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为适应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建立了国民账户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20世纪90年代初，GDP取代国民收入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中国GDP核算从初步建立到目前的逐步成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现价和不变价生产核算方法、现价和不变价使用核算方法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目前，仍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包括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方法改革、金融业核算方法改革、支出法GDP核算改革、不变价GDP核算方法改革、季度GDP核算方法改革、地区GDP核算方法改革等。本文对中国GDP核算从建立到逐步成熟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对中国GDP核算历史上的重大改革和发展进行梳理，对新时代中国GDP核算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进行展望。

  内容提要：2015年推出的存款保险制度（DIS）是我国提高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隐性全额存款担保，由政府为问题银行完全兜底，这与美国、加拿大等早期建立DIS的国家差异较大，难以直接借鉴其经验。因此，本文基于后期推行显性DIS的57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从隐性DIS转换到显性DIS对金融危机发生概率的影响，发现显性DIS显著增加了银行退出的概率，同时对金融体系其他部分具有“溢出效应”，能够显著降低非银行类金融危机的概率。这是由于显性DIS仅提供有限保险，减少了道德风险，有助于问题银行退出市场，同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进一步，本文考虑不同设计要素对银行危机与其他金融危机的不同影响，发现对银行部门最优的DIS制度安排，对整个金融体系并非最优。结合十九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求，本文就我国的《存款保险条例》提出了改进建议。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最新发展的“去一”分析法（leave-one-out），对中国177家银行在面临外生冲击时所遭受的期望损失进行了1000万次的模拟分析，由此对各类型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贡献度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银行的个体风险、传染性风险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银行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中，传染性风险占比逐年提高，并且由于较高比例传染性风险的存在，仅满足巴塞尔协议III中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并不足以保证将我国银行违约率控制在0.1%以内；同时，进一步分析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是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诱发者。此外，银行资本的增加能够减少金融机构受到的损失，从而显著降低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而银行间负债规模和杠杆倍数的提高将加重银行面对外部冲击时的期望损失与风险传染程度，从而显著提高了银行业整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内容提要：本文将系统性风险测度指标分解为长期均衡趋势项以及均值回复扰动项。基于风险指标的长期均衡趋势项，本文首次构建了以人口结构特征决定的系统性风险测度指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结构中青年—中年比率与基准利率以及系统性风险违约距离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进一步依据基准利率的长期预测值，计算得到三种不同压力情景下的系统性风险边界，作为监管部门的监管边界。最后，根据联合国人口报告中提供的2100年人口结构数据，本文首次对我国系统性风险进行了超长期预测。模拟结果表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将会导致我国较低的基准利率水平，从而产生较大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预防过度老龄化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刻不容缓。同时，监管当局应当紧盯人口决定机制下的上下边界，避免非预期违约事件的发生。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提出了一种同时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股市系统性风险估测方法（命名为宏微观混合β估测方法），并与现有模型比较，证明忽略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的已有方法会显著低估系统性风险，同时显著降低样本外预测精度。其次，证明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因素在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方面均有决定作用：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均能有效地降低我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最后提供了股市系统性风险价格的结构转换的检验方法，发现2009—2015年中我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价格存在着2012年2月与2014年9月两个主要结构转换点，相应的两个主要系统性风险结构转换点则为2012年8月与2014年12月。

  内容提要：股票市场参与是家庭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本文实证研究了农村成长经历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城镇居民，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居民的股票市场参与率显著较低，且这一关系不能够被社会互动、信任水平、金融知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风险态度等因素的差异所完全解释。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村成长经历会使直接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降低约5个百分点，使参与股票市场（含持有基金）的概率降低约6个百分点。进一步地，开放性人格特征的提升能够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居民股票市场参与的负面影响。这些结果可能对于理解我国居民的股票市场参与行为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DSGE模型在考虑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等特征基础上研究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影响的差异性，并重新估算我国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国有经济及非国有经济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大于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国有经济的乘数效应均大于对非国有经济的乘数效应；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对政府支出乘数有显著影响，长期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关于金融摩擦呈单调递减态势。当不考虑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时，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与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较大；纳入企业异质性和金融摩擦特征后，政府支出乘数明显变小。

  内容提要：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的追踪数据，本文分析了个人所得税（含社保缴费）、公共转移支付对再分配效应中的垂直效应、经典水平不平等效应及再排序效应的贡献。此外，文章还研究了转移支付的反贫困效率。结果显示：养老金划入政府转移支付时，城市、农村收入不平等下降的程度比养老金划入市场收入时更大，农村财政前、财政后收入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城市。养老金归入市场收入情况下，转移支付中再分配效应最大的贡献因子是低保。养老金划入公共转移支付时，转移支付中再分配效应最大的贡献因子是养老金。中国90%以上的再分配效应是通过公共转移支付来实现的，税收和社会保障缴费在再分配中的作用不到10%。从政府转移支付的各种类看，特困户救助、五保户补助、低保等类型的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的瞄准较好，其减贫效率相对较高，溢出效应相对较小。把养老金划入公共转移支付进行敏感性分析时发现养老金反贫困的溢出效应最大，养老金制度在反贫困方面还有待优化。

  内容提要：本文以地方政府行为为切入点，探究全球化过程中FDI的流入通过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进而评估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两个内在传递机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额度。基于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全球化背景下，FDI的进入会扩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且FDI对收入分配的总影响有近一半是通过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这两个渠道间接实现的。通过贡献分解可知，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在FDI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平均相对贡献分别为5%和40%左右。FDI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降低企业实际执行的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对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流产生异质性冲击，是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为抑制FDI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强化对地方政府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的监管应成为重要选项。

  内容提要：基于服务业占比、服务业增加值以及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三个维度进行度量的中国服务业增长区域失衡状态正愈演愈烈。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IPR）实际强度与“最适强度”偏离度的视角解读了中国服务业增长区域失衡的理论机制，并借助于不同的计量模型开展间接论证和直接论证，基于多样化知识产权保护指标和基于服务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多次回归均得到了较为稳健的研究结论。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服务业增长，而且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尚未达到理论上的“最适强度”；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各自理论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中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与自身“最适强度”的偏离度较大，导致中西部地区原先落后于东部地区服务业增长的劣势进一步加剧，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失衡越发严峻。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分析，揭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逻辑矛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采用的是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扩展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是经济理论重构最有前途的方向之一。沿着亚当·斯密、杨格和杨小凯等先驱开辟的道路，受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道德经》和唯物辩证法的启示，本文通过引入群体行为假设，实现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结合，发展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建立了一个融发展和结构、增长和分配为一体的研究框架，明晰了市场结构的内生演化机制和市场经济的局限性，给出了劳动分工状态的计算公式和收入的概率分布，得到了价格期望值的演化方程。通过定性和数值模拟分析，揭示了市场规模、交易成本、群体行为对国民福利增长的重要性。

  内容提要：本文将互联网应用扩张，解说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全面融合对消费、投资、生产、服务、健康和生命等领域的影响和作用过程，将“数据与数据对话”理解为未来一切都由大数据解构或人工智能主宰，从而出现大数据思维取代只依据部分信息进行因果思维的情形。通过对互联网应用扩张的分析有以下结论：人类社会已开始从“人与信息对话”进入“人与数据对话”，并在未来会过渡到“数据与数据对话”的时代，这要求微观经济学基础有适应这个时代的创新；针对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偏差，可考虑把行为主体划分为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两种类型，以偏好趋同化、认知趋同化、效用期望等待这三个概念来描述投资和消费选择的实际；互联网应用扩张正在导致资源配置机制发生变动，经济运行中已出现互联网资源配置机制，可通过对这个机制的分析来创新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本文依据即将到来的“数据与数据对话”，试图描述一个创新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