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充分肯定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的前提下，阐释、回答三个问题，即构建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谁来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文认为，坚持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和根本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好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对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研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途径；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单一学科和少数人的事情，而需要多学科共同努力，汇聚广大的学者队伍，共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辉煌。

    内容提要：对于建国初期的新中国而言，比较优势战略实施的门槛限制，以及国家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等客观约束条件内生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本文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基于政府效用水平与重工业发展程度间的一致性，以政府效用为目标构建包含资本密集型部门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动态最优化模型，研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发现：在政府效用最优化的动态路径上，重工业资本存量所占比重随着劳动密集型部门资本产出弹性的上升而下降，相反随着资本密集型部门资本产出弹性的上升而上升；重工业资本存量比重与全社会的总产出表现为倒“U”型关系。基于此，本文求解出重工业资本存量比重的临界值在04左右。

    内容提要：本文在合约理论的框架下首次讨论了包含中央、省级和地方三级政府的财政事权配置模型。将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合约选择问题嵌入到斯塔克尔伯格模型的框架下，中央为领导者，省级为跟随者，能够得到所有事权在三级政府之间的一个完整配置方案。该方案的具体形式取决于三级政府在每个事权上的相对利益诉求，以及利益相关关系。基于上述理论，能够刻画出三级政府在事权配置中的合作、竞争与推诿行为。通过模型拓展，本文还为广泛存在的共同事权提供了理论基础。政策层面上，本文的理论结果可以用于指导系统设计省以下事权配置方案、解决政府间共同事权过多的问题、区分正式与实际的共同事权以明确支出责任，以及在事权法制化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事权配置格局。

    内容提要：现有研究关注了单渠道救助资金的受益归宿，但是忽视了转移支付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本文构造了转移支付亲贫性数量测度方法，并基于2000—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家户数据，从政府-企业-居民间的多层次系统检验了中国转移性体系的受益群体，并探讨了其在缩小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中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来自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间的转移性救助资金都更多被低收入家户所获得，即综合而言，中国现行转移支付体系具有较好的“精准扶贫”效果；(2)分类别而言，政府性救助“精准扶贫”效果相对最好，居民间救助次之，而企业救助弱亲贫；(3)分年度以及分转移支付类别的分析发现，救助资金的边际再分配效应在时间和类别上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表明，走向居民收入平衡增长，提高资金的贫困瞄准效率尤为重要；同时政策引导第三部门的再分配参与也需要重视。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在内的企业资格认定型研发税收减免的可持续性问题。通过广义Heckman选择效应模型以识别减免产生的企业选拔，据此建立内生处理效应模型研究研发税收减免对企业能否持续获得减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选拔和税收激励共同作用下的企业营收规模扩张显著提高了企业下一年度不能持续获得减免的可能性。其作用机制表现为一种盈利约束效应——比例门槛型减免条件和年度持续性投入要求的双重约束下，获得减免企业以营收规模为分母的同期盈利性的下降削弱了企业下一年度持续满足认定条件的能力，最终产生了更高的减免不可持续性。企业资格认定型研发税收减免政策具有可持续性上的自我削弱影响。研究结果为当前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益启示。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新兴产业供给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如何有效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期权博弈理论，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从垄断到完全竞争等一系列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退出与进入市场的最优策略，以及相应的市场均衡和产业发展模式，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府与市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两者的协同效应。具体结论如下：（1）市场风险加剧了企业退出与进入的难度，并对相应成本有“放大”作用。（2）政府的产业政策应随市场情况而定，与市场协同发挥作用。当市场风险较大时，政府通过调节市场风险更为有效，尤其在短期。而在长期，调节退出与进入成本以及企业淘汰率相对更加有效。（3）本文对不同情形下，产业政策所需的时间、产生的效果、产业演化过程进行了模拟，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产业政策量化评估和精准实施提供了依据。

    内容提要：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工作重点。本文从僵尸企业的角度探讨中国企业创新的结构性问题。基于中国专利申请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生产数据，研究发现，僵尸企业显著降低了正常企业（即非僵尸企业）的专利申请和全要素生产率。行业内僵尸企业占比每提高1%，正常企业的专利申请总数降低1%，发明型专利申请总数降低05%，全要素生产率降低241%，并具有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在影响机制方面，实证结果发现，僵尸企业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在资源约束紧的非国有企业、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以及高行业集中度的行业中更为显著，说明僵尸企业通过加剧资源约束、扭曲信贷配置和损害行业公平竞争等渠道影响正常企业的创新能力。文章说明，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可以降低信贷扭曲，减少资源错配，从而促进中国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内容提要：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现有文献多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化视角考察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然而，若将其用于解释同一时期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趋稳环境中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问题，解释力和普适性则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从技术进步方向入手，构建两部门模型演绎有偏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双重效应：一是产业内技术进步偏向性会非对称地影响要素边际产出，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二是产业间技术进步方向变化，会诱致要素跨部门流动和重新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变迁，进而形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再结合供给面标准化系统法和我国三次产业数据，测算有偏型技术进步及其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分解的产业效应和结构效应中，有偏型技术进步均发挥重要作用，多数时期约1/3—1/2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可以归结于有偏型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并且，有偏型技术进步的作用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在1996—2002年期间，有偏型技术进步通过结构效应改变劳动收入份额，而其他时期则主要通过产业效应发挥作用。

    内容提要：本文从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的角度论证了产业升级增进福利的新途径。聚焦工业部门，围绕技术进步构建了衡量城市产业升级的新指标，并首次结合各城市样本期内初始产业结构和基于全国产业发展总趋势度量的该城市产业发展预测值，构造内生产业升级的合成工具变量，更准确地评估了中国地区产业升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升级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从影响机制来看，产业升级这一效应是资源在产业间和产业内优化再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从要素层面剖析发现，产业升级增强了对高技能劳动即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依赖，这种劳动收入的技能结构转变通过拉高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工资、从业人数比重及劳动收入，进而提升了劳动报酬总和在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

    内容提要：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构建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一体化市场，而文化和方言多样性对市场分割具有潜在影响。历史上方言分布与行政区划的高度重叠使得方言多样性对市场分割的影响效应被低估。为打破行政区划带来的因果识别困难，本文利用中心城市及与其接壤的地级市人工合成“城市圈”，实证分析了方言种类对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方言多样性是阻碍国内市场一体化形成的重要因素。在考虑了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由于地方戏曲主要使用当地方言演唱、面对当地居民的特征，本文进一步采用地方戏曲种类作为方言多样性的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城市圈内每增加1种方言，平均而言市场分割程度提高2.42%；相较于单一方言的城市圈，方言数量处于平均水平的城市圈市场分割程度高了近8.23%。本文为理解文化与语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内容提要：实施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提升企业利用自由贸易协定便利性，是当前中国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亟需重点解决的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企业异质性假定的理论框架，分析企业是否选择使用FTA优惠关税进行出口，理论研究表明FTA使用成本是影响企业FTA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会利用FTA进行出口。利用微观层面的出口数据对利用FTA因素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随着商品出口量增加会更倾向于利用FTA出口，而原产地规则限制效应对FTA利用率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测算中瑞FTA使用成本发现，协定生效后使用成本出现逐年下降，但复杂的原产地规则使得部分行业FTA使用成本仍然较高。政府部门提升FTA利用效果，不能仅仅放在FTA的谈判和签署上，还应重点降低企业FTA使用成本，引导更多企业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有针对性地协助重点行业的企业提升FTA使用能力。

    内容提要：产业转型是城市转型的关键。本文在分析了环境规制、资源禀赋对产业转型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中国2005—2016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划分为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两个组，在考虑资源型城市特征指标、将产业转型划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基础上，利用面板门槛回归等方法深入探讨了环境规制、资源禀赋对城市产业转型的门槛特征以及变量间的数量关系。结果表明，对于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高级化，环境规制、资源禀赋均对其存在着显著的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趋于有利，即可将环境规制作为倒逼机制来推进城市的产业转型发展。对于资源型城市特征指标资源禀赋而言，其对非资源型城市的影响并不凸显，但却阻碍了中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