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外需萎缩和工业增加值减速的背景下，宏观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而基建投资加速、房地产价格高企、地方政府债务攀升等现象相伴而生。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土地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机制，强调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关键性作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转变是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外部冲击导致以“招商引资”为基础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持续，地方政府逐步转向以“基建投资”为依托的“土地金融”模式，其代价是房价高企和地方政府债务快速攀升。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放松地方政府举债约束和刺激房地产市场等宏观调控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放大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解释了金融危机后基建投资加速、房地产价格高企、地方政府债务攀升和经济增长率温和下滑等一系列宏观重大现象，为理解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的重大战略举措，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是妥善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工业行业1998—2016年技术进步的方向进行测度，发现2011年以前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相对提高了资本的技术效率以及边际产出，而在2011年以后技术进步由资本偏向转变为劳动偏向，这也是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U型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理论研究表明：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是导致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方向发生改变的重要因素。当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较大时，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以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主，更加偏向资本。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中国逐步走向自主创新道路，技术进步会更偏向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更为丰裕的劳动要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时，经济开放程度是决定工业行业技术进步方向的关键因素，会通过促进资本增强型技术并抑制劳动增强型技术的方式，使技术进步偏向资本。而当技术差距缩小后，研发投入成为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并且会使技术进步偏向劳动。因此，为进一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需要更加鼓励自主创新，注重引进人才和提高劳动者技能，促进劳动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

  内容提要：本文将人力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利用多部门核算框架将经济增长分解为部门绿色生产率提升、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改善和要素禀赋积累，并依据地区真实产值条件分布的相似性引入异质性增长路径，从而重新估计了中国绿色经济增长源泉。基于2001—2015年省级三次产业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内部存在差异化的生产函数，拒绝所有省份遵从相同增长路径的传统假定，而且增长路径随时间推移发生了模式变迁；第二，中国绿色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是要素禀赋积累，其次是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改善，两者增速下滑是导致 2011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的根本原因；第三，忽略增长路径异质性会低估要素禀赋积累的贡献率，并高估部门间要素配置效率的贡献率。本文结论表明，提升资本投资效率和克服要素市场扭曲是维持中国绿色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进而对于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遭遇不利冲击后总能够较快恢复增长。本文尝试基于目标对冲效应给出一个可能的解释：中国施行目标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当遭遇不利冲击时，经济向下偏离当年增长目标，政府迅速实施目标导向政策，对冲不利冲击的负面影响，从而经济较快恢复增长。本文贡献了一个识别目标对冲效应的方法，采用洪水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发现：在2001—2016年间洪水对当年经济的负面冲击约为107个百分点，目标对冲效应约为111个百分点，对冲了洪水冲击的负面影响，经济快速恢复增长。本文还发现，遭受洪水的城市当年增加财政支出约1个百分点、减免税负规模约15个百分点、提高信贷规模约5个百分点。这些发现是稳健的，揭示了目标对冲效应在经济平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内容提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经历了一段影子银行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中国影子银行的融资规模在近十年内也增长了接近十倍，这是否暗示着中国影子银行发展背后可能隐藏着足以引致危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理解与测算上述风险，本文构建了可以刻画中国影子银行结构与挤兑危机事件的DSGE模型。基于估计后的理论模型，本文运用冲击历史方差分解方法考察了影子银行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结合非线性的银行危机模拟方法测算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以及检验影子银行监管政策的风险防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部门间的金融创新冲击是导致影子银行迅猛发展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的根本原因；在上述冲击驱动下，中国从2007年开始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于2011年与2013年到达峰值，分别对应了两次“钱荒”事件。随着2014年影子银行监管的不断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迅速下降，并在2017年降至较低水平。本文反事实的政策模拟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影子银行监管在风险管控方面的效力，但监管政策的实施会导致资源错配、降低长期产出水平。本文基于实际数据的反事实测算结果显示，在上述历史峰值时点，监管政策每降低10%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将导致长期产出减少0.18%左右。

  内容提要：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尝试将企业“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以数据互联共享和税务信用贷款为基础来缓解这一难题，实施推广了“银税互动”政策。本文基于2015—2017年浙江省的小微企业月度动态调查数据库，考察了银税互动政策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显著提高了小微企业平均的银行贷款可得性与贷款额度，贷款成本的下降在开展初期并不显著，在后期有所显现。享受这一政策红利的主体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平均而言没有明显受益，但其内部的信贷分配有显著变化；银税互动信贷配给更偏向政策前无贷款、流动资金不足的企业；纳税信用评级为A、纳税额高的企业更容易受益。此外，银税互动的效果随银行密度和银企距离显著变化，意味着银税互动政策的效果与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有关。政策效果还会随当地经济发展而变化。这些发现为“以税增信”这一新思路以及政策实践的可行性提供了事实依据和完善方向。

  内容提要：从“中国之制”看“中国之治”。边界污染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探讨了中国情境下的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的微观治理效果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设立跨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后，边界企业污染排放显著减少，说明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对边界污染有显著的治理效果。作用机制检验证实：在财政压力大的地区以及企业为“税收大户”时，环保督查中心的作用效果更明显，说明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在地区层面缓解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边界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增加污染物处理等长效机制实现主动减排。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实行自上而下的环境垂直监管有助于解决边界污染问题。本文为中央垂直管理体制治理边界外部性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微观经验证据。

  内容提要：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语言影响个体决策的认知效应。本文研究语法结构中的将来时态标记（FTR）是否影响股东对未来收益时间的感知，进而影响公司的股利政策。研究发现：首先，在不强制要求区分现在和将来时态（弱FTR）的语言环境中，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较低。其次，控制长期价值导向这一文化维度并未改变本文结论，而较高的股东受教育水平和机构持股比例通过提升股东整体理性程度、缓解时间信息的认知差异，削弱了FTR与股利支付的关系，说明FTR可以通过认知机制影响决策。再者，通过研究在美国发行ADRs的其他国家（地区）样本表明，使用强FTR语言的股东比例上升会使企业提高股利支付率。最后，当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无形资产越多、代理问题越严重，使得企业收益不确定性更高时，使用弱FTR语言的股东会增加对股利的诉求。本文结论在控制其他语言特征与交互固定效应、选取公元前1500年的粮食产量作为工具变量和以1997年香港回归事件构建DID模型等内生性检验下仍然成立。本文实证检验了语言的认知效应，为单一制度背景下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内容提要：因假定同边用户是同质的，现有双边市场文献无法解释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平台市场分层运行的现象。本文通过引入同边用户的异质性假定，把Roth提出的市场设计三个关键要素（市场稠密性、拥堵性和安全性）引入Tirole所开创的双边市场理论，为分层运行提供了合理的经济解释。具体地，本文刻画了一个包含同边异质性的平台用户效用函数，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平台企业分层设计的决策模型，得出了平台企业的最优分层设计。本文发现，平台市场的最优分层设计与市场拥堵性、安全性成正相关，与市场稠密性成负相关，并且平台利润最大化时的分层数要小于社会最优时的分层数。相应的政策建议是，针对拥堵性和安全性相对重要的双边市场，监管者应当要求平台企业增加分层数目、优化平台市场的分层设计。

  内容提要：识别和区分家庭住房需求和资产配置受生命周期、代际和时间的不同影响，对于准确把握房地产和金融资产需求的长期趋势，推进相关市场的长效机制建设有重要意义。数据显示：房产在家庭资产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房产拥有率高、占比大，而其它金融资产比例较低；首套房购买者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住房拥有率在40岁前后达到高点；房价对不同代际和户籍身份的家庭有不同影响，年轻人和新移民的购房支出高、房贷压力大。基于上述事实，本文构建了包含人力资本和禀赋异质性的分析住房需求决策的生命周期模型，研究发现：更好的人力资本和初始禀赋对住房拥有和房产配置均有正向影响，但是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教育年限增加了收入，但是推迟了就业和婚育，导致首次购房年龄延迟；在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禀赋提升会增加房产持有，挤出金融资产配置。

  内容提要：中国的高等院校招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明显的“本地偏好”，为解决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育部在2008年出台了一项强力的“均等化”政策，要求“部属高校”将本地招生比例逐步降低至30%以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准实验”来观察中国高校中存在的本地偏好及其后果。本文首次利用中国2005—2015年1189所高等院校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均等化”对高校生源质量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均等化”使得“部属高校”的招生分数大幅提升，有力地推动了所在高校的生源质量，并且，这种生源质量提升效应在本省和外省均显著存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均等化”政策实施后，部属高校调整了招生策略，将更多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外地省份，尤其是那些高分省份，从而产生了“双重结构优化效应”。在进行大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这意味着，“均等化”政策带来了明显的招生名额优化配置效应。根据本文的发现，中国的高等院校“均等化”是保障未来教育质量提升和教育机会公平的一个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