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 自由市场作为核心，配之以有限政府、道德秩序作为其相应的基础，并认为这样一种组合将能够在创造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保障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但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对这些理念及组合的论证，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并没有一种逻辑上一致的分析，可以说是各种分析的杂烩。对于自由市场本质的理解，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就持有不同的论证思路和观点。前者的论证基于均衡的概念，而后者的论证则是基于对不确定性的认识。至于这类经济学家基于“一致同意”对有限政府的论证，以及对基于纯粹个人主义社会观的所谓“道德秩序”的追求，却充满乌托邦的色彩。他们以“消极自由”的名义为自由市场提供辩护时，不仅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与自己所倡导的政治自由和道德秩序之间的冲突，而且也与欧美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趋势发生对抗。

    内容提要：资产泡沫通常出现在经济稳定或者繁荣时期，但近几年中国却出现了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与资产泡沫风险不断加剧的衰退式资产泡沫新现象，这给宏观政策带来了严峻挑战。通过构建含有资产泡沫与高债务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对衰退式资产泡沫的形成机制与应对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衰退式资产泡沫的形成机制与传统资产泡沫存在显著差异。衰退式资产泡沫的形成不再依赖于乐观预期与信贷扩张两大要素，核心原因在于高债务下僵尸企业等负债主体过度依赖“借新还旧”的方式来滚动债务，所导致的实体经济低迷与金融体系活跃的分化格局。第二，虽然“双紧”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组合能够有效抑制传统资产泡沫，但不适用于衰退式资产泡沫。“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是更有效的政策组合。第三，治理衰退式资产泡沫时，不能只注重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繁荣，推进实体经济去杠杆以降低负债主体对“借新还旧”的依赖是更为重要的一环。本文研究不仅完善了理论上对资产泡沫形成与应对的共识，也对于中国如何妥善应对衰退式资产泡沫的现实问题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内容提要：在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从时变视角揭示中央银行的偏好行为及其隐含的货币政策信息对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具有关键作用。为此，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的损失函数用以刻画中央银行的偏好行为，通过构建两阶段贝叶斯联合估计方法，研究中央银行的实时时变偏好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更加厌恶经济收缩和通货紧缩，并且这种偏好的非对称性还呈现出显著的时变性；中央银行对实时产出缺口表现出“惯性”偏好特征，但对通货膨胀没有“惯性”反应。进一步对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中央银行的时变非对称性偏好行为受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周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偏好替代效应的影响，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制转换特征。因此，中央银行偏好行为的实时时变分析对货币政策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内容提要：近年来，经济中出现的“脱实向虚”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企业金融投资如何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研究了企业“脱实向虚”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市场、公司和经理人的三期博弈模型，本文发现，上市公司为了隐藏负面信息而持有金融资产会提升企业股价崩盘的概率。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平均而言，企业金融投资每增加1个标准差，未来一期的股价崩盘风险约增加55%个标准差。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投资水平越高的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越高。金融投资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经营风险更高、内部人受监督程度更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发现揭示出了经济“脱实向虚”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一条路径。
    关键词：股价崩盘 企业金融化 脱实向虚 金融市场稳定

    内容提要：根据中国项目招商的特点，本文将产能形成看作地方政府与投资企业的匹配行为，利用搜寻-匹配模型阐明产能过剩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收益分配比例超过其对项目匹配贡献强度，而且这种收益-贡献的不对称性越强产能过剩越严重。同时，本文利用行政审批改革作为地方政府收益-贡献比例差异的代理变量，检验了以上理论结论。实证发现，地方政府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可以显著提高产能利用率，并且中心设立时间越长、层次越高则效果越强。分行业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政府收益-贡献不对称在高国企比重、高垄断性、重工业和严重过剩行业的影响更为突出。本文为产能过剩成因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最优产能判别给出了理论基准，为调控政策提供了新的微观基础和工具选择。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Kmenta近似技术从标准化CES生产函数中推导出包含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TFP增长率函数，系统考察了偏向性技术进步下TFP增长率变化的驱动机制，刻画了偏向性技术进步与要素效率增长、资本深化水平及其增长率的协同效应对TFP增长率变化的作用机制。利用中国工业数据对理论机制的检验表明：技术进步偏向要素效率增长相对滞缓的资本，引发的“资本低效率陷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工业的TFP增长潜力，而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融合推动了TFP增长率增长；相比较而言，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解释了现阶段中国工业TFP增长率的大部分增长。本文为开发和引进有利于TFP增长率提升的适宜技术提供了有益启示。

    内容提要：现有文献对员工的薪酬支付结构如何影响企业产出缺少关注。以养老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险是员工薪酬的重要构成，而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偏高，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是否会阻碍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呢？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附注中特有的“应付职工薪酬”明细科目披露构建指标，以及公司总部所在地法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时间和横截面政策变化构建外生变量，发现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养老保险占员工总薪酬的比重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且这一负向关系仅在员工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中显著。本文还发现，较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增加了企业劳动力成本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同时却降低了员工当期可支配收入。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提高还导致企业创新的下降。本文对当前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特别是如何优化养老保险缴费结构，具有借鉴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2003—2015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际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常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和要素的垄断竞争假设，结合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并加以拓展，探讨要素市场出清条件下要素收益决定机制，构建要素禀赋异质性、工资差距条件下人力资本形成的动态演化模型，实证分析工资差距背景下要素禀赋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1）资本存量的增加不利于人力资本形成，但劳动力的丰裕供给有利于人力资本形成；（2）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对人力资本形成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工资差距显著促进了资本存量对人力资本形成的激励作用，却显著抑制了劳动力对人力资本形成的激励作用。研究表明，由物质要素密集投入转向知识要素密集投入、由粗放型外延增长转向集约型内涵提升的经济发展“新常态”进程中，资本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不如劳动力、工资差距，从资本到人力资本的跳跃还存在不确定性，同时工资差距还和要素禀赋存在异质性的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人力资本形成。

    内容提要：当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进行价格竞争时，一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如何选择？本文从贸易利益和社会福利出发，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的实际，构建了一个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国内中间商出口的双寡头国际市场竞争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理论探讨了一国最优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结果表明，产品质量差异和国内企业出口模式会影响一国最优的贸易政策选择。具体而言，在两国均可以实施贸易政策，两国国内企业均通过其国内中间商出口产品时，若产品质量差异较大（小），一国应该进行出口补贴（征收出口税）；如果只有一国生产企业通过中间商出口，那么在产品质量差异较大的情形下，该国应该采取补贴政策。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贸易政策会影响国内生产企业出口模式的选择。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理论参考。

    内容提要：在研究企业的空间分布时，一个突出的难题在于我们不得不将企业分配至特定的行政区域内，这将空间上的点（企业）转化成了平面上不均匀的黑盒子（行政区），进而破坏了集聚经济的原始状态。借助于新近获取的经纬度坐标数据，本文在连续空间上开展数值模拟进而克服了这一局限。模拟结果显示中国出口企业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种新的集聚模式——出口目的地的本土集聚，即出口到相同海外市场的企业在中国境内呈现出显著的集中倾向。随后我们从出口障碍的视角解释了这一现象，实证结果显示：出口目的地的制度环境越差，出口至该市场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集聚程度越高；另一方面，当目的国的出口障碍变弱时（如与中国存在相同的意识形态或民族语言），出口至该市场的企业在中国境内的集聚程度显著降低。这些证据表明出口障碍对中国出口企业的空间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既为中国出口企业的空间分布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也揭示了出口企业挑战高难度出口市场的一种生存法则。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系统考察A股市场对环保部门披露的企业环境处罚信息的反应，发现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在金融市场途径上是基本失效的。特别地，我们重点对其制度原因及社会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我国在环境立法上所规定的环境违法责任偏低、环境执法上地方政府出于保护当地经济增长放松环境管制并对政治关联企业给以环境“软约束”所造成的环境违法成本过低，是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环境管制的加强能够显著提升投资者的惩罚性反应，而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则起相反作用。在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有效性所依赖的社会环境条件方面，通过对比A股市场和H股市场投资者对企业环境责任的重视程度及对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的反应，我们发现A股市场投资者环境保护意识不足对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在金融市场途径上的失效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媒体报导和环境污染社会关注度的提高都有助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有效实施。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于清代民间公共设施建设的组织者桥会与义渡，系统考察中国本土渊源的公益法人制度及其治理模式，揭示传统时代法人产权的属性与特征。桥会、义渡是一种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的公益机构，其理事会由民间自主推选，自愿担当，负责筹资、兴建、长期维护与运营，管理公开透明，并能完成跨区域协调工作及处理纠纷。它们拥有田地、会金等独立资产，其排他性的法人产权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障。这种法人产权形态也是民间广泛存在的家族、寺庙、善堂、书院及各种会社多样化发展的制度基础，显示了传统社会民间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与制度创造力。它们也成为政府联结民间的纽带与中介，在基层秩序中有效地发挥着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