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正致力于践行共享发展新理念，测算现行财政再分配体系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减轻贫困，从而实施更为“精准”的财政再分配，是关键一环。本文拓展了传统财政再分配分析方法，将财政收入端和支出端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基于CFPS2012入户调查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构建居民收入核算账户，运用标准财政归宿法，测算出中国居民的财政净受益；采用“匿名”与“非匿名”评价指标，综合测度了“一揽子”财政工具的再分配和减贫效应。结果显示：中国财政分配体系对市场分配整体上呈微弱的正向调节效应，财政体系整体使全国基尼系数下降了4.06%，其中，基本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和直接税的边际贡献分别是2.48%、2.34%、1.75%、1.19%，而间接税的边际贡献为-1.57%，起逆向调节作用；中国财政再分配工具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财政再分配使全国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均下降20%以上，其中，支出端具有“济贫”性，收入端的间接税具有显著“劫贫”性。总体上，弱累进财政再分配体系甚至逆向调节的财政再分配工具，与共享发展存在矛盾。实现共享发展，迫切需要重构“精准”财政再分配体系，加快构建以税负归宿公平和公共支出受益归宿公平为核心的现代财政制度。

    内容提要：中国正在深度参与并积极引导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重构，其重要前提是理解中国企业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基本现状。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利润转移的基本特征和具体渠道。研究发现，相对于在非避税地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在避税天堂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其母公司利润总额显著降低12%—14%，这说明企业在利用避税天堂进行利润转移，从而造成了中国的税基侵蚀。在具体渠道方面，本文发现税基侵蚀在出口企业中更加明显，并且企业在对避税天堂投资后显著降低了相应的出口价格，但并未提高企业的财务费用和负债水平，这可能说明中国企业的利润转移主要是通过“转让定价”而非“资本弱化”的渠道进行。本文结论对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参与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际税收治理体系 税基侵蚀 利润转移 企业避税

    内容提要：为什么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在缩小，生产率差距却在扩大？本文以新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括市场规模差异（集聚力）和劳动力成本差异（分散力）的理论模型，对忽视分散力的新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扩展，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生产率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率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缩小和生产率差距扩大的原因，但导致生产率异质性企业分类集聚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差异，而非市场规模差异。在市场一体化进程中，东部地区的低生产率企业首先向外迁移，地区经济差距在缩小，生产率差距却在扩大。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东部地区的高生产率企业也会向外迁移，生产率差距将开始缩小。随后，本文使用大规模微观企业数据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市场逐步内生形成了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市场结构在上下游产业非对称分布的竞争格局。本文通过构建上游国有企业为多寡头，下游民营企业为垄断竞争的“垂直结构”模型，然后将“交互补贴”政策嵌入“垂直结构”模型中，从下游市场企业进入数量的角度，考察“垂直结构”模式和“交互补贴”政策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垂直结构”模式使得下游民营企业存在进入不足倾向，导致了资源误置，降低了社会总福利。而“交互补贴”政策则进一步恶化了“垂直结构”的负面影响。本文提出，未来的产业政策选择可考虑实施“上游征税、下游补贴”，该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鼓励民营企业进入，从而减缓垂直结构导致的资源误置，提升社会总福利。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客家、广府以及福佬三个商帮的企业数据，探究海洋文化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客家族群是乡土社会的典型代表，讲闽南方言的福佬族群属于典型的海洋社会，讲粤语的广府族群介乎两者之间，这三个族群在东南地区广泛分布并主要在广东形成犬牙交错的格局，使得我们可以在控制地域因素的前提下识别族群文化的影响。本文手工收集广东省的村级族群分布数据，从而匹配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族群背景。在清代“迁海复界”的冲击之下，三大族群在特定地区临海混居，形成外生性的族群分布，基于此的实证结果显示，客家、广府、福佬企业的创新投入依次递增，表明海洋文化有利于企业创新；进一步将样本扩展至全广东的多族群区域，控制地理、经济、人口学特征等因素，只保留沿海县区、考察多族群乡镇内部差异等处理仍然支持结果的稳健性。除了直接影响，族群文化还对政府政策产生调节效应，政府补贴在海洋文化浓厚的族群区具有更显著的创新激励效果。

    内容提要：网络是传递市场信息的重要途径。已有文献关于网络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外部网络的讨论。本文试图将企业自生贸易网络引入到标准引力模型框架中研究网络对于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本文认为企业当期的出口网络会影响下期的出口行为，并以此构建企业自生贸易网络搜寻强度指标，在标准引力模型框架中讨论企业自生贸易网络以及相应的虚拟地理距离对出口动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引入自生贸易网络及相应“虚拟距离”后，引力模型能对企业出口行为有更好的解释力。网络搜寻强度提高一个标准差，会使得出口关系的出口概率上升3.1%、存活概率上升3.0%、出口额上升36.5%；贸易网络的出口促进效应，会依对应“虚拟距离”衰减，且企业自生网络对应的“虚拟距离”比物理距离有更强的解释力。文章还从信息传播、制度质量、产品差异等角度对影响机制做了初步讨论。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新新经济地理（NNEG）理论，首次从“选择效应”的视角对工业用地价格影响工业效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与实证探讨。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库和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数据库，从区县和企业维度实证分析了2007—2012年中国35个省会、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工业用地价格对工业效率的影响，验证了选择效应的存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工业用地价格对工业效率具有提升效应，且在城市内部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中心城区的选择效应强于外围地区，在考虑不同效率测度方法和空间识别策略的情况下，结果仍然稳健；第二，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带来的工业效率优势来源于选择效应，其作用机制体现在更低的低效率企业进入比例和更高的低效率企业淘汰风险。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在超效率DEA框架下构建能够评价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指标，并进一步实证研究了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了解决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由于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各城市地形起伏度以及1933年是否通铁路作为经济集聚度的工具变量，主要发现有：经济集聚度大小合理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主要表现出集聚效应），当经济集聚程度大于临界值时影响是负向的（主要表现出拥堵效应）。分行业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与整体集聚度的影响类似。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以及环境规制起作用的。在加入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中部地区虚拟变量或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和经济集聚度的交叉项，采用ivTobit或Fractional Response模型，以及剔除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对模型系数重新进行估计后，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要继续增加集聚程度，但在发展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当地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承载力，防止集聚度过大带来的负向效应。

    内容提要：在资本市场上，由于制度和政策等原因造成了资本没有配置到生产力较高的城市去，这种资本配置扭曲对城市体系发展和社会福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从空间一般均衡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模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我们首先建立模型来分析资本配置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然后用工业企业数据估计出城市间资本配置情况，最后通过反事实分析量化资本配置效率低下对城市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数目过多的重要原因，消除资本配置扭曲会使得社会福利提高38%，并伴随着50%的人口重新配置。另外，资本扭曲会带来劳动力配置的扭曲，这种扭曲加剧了当前中国居民的福利损失。因此，在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全面加强资本配置的有效性，可以促进中国城市体系空间布局的优化，提高社会福利。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卫星监测的夜间灯光数据构造的灯光复合指数和PM2.5浓度分别表征城市化水平和雾霾污染程度，就城市化对中国雾霾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特别检验了紧凑集约型和规模扩张型两种城市化推进模式对雾霾污染的异质性影响。研究显示：就全国整体而言，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是表现出明显的正向单调线性关系，表明城市化进程尚处于加剧雾霾污染的阶段，稳健性检验结果强化了这一结论；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表明雾霾污染加剧并非城市化推进的必然结果而是其阶段性表现；紧凑集约型的城市化深度推进模式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促降效应，而规模扩张型的城市化广度推进模式则不利于抑制雾霾污染；集聚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城市化影响雾霾污染的主要途径。

    内容提要：防止经营者集中活动对市场竞争效率的潜在危害，是各国反垄断立法、执法的主要目标，结构性和行为性救济就是对这类行为的主要干预方式。本文利用手动汇总的经营者集中案件数据库（2008—2016年），对我国商务部反垄断局的救济决定及其行为化偏好进行了初步的计量检验，主要发现有：救济与否的决定与兼并案件关联市场的集中度、参与者市场份额、是否纵向兼并和股权收购的比例显著正相关；一个兼并活动被施加行为性救济的力度则与所在行业的网络特性、参与者的市场占有率和股权收购比例有关联。这表明，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救济行为基本上符合我国反垄断法设定的“单边效应”和“协调效应”原则。本文对专利密集型产业执法实践的案例分析，也揭示出在反垄断法执行权力分割配置的背景下，行为性救济低效或无效的事实和成因。基于此，建议统一和集中三个反垄断执法部门的权责范围，并制定公开、透明和可实施的救济机制，强化竞争中性原则的应用。

    内容提要：儒家文化倡导重家族、重血缘的家族主义价值观。本文研究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对公司上市前“去家族化”公司治理改革和上市后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越强，家族企业在上市前越不可能实施“去家族化”治理改革，即家族成员从管理岗位离职的概率越低，家族对公司的控制权、现金流权以及两权分离度的下降幅度也越小。其次，公司所在地的劳动力市场越不发达，或家族成员教育背景越差时，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对“去家族化”治理改革的阻碍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还表明，是家族内部的言传身教，而非社会环境的熏陶塑造了企业创始人的家族主义文化观念，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去家族化”改革。最后，本文发现公司上市前“去家族化”治理改革实施得越不彻底，上市后公司绩效和收入增长率就越低。综上，本文研究结果为儒家家族主义文化影响经济发展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