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非同步性和经济体系中的摩擦因素，使得传统净利差分析难以准确地刻画改革进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的利率决定行为。本文立足于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现实背景，构建了一个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框架下的银行利率决定模型，并基于1996—2015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研究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利率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1）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是内生决定的。控制了期限结构之后，这种内生关系依然成立。（2）基准利率、市场溢价和政策溢价是影响利率决定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它们的期限结构效应具有非对称性。（3）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贷款利率在存款定价中的作用，提高外部因素影响的有效性，以及降低其期限结构的非对称性。基于银行异质性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银行体系的二元结构与影子银行业务的特殊性降低了外部因素在银行利率决定中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基于此，本文就培育银行的自主定价能力、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了建议。

    内容提要：本文将同业业务特征及其对银行资产负债行为的影响纳入到流动性分析框架，探索传统存贷业务监管约束强度、同业规模与流动性水平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而构建基于银行间市场的动态系统模型，模拟分析同业业务对流动性波动的影响，同时考察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的不同方式对平滑流动性波动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扩张传统信贷业务时受到的传统监管约束越大，发展同业的动机相应越强；在同业规模超过一定界限后，随着银行同业比重的提高，银行流动性风险会随之提高；银行同业行为导致资产与负债之间期限错配的扩大，加剧了其顺周期性特征，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波动幅度和频率升高，弱化了央行原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执行效果；面对同业引致的货币市场流动性波动，中央银行采取以利率引导为主、非常规政策工具为辅的组合型流动性管理方式行之有效。

    内容提要：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如何充分揭示基准收益率(利率)与宏观经济的相互作用机制是当前金融实践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此，本文提出引入利率期限结构信息的混频DSGE模型并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展开讨论。研究结果表明：引入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混频模型能够识别中国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均衡现象并显著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时效性；国债收益率作为基准收益率曲线可以合理解释中国货币政策不稳定行为的作用机制；基于前瞻性货币政策规则、BK产出缺口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说明以国债作为基准收益率能够揭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契合中国金融发展的实践过程。

    内容提要：世界市场理论在马克思“六册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希望完成但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整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探析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世界市场思想，梳理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的论述，阐述了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主要思想的理解，认为该理论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条件、原因、规律与作用，是对全球化的预见和前瞻性认识，对人们认识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自由化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目前“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形成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违背的一种现象。运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反思“逆全球化”现象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揭开“逆全球化”谜团，为推进全球化发展和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市场发展中的影响力提供正确指引。

    内容提要：已有文献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伴随着高的资本回报率。本文从宏观经济学关于投资的q理论出发，借鉴金融经济学中基于生产的资产定价模型，构造出包含实物资本调整成本的资本回报率模型，再结合中国的宏观总量数据测算国内的资本回报率。在基本模型、剔除生产税以及剔除生产税和所得税三种情形下，本文加入资本调整成本的宏观资本回报率，分别比Bai et al.(2006)方法得到的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约61.73%、35.67%和24.83%。从全球来看，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可能没有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值得指出的是，在剔除生产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情形下，考虑调整成本的资本回报率从2008年的9.82%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3.02%。近年国内企业投资回报的大幅下降，值得高度关注。

    内容提要：本文以主承销商新股投资价值研究报告为基础，系统研究了中国证券分析师在特殊的制度约束条件下对IPO新股发行价格的合谋高估及其影响。结果发现：分析师通过选择发布高估式报告，能够有效煽动个体投资者的过度乐观情绪，使情绪泡沫进入新股价格。由于中国不存在针对分析师的“静默期”规则，诸多证券公司会选择合谋以构建承销关系网络。分析师高估导致了明显的财富（福利）再分配效应，即发行人获得了更多的融资收入，证券公司收取了更多的IPO承销佣金，而个体投资者成为新股财富再分配盛宴的最终买单者。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基于分析师高估煽动个体情绪的证据打破了IPO理论文献中关于情绪外生的标准假设，开始探讨情绪内生化的机制；基于关系网络的合谋假说拓展了文献中关于非承销分析师行为的认识；基于账户的统计清晰证实了个体投资者是新股财富再分配过程中的最终损失承担人。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利用地方领导人更替这一具有“准自然实验”性质的事件，检验了在官员更替期间上市公司是否会进行盈余管理来规避可能产生的政策性成本，以应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发现，面对地方领导人变更而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时，当地上市公司会提高盈余管理程度来降低未来可能增加的政策性成本，这种影响在有地方政府政治关联、地方政府质量较低和最终控制人为民营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因政策不确定性强度而存在差异，在地方新任领导人来自于外地和原任领导人非正常更替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本文结果表明，因地方领导人变更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是导致转轨经济中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结论提供了中国制度背景下政策不确定性的证据，也支持了正在进行中的政治体制改革。

    内容提要：本文依托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制度背景，以政府干预为切入点，从房地产企业的存量投资这一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产权性质对房地产企业去库存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国有房地产企业，国有房地产企业更不愿意去库存，去库存的程度更小，累计去库存年限更短且去化周期更长。此外，本文还从地方政府对国有房地产企业的干预能力、干预动机以及放权程度三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当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地方政府对国有房地产企业的干预能力更强，使其更不容易去库存；在GDP增长压力大的地区，地方政府对国有房地产企业的干预更多，导致其去库存意愿下降；而随着金字塔结构层级的增加，地方政府对国有房地产企业放权程度更大，国有房地产企业去库存的意愿将提高。本文通过探讨政府干预对国有房地产企业去库存行为的影响机理，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有序推进去库存任务以及推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政策建议。

    内容提要：本文实证研究了融资融券对我国上市公司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为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首先采用倾向分数法为每个标的公司按照一比一的比例进行配对，然后再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本文发现融券促进了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同步增加，而融资却导致创新数量与质量同步下降。在融资交易为主的情况下，融资的负面影响超过了融券的正面影响，从而使得融资融券总体上阻碍了企业创新。在控制了配对偏差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采用其他创新替代变量以及更长事件窗口的情况下，上述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不仅包括公司治理机制，还包括信息机制。面对融资融券的复杂影响，标的公司倾向于采取“重申请数量轻质量”的创新策略进行应对，最终导致其创新质量明显下降。

    内容提要：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更有效、更节能的交通方式，但是高效率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是否会有效地抑制车辆的能源消费，或者这一抑制效应到底有多大？这是在目前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背景下需要明确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城市道路公交的角度，来分析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的运行效率对城市车辆能源消费的抑制效应。本文利用中国36个中心城市2010—2015年的道路公交运营数据，结合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NDDF）的方法，对不同城市的公交车和出租车的运行效率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的运行效率对车辆能源消费的抑制效应进行分析。本文还利用IVGMM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得到更为合理的估计结果。最后，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对收入效应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流动人口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各地区之间呈现出来的差异化发展水平和创业活跃程度。流动人口聚集是如何影响中国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异质性社会个体与企业家创业的职业选择假设引入到垂直联系的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 with vertical linkage, FEVL）中，通过理论模型揭示了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14年全国5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较大的市场规模、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与较低的中间投入品价格是城市吸引流动人口特别是创业型个体的重要动因，并进而提升了城市的创业活跃度。而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D&K方法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流动人口比例会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城市流动人口规模越大，创业活跃度越高。本研究从流动人口的视角揭示了中国地区之间创业活跃度的差异之谜，同时也拓展了创业研究的经济地理和制度的分析。

    内容提要：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对地方政府的新城建设效率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一套自己手工收集的城市层面的新城建设面板数据，并且与城市层面的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变量进行匹配，研究发现，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好的城市，新城规划面积更小、密度更高、离主城区更近。特别是，在2009年之后，当建设新城被普遍用来作为遏制经济下滑态势的手段时，在土地产权保护传统良好的城市，其新城规划更有效率。本文的研究结果再次印证了制度传统对经济产出效率的重要影响。

    内容提要：中古时期的寺院金融通过传播佛教信仰来建立商业信用，依靠宗教信仰聚集社会财富并约束借款人，有效节约了组织运作的交易成本。这是寺院金融超越本土金融之处，并使得寺院金融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依靠社会财富而不是自有财富放贷的金融组织。之后寺院金融在唐中叶后随佛教热降温而迅速衰落。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佛教信仰作为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交易成本并导致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揭示中古时期佛教信仰的兴衰影响寺院金融发展的具体机制，并得到了模型分析的支持。研究发现，佛教信仰可以有效节约交易成本，但长期看单靠宗教信仰建立商业信用是不够的，还要实现非正式制度和法律等正式制度的良性互动，才能进一步提高商业信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