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在险增长模型将金融风险与经济增长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从当期风险概率分布及跨期风险替代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环境（风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利用大量基础指标合成的金融条件和宏观金融脆弱性指数反映中国宏观金融的周期性特征。在险增长经验结果显示：（1）金融环境偏紧和宏观金融脆弱性上升都会对经济增长都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2）基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应对及始于2015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分析表明，宽松（收紧）政策虽然促进（抑制）短期经济增长，但会抑制（促进）长期增长潜力；（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效果主要体现在短期，长期影响较小。这意味着，面临当前疫情冲击，必须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

  内容提要：利用拓展的ISLMCC模型，本文构建了数字金融如何通过利率与信贷两个传导渠道机制影响货币政策整体效果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首先利用条件脉冲响应IVAR模型对数字金融的总体效果进行了测算，接着对数字金融影响货币政策两个传导渠道功能的发挥进行了实证判断。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数字金融发展总的来说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其主要表现是放大了产出关于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幅度、减少了滞后时段和弱化了“价格之谜”。这显示金融发展对中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更符合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的特征。二是货币政策效果提高的深层机理，主要是数字金融对利率渠道的放大效应要强于对信贷渠道的弱化效应。数字金融发展对信贷渠道的弱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完善了银行外部融资市场，但对企业外部融资市场的完善影响不大。

  关键词：数字金融 传导渠道 货币政策效果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使用移动互联网进行投资，相较于传统网络投资方式，可能产生的新型行为偏误。结果发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投资者使用手机进行投资时更偏好于排名靠前的投资标的。利用网贷市场的交易数据，本文证实了手机投资者的排序偏好，并且发现排序偏好降低了投资绩效，这说明其中可能存在非理性的行为偏误。本文进一步发现，手机更高的信息搜索成本、受到更多的外部干扰都能解释移动投资者的行为偏误。金融素养差异无法解释这一新型行为偏误。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看，本文结果说明，针对不同投资渠道应当制定不同的风险提示与信息披露标准，提高移动互联网投资者的福利。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 行为偏误 排序偏好 网络借贷

  内容提要：近年来，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变得愈加频繁，理解宏观经济短期分析的基础——价格粘性、减少宏观政策时滞变得愈加重要。本文利用来自100多个网站的高频价格大数据（囊括CPI篮子的8大类、46中类、262子类的1970多万条日度商品价格），测度中国商品价格粘性程度、识别价格调整模式，并将微观测度结果用于测算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发现：中国总体上调价较为频繁（调价周期小于2个月）、调价幅度较大（14%—20%）、部门异质性明显、不对称性显著（上调频率及上调幅度更大）；调价模式是异质性的时间相依（TDP）和状态相依（SDP）相结合；调价频率（负向）、调价大小的峰度（正向）、异质性部门数量（正向）等均会影响货币非中性程度，相同的货币冲击对各行业的影响有显著的异质性。本文为洞察数字经济对商家调价行为和宏观经济动态的影响抛砖引玉，对大数据时代的货币政策制定和通货膨胀管理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以消费者搜寻为背景，研究了排序规则对平台上的产品质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涉及两点核心机制：一方面，受搜寻成本的影响，排序规则决定了新的第三方加入平台的意愿，进而影响商品的多样性和交叉网络效应；另一方面，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新厂商的加入又可能改变平均产品质量。研究表明，如果新厂商的期望产品质量高于在位厂商，那么鼓励进入的排序就更具有社会合意性；然而，当新厂商的期望产品质量相对低时，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就取决于商品多样性与平均产品质量间的权衡取舍。在此情形中，如果新厂商的产品质量适中，那么相比于优先推荐在位厂商或新进入者的排序方式，将这两类排序进行组合的排序方式能更好地平衡商品多样性与平均产品质量，并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

  内容提要：作为国家治理基本范式的赏罚机制，能否在税收管理中收获“双重红利”——既促进税收遵从，又提高企业绩效，至今还鲜有研究。本文以上市公司和新三板企业为组合样本，从微观层面检验我国政府2014年以来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改革实施的联合奖惩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尽管单独实施联合惩戒政策能提升税收遵从度，但加上联合激励政策后提升税收遵从的效果更显著，并且赏罚机制对于税收遵从度越低的企业起到的促进作用越大；（2）赏罚机制对于税收遵从度越高的企业起到的绩效提升作用越大，其中联合激励政策不仅显著提高了其目标A级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且对未受到奖惩的其他企业的经营绩效也具有相当显著的正向影响；（3）赏罚机制对企业税收遵从和经营绩效的效应在不同性质的企业间呈现出显著异质性；（4）纳税信用等级作为衡量税收遵从度的指标充当了联合激励政策作用于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施行的赏罚机制改革对政府和企业具有明显的“双重红利”，而传导机制则揭示了应当加大联合激励力度才能取得更好的“双重红利”。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数据，测算企业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税收激励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分生命周期阶段看，税收激励的作用集中体现于成熟期企业，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现行税制设计及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投资策略、创新特点和融资状况的差异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分样本回归显示，税收激励显著促进成熟期的民营、高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他类别或阶段的企业无显著影响。进而，本文以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得到一致的结论。考察企业专利还发现，税收激励使成熟期企业发明授权显著增加，提高了创新质量。本文研究对于推动减税降费改革以助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社保费征管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加强了社保费的征管力度，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避税程度显著降低了约19%。进一步研究表明，当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时，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且税务部门代征社保费的影响效果取决于其税收努力程度。机制检验则发现，社保费征管这一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强有助于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增加避税成本,从而抑制企业避税。本文为社保费征管加强的积极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还对执法监管部门加强信息化建设、实现部门之间信息互联互通，发挥大数据资源优势稽查企业违规行为提供了科学依据。

  内容提要：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如何释放财政压力备受关注。除努力增加自有财力外，提高政府支出效率也是重要的减压途径。本文借助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捕捉地级市层面财政压力的外生变化，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方法实证考察了地方财政压力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所得税分享改革造成的相对财政压力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水平，且改革效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2）地方财政压力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具体来讲，地方财政压力对政府支出效率的影响随着支出效率的提高而不断减弱、随着政府间竞争程度的加剧而不断增强。（3）在“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加强政府审计监管而非优化支出结构的方式来实现支出效率的提升。文章从财政支出效率视角揭示了地方政府释放财政压力的具体路径和实现手段，对于解读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具有参考价值，可为中央政府实施偏向性扶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农地流转、职业分层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贫困家庭农地转出是推动家庭职业分层和减贫的重要动力；农地转出可以通过推动农村贫困家庭成员职业分层，进而影响贫困家庭减贫，职业分层是农地流转影响贫困家庭减贫的重要机制；农地转出对农村贫困家庭收入的影响，会因家庭所从事的非农工作的“职业声望”等级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对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地转出对农村贫困家庭相对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均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相比土地价值较高的家庭，农地转出对土地价值较低的家庭具有更显著的减贫效应；贫困率越高的村，农地转出对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和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率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内容提要：幸福既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生活目标，更是影响个人行为决策的重要情绪因素。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幸福的社会网络效应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通过匹配追踪调查家庭数据，研究表明，上一期户主主观幸福感对当期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着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即户主感觉越幸福的家庭有着更高的消费意愿。上述结论在克服变量内生性偏误之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较高的户主幸福感不仅会直接增加家庭社交类消费，而且会通过丰富家庭社会网络这一中介因素促进家庭总体消费，同时幸福感更高的受访者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更加乐观。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以改善民生和提升人民幸福感为目标的经济发展理念转变，有助于激发居民消费活力，为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内容提要：欺诈是健康保险道德风险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国内外大量经验事实表明，健康保险欺诈破坏了医疗费用融资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阻碍了保险行业发展。本文首先针对健康保险道德风险构建了欺诈影响因子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使用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数据，运用多种形式的实证模型发掘出医院资质、医疗总花费、被保险人的续保年限等符合我国国情现实的健康保险欺诈影响因子。样本内和样本外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可以正确识别80%以上的欺诈案件，并使全部案件的正确识别率接近60%。这一研究有助于构建模型进行理赔案件自动筛查和系统预警，从而提升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行业的道德风险防范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