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政府支持科学研究在长期内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促进作用，政府直接支持技术开发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促进作用。（3）政府支持研发活动的作用机制为：当政府支持力度超过阈值时，科学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尽管政府直接支持技术开发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没有促进作用，但适度支持仍然是必要的，政府支持力度在合理范围内，可弱化技术开发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反之会强化这一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政府支持要有针对性，应大力支持科学研究，放手技术开发于企业和市场。这样不仅可以规避异质性研发产生的不良后果，且有助于破解中国科技创新困境。

    内容提要：产业政策在向扶持企业提供资源要素，为扶持企业多元化经营创造内在条件的同时，亦可能引致非扶持企业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成为非扶持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外在驱动。那么，产业政策到底促进了扶持企业还是非扶持企业更趋多元化经营？本文基于2002—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并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受扶持企业，非扶持企业更趋多元化经营，且其通过多元化经营更多地涉入了产业政策所扶持的行业；探究现象背后的成因在于，非扶持企业获得显著更少的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而非扶持企业涉入受扶持行业的多元化经营弱化了非产业政策扶持引致的资源受限；基于企业价值与产业生产率的纵深检验发现，非扶持企业涉入扶持行业的多元化经营在抑制企业价值降低的同时也利于产业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在帮助我们理解新兴市场国家广为盛行的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同时，也为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内容提要：现有关于资源丰裕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更多强调自然资源与纯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往往忽略了资源丰裕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本文利用地级市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构造绿色经济增长评价指标，进而实证考察了资源丰裕程度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和传导途径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资源丰裕会对该地的绿色经济增长造成“诅咒”，主要是由于经济分工以及伴随而来的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加上提高资源环境效率的激励不足，资源丰裕城市在实现绿色经济增长方面会逐步处于劣势。在传导途径上，主要是通过挤出科技研发投入和对外贸易，并提高第二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进而对绿色经济增长造成负向影响。本文为考察经济绿色增长转型以及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内容提要：本文对《巴黎协定》中我国能源与气候目标进行量化评估，考察了碳定价和非化石能源政策驱动下，未来碳排放、能源消费及经济产出（GDP）的演化趋势，得到了实现碳达峰目标、非化石能源比例目标和碳强度目标所需的政策措施与成本，并基于此分析了三种目标和两种政策的协同关系。结果表明，为实现上述目标需采取进一步的政策措施，碳强度目标相对最易实现，碳达峰目标次之，非化石能源比例目标相对最难达成。碳达峰目标的实现路径和成本因政策选择不同而具有显著差异，碳定价和非化石能源补贴的混合政策可以较低成本实现上述目标。特别地，50元/吨CO2和30%非化石能源补贴政策组合可同时实现上述目标，年度GDP损失区间为07%—12%，均化水平为087%。建议我国未来进一步采取减排措施，强化能源与气候目标的协同设计，充分利用碳定价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政策组合优势。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生命价值理论，结合享乐主义工资模型，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2010）与《安全生产统计年鉴（2009年）》的匹配数据，测算了2010年中国劳动者统计学生命价值（VSL）区间，并与近年我国企业实际负担的职业伤害成本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劳动者的统计学生命价值与计量模型选取、变量内生性控制以及劳动者个体收入特征等有关；无论采用参数方法（线性或非线性）、半参数方法或者非参边界分析方法，均表明我国劳动者的统计学生命价值要远远高于因工死亡的实际补偿。职业伤害成本的低估引发了现阶段的不可承受之重，“外在于全社会共同承担”的职业伤害成本要远高于企业承担的实际成本。据此，本文建议：动态调整我国劳动者因工死亡的补偿标准，将现有“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属的一定生活水平”的补偿目标转化为“补偿性提升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水平”，通过提升劳动者因工死亡的标准倒逼我国当前的安全生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