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经济现代化或者说是工业化视角出发，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和政策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已有研究强调新发展格局“双循环”的属性不同，本研究更加强调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新发展阶段后的高水平的自强自立。一是提出了“阶段—模式—动力”的三维理论解释，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现代化新阶段相适应的经济现代化路径，是中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突破“依附性”、具有“替代性”的一种经济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围绕着自主创新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经济现代化战略；二是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内涵是推进高质量工业化战略，实现从成本驱动、出口导向、高速度工业化向创新驱动、内需导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变，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三是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双协同”政策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有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协同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加快形成一种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改革与管理有效协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效配合的政策体系和运行机制。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本文简要叙述了这些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四个基本特征，即人民性、实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不断理论创新。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理论创新的政治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理论创新的思想指引；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是理论创新的思想营养；三大优良作风是理论创新的智慧来源和动力机制。中国共产党风云激荡的百年史，既是新民主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斗争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伟大工程的建设史。展望未来15年，当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远景目标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必将出现更加光辉灿然的前景。

  内容提要：资本跨区域自由流动不仅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还可以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但区域间的非正式制度障碍长期存在。本文借助异地并购这一典型的资本跨区域流动形式，并利用CESS省际双边信任调查数据，研究了省际双边信任对资本跨区域流动及其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收购方所在地对目标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和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均能显著提高地区间并购频率及规模，但仅当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信任程度越高时，企业异地并购的长短期绩效才越好。结果表明，不同方向的省际双边信任对并购行为和并购绩效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信任程度越高，收购方在并购中的交易成本越低，体现在聘请中介机构的需求越小、完成并购交易的时间越短、支付的溢价率越低、并购后的管理费用越少。并且，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最后还发现，与低相互信任模式相比，高相互信任模式地区间的并购频率和规模更大，并购绩效也更好。本文基于中国省际双边信任存在不对称的特点，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丰富了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相关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15年开始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作为政策冲击，实证考察改革对政府性债务与企业融资的影响，并分析了后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基于2014年审计署公布的全国各省、自治区地方政府性债务数据，利用收支相抵方法估算了2007—2017年的中国地级市政府性债务。其次，针对207个地级市与1417家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不仅显著抑制了政府性债务的增长，同时也缓解了企业的融资困境，而且上述结果在替代变量估计、变更估计方法与安慰剂检验中仍保持稳健。最后，机制分析表明，改革主要通过降低融资平台新增贷款来缓解上市公司的融资困境。

  内容提要：现有产业结构变迁文献主要基于恩格尔法则和Baumol效应解释产业结构变迁过程，而基于Baumol效应的模型往往被认为难以独立地刻画农业、服务业和工业三大产业部门完整的产业结构变迁事实。本文将复合CES函数引入到一个经典的Baumol效应模型中，允许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替代弹性存在异质性，从根本上克服了现有基于Baumol效应模型的缺陷，还有潜力解释世界各国普遍发生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基于1978年以来的数据，本文发现仅仅依靠Baumol效应，就可以较好地模拟我国农业增加值GDP占比不断上升、服务业GDP占比不断下降和工业增加值GDP占比高位徘徊的基本经验事实，并且我国工业部门还未明确进入“倒U型”产业结构变迁后半段，因此现在还不能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工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和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后工业化阶段”。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金融机构的真实风险并不一定被外界所知，这种隐性金融风险会导致监管者陷入行动滞后的困境。本文研究表明，如果监管者无法穿透银行的资产质量，那么对银行资产质量过于严格的要求反而会恶化银行的资产质量，诱发银行刻意隐藏风险的行为，导致银行的风险在不被外界察觉的情况下暗中积累，并且，大量本应被银行清算的企业继续存在于市场，成为无效率占据金融资源的僵尸企业。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影子银行快速发展、银行规避监管的方式快速演变的背景下，治理监管规避不仅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避免金融风险暗中积累乃至突然爆发的关键所在。

  内容提要：已有研究指出，广义信任的缺乏会降低企业和居民的金融需求，从而阻碍金融发展，而中国传统宗族文化通行的是有限信任而非广义信任。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宗族依赖内部金融市场的社会规范会导致对外部金融的替代。这是否意味着宗族文化排斥金融发展？本文以银行发展为研究对象，基于家谱数据构建城市层面宗族文化指标，结合银行业分支机构的开设情况，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宗族文化显著促进了银行发展。然后，本文借助2009年监管部门放松中小银行分支机构开设的供给端政策，证实宗族文化对银行发展的包容源于需求端。进一步区分企业和居民需求的结果支持后者。前述发现与信任和社会规范的逻辑相悖。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宗族文化越浓厚，居民受教育程度、金融知识水平越高，进而对银行服务(存款、银行卡)的需求也越多。本文拓展了文化与金融方面的文献，对于理解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洞悉传统文化永不褪色的价值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包含两国的跨期国际货币需求模型，考察货币国际使用的影响因素，并使用2011—2016年间的SWIFT交易数据，对世界主要货币和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世界主要货币而言，更高水平的一体化程度和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助于推动其国际使用。具体而言，贸易和间接投资更有助于提高国际货币的直接使用，而直接投资则更加有助于国际货币的间接使用。对人民币而言，贸易和直接投资同时提高了其国际使用的范围和强度。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在此期间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也显著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中国货币当局只有不断加强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才能推动人民币成为新兴的重要国际货币，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内容提要：富者是否更具有社会责任？向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若在环境治理与技术创新领域，则表现为富者可能更有能力和更富有责任地选择绿色技术，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本文利用2004—2016年中国26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维度构建财富的综合指标，检验了城市财富绿色技术筛选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形成逻辑。结果发现：第一，城市财富会筛选技术，即存在绿色技术自选择效应并呈现自我强化特性；第二，城市财富的绿色技术选择偏好受制于财富性质，财富的来源方式和获取难易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三，城市财富的绿色技术选择偏好源于自我筛选和外在约束的双重机制，财富会诱致技术朝绿色方向演变，而外在约束也会改变财富的选择性偏好。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庭行为的特征事实，构建了新的家庭效用与决策函数模型，融合了“养儿防老”等传统情结，将生育决策、子辈人力资本投资和代际收入转移同时内生化。本文模型兼顾了父辈对子辈的“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考虑了子辈对父辈来讲兼具的“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效应。在这些关键设定之下，模型的理论推导与数值模拟发现：第一，生育政策会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代际收入转移渠道影响代际流动性；第二，虽然生育政策可提高人均产量，但子辈数量受限影响其“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的功能充分发挥，造成资源错配，导致父辈期望效用反而下降；第三，金融市场的完善与开放可以部分抵消生育政策对代际流动性、父辈效用和宏观经济结构的负面影响。本文模型有助于解释2000年以来中国的低利率和技能溢价增长放缓等现象，为全面分析生育政策对社会公平和效率带来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框架。

  内容提要：中国GDP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分别始于1985年和1989年，为了满足经济分析和管理对数据的需求，国家统计局对以前年度的GDP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历史数据进行了补充。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21世纪初以来，中国开展了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每次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都对普查年度GDP核算数据进行修订。为了满足经济分析和管理对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需求，国家统计局对普查以前年度GDP核算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2016年，国家统计局开展了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相应地也对中国GDP核算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本文对中国GDP核算历史数据的一次重大补充和六次重大修订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和阐述。首先，比较详细地研究和阐述了GDP核算历史数据的补充办法；其次，比较详细地研究和阐述了普查年度GDP核算资料来源的变化、基本分类的修订和核算方法的改革以及普查以后GDP核算历史数据的修订情况。再次，简要阐述了研发支出核算方法的改革和相应的GDP核算历史数据的修订情况。最后，阐述了GDP核算历史数据的修订作为今后一项长期的、重要的、规范性的统计工作的重要意义。本文对于研究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问题和政策问题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