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同级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决策互动对资源配置有重大影响，但学术界对互动的机制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本文构建了一个三级科层模型，分析发展改革委和财政两个综合性部门在经济增长目标和区域平衡目标之间的权衡，并利用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地级市获得省发改委审批的企业投资越多，得到省财政厅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也显著增加，且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明显。本文还利用中国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弱化政府投资审批权的外生冲击，验证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表明，当同级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目标和职能存在交叉，即使没有正式协调制度，部门之间存在政策工具的互动，并对资源配置有重大影响，这为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尝试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发达与欠发达两个地区规模报酬递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与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诠释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其次通过建立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考察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效应，发现财政纵向失衡无论是从全国层面抑或分地区均显著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而财政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则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在这之后，本文通过对面板联立方程模型进行标准化回归估计进一步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与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发现财政纵向失衡通过直接作用渠道显著降低或抑制了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财政横向失衡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作用渠道与传导效应大小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即发达地区财政横向失衡直接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努力，而欠发达地区财政横向失衡不仅可以直接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亦可通过对财政纵向失衡的正向激励间接影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产生负向抑制效应。

  内容提要：本文将中国式分权下的两个核心制度——税收分成制度与土地制度——联系起来，基于财政激励视角，研究税收分成对地方政府城市土地配置行为的影响。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县级政府面临的增值税分成、营业税分成变化对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配置产生的直接和交叉效应。利用1999—2011年间相匹配的市县级政府税收分成数据和地级市市辖区分类型土地使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增值税分成通过财政利益效应显著正向影响了工业用地的配置；营业税分成通过影响增值税的相对分成变化显著负向影响了工业用地的配置。财政利益效应和财政压力效应的相互抵消，使得营业税分成变化对商住用地的配置效应较弱；增值税分成上升通过工业溢出效应和财政压力转嫁效应促使地方政府增加了居住用地的配置。基于财政自给率、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和产业结构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与财政激励理论预期结论一致。最后，文章还发现，增值税分成上升降低了工业用地单位面积的产出效果，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仍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内容提要：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设计以及不同改革方案实施次序的选择对国有企业的改革绩效有显著的影响。在一个企业顺序进行研发竞争与产量竞争的框架下，本文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化以及市场化等改革方案的绩效以及可能的改革路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以社会总福利为标准，国有企业改革应首先推动以提高行业集中度为特征的结构化改革；进而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不同所有制资本共同持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上，适时启动市场化改革，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扩张路径。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改革路径的推进，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均需做出相应改变，这意味着要同时实施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的双结构调整。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土地交易数据和地级市官员数据，使用地理边界断点回归的方法，论证作为招商引资的工具，地方政府官员如何出于晋升激励调控工业用地价格。回归发现，工业用地价格与市委书记任职时间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低点出现在5年左右。官员上任后，晋升激励逐渐增强，不断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当任职时间超过临界值后，晋升激励减弱，不再压低工业用地价格。进一步地，工业用地出让的规模、住宅用地的价格和规模与官员任职时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些结果说明了地方官员出于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针对工业用地进行价格调控。拓展分析通过比较相邻城市土地价格和官员任期时间差，发现城市间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竞争的证据，并发现了省际边界效应的证据。微观数据和断点回归的方法克服了以往文献的内生性问题，揭示了工业用地价格偏低的原因和背后的变化规律。

  内容提要：现有关于制度因素如何影响波特假说的研究，更多是关注所有制结构的单方面影响，而忽略了治理转型与绿色竞争力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治理转型”过程。本文首先基于治理转型的视角，指出不同治理类型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不同导致创新阶段差异化特征的差异，然后运用全局曼奎斯特—鲁恩博格生产率指数重新估算了2001—2016年中国30个省区的工业绿色竞争力，再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等计量方法，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中国工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发现中国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竞争力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在中国情景下验证了波特假说。在此基础上加入治理转型，产生了初步复合效应，证明对工业绿色竞争力的作用是积极的，可加快环境规制拐点到来、波特假说实现；进而加入治理转型与研发交互项，产生深度复合效应，进一步加速了拐点到来和波特假说实现。本文为考察工业绿色增长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内容提要：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本文尝试从企业避税视角理解这一制度的潜在影响。理论上，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与生产调整难度，这会使企业在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此时企业通过税收规避抵御风险的需求增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推断。企业所在地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0元，企业通过避税所带来的所得税现金流出会下降约252%。进一步，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那些劳动力成本更有可能因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而增加的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和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以及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成长性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少和经营杠杆系数较高的企业）。最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价值。

  内容提要：本文拓展构建增广信息的随机梯度适应性学习预期模型，从学习内容和学习信念的直接视角探讨居民公众对公司盈余等微观信息和经济产出等宏观信息的认知及学习，以及这些信息对通胀预期形成的作用。以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的通胀预期为样本，采用卡尔曼滤波估计模型，并以滚动的样本外均方预测误差进行嵌套检验。实证发现公众通胀预期形成过程中：（1）认知、学习和使用了公司盈余信息，但学习内容存在选择差异。重视“实现盈余”性质的加总盈余增长信息，忽视“预测盈余”性质的加总意外盈余信息，信息可靠性和获取成本是可能原因。（2）对货币政策和国际输入性因素信息重视程度和学习信念高于其他宏观信息，对货币供应和外汇变动信息的响应程度更高，且近期呈现扩大趋势。此外，尽管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利率信息已经开始进入公众预期的学习信息集，但受重视程度仍远低于数量型政策的货币供应信息。

  内容提要：本文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产泡沫同时纳入Tirole（1985）和Olivier（2000）的连续时间世代交叠模型，发现两类泡沫的相对比重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收集了历年来全国31个省区和直辖市所有证券营业部的股票交易额，构建出省际股市过度投机指标，然后考察资金进入股市是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发现在股市投机性高的省区，当地非上市企业的融资约束加大、生产要素投入减少且产出和生产率均下降。另外，股市投机活动对中小企业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大型企业，对内资企业的负面影响也显著高于外资企业。结果表明，股市过度投机造成非上市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和生产能力下降，进而威胁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内容提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对流动要素的征税使得地方政府在税率与税基之间的取舍变得相当微妙。通过建立渐进一体化背景下反映中国特征的税收竞争模型，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针对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展开研究。研究表明：(1)在一体化阶段I，高的企业家区际流动税率弹性决定区际税收竞争取“逐底”的竞争形式，长期竞争均衡下区际税率差收敛于零，“政策租”与集聚租均不存在。(2)在一体化阶段II，集聚租亦不存在。企业家间接效用差值曲线波峰形成“税收盾牌”效应，税收竞争转向“逐顶”，区际税率差从零开始逐渐扩大，允许周边地区通过适用相对低的税率提供“政策租金”。(3)在一体化阶段III，集聚租取代间接效用差值曲线波峰发挥“税收盾牌”效应，区际税率差在一体化阶段II的基础上随集聚租先上升再下降，集聚租被核心地区政府和企业瓜分。区际税率差失去为周边政府提供“政策租金”操作空间的机能。(4)整个一体化进程中，区际最大税率差沿“钟型”曲线演化，区际税率差边界曲线对竞争初始状态表现出高度路径依赖。(5)在不存在税收政策协调的非合作性竞争情形，区际税收政策的不对称将导致产业分布和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对称提前发生并随时间放大。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美国减税如何影响中国人才流失、经济增长和中美技术差距，并据此探讨中国的应对之策。在一个两国开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研发能力服从Pareto分布的异质性劳动者选择成为普通工人或创新企业家，且选择是否移民。美国减税将可能吸引一些中国高研发能力的人才移民至美国，从而在长期中扩大中美两国的技术差距。因此，中国有必要实施减税改革，以缓解人才流失问题。基于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表明，为了提升人均社会福利水平，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需从现行法定的25%降至约185%。最后，本文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