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经济体系为核心概念，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逻辑框架，阐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理论逻辑。主要结论如下：（1）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经济体系转换的过程，即从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包括“四个转向”：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增长阶段等方面的特征性变化。（2）与“四个转向”相对应，现代化经济体系运转体现为“四个机制”，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产业体系特征与经济增长阶段一致，高速增长引起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上述结果表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转型，是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内容提要：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影子银行、土地财政等因素的五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对宏观经济风险的缓释效果。研究发现：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资金使用成本过高、土地出让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主要因素。通过债务置换延长债务期限结构虽然可以缓解债务累积，且对宏观经济风险具有一定缓释作用，但会降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使得短期内波动增加，中长期内产出下降。实施债务置换期间，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助于增加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会带来经济通胀风险。

内容提要：在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双重绩效考核下，晋升激励会使地方政府展开税收征管的“逐底竞争”还是“争优竞赛”？明确这一问题有助于绩效考核改革，提高居民福利。理论结果表明，如果相对于辖区居民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偏好程度，绩效考核更看重经济增长，则晋升激励的加强会使地方政府放松税收征管，展开税收“逐底竞争”，反之则使其展开税收“争优竞赛”。实证以地级市所辖县的个数度量县级官员的竞争程度，利用小河流长度作为其工具变量，探究了晋升激励对税收征管的影响。结果发现，市辖县的个数与税收征管力度为“U型”关系，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是相对更重要的考核指标。根据上述结论，政府在制定绩效考核制度时需要考虑居民偏好，完善居民的监督和偏好反应机制，加强政府对居民偏好的回应，以提高辖区居民福利。

内容提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跨境金融风险传染缺乏有效监测手段，跨境金融联系已成为危机信息缺口的重要方面。本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1994—2016年信贷统计数据，采用复杂网络理论测度和分析中国银行业的跨境联系，以及国际银行业网络结构的动态特征。实证分析表明，中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金融稳定性逐步增强，对冲击的敏感性降低。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经贸合作的加深，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银行间跨境联系愈发紧密，但不同时期银行跨境联系存在结构性变化。受地缘因素等影响，国际银行业网络结构呈现出地理区域化特征，且该趋势不断增强，而危机发源地或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及地区在跨境金融联系中往往表现出特殊性，国际影响力下降，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格局正悄然发生变化。

内容提要：2015—2016年中国A股市场发生了罕见的股灾，与之前股市的多次大跌不同，此次股灾具有下跌速度快、下跌幅度大和波及范围广等特点，先后共有16个交易日出现千股跌停，表现出极强的尾部系统风险。本文利用2015年第三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A股市场数据，研究“国家队”持股的市场效应。研究发现：（1）“国家队”持股有效降低了股票价格的尾部系统风险，有利于稳定危机时期的股票市场；（2）“国家队”持股对左尾和右尾系统风险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稳定市场的作用更多表现在对左尾系统风险的影响上，在市场剧烈波动时，显著降低股价随大盘暴跌的可能性；（3）危机时期“国家队”救市对尾部系统风险的影响主要通过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和提振市场信心两个渠道；（4）“国家队”持股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市场质量，导致股价同步性和交易成本增加。本文采用匹配—双重差分、工具变量等方法控制内生性等问题，并得到了一致稳健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丰富了金融市场危机、政府干预和市场稳定机制的相关文献，为危机时期维护市场稳定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市场恢复稳定后“国家队”的逐步退出提供了经验证据。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考察优化营商环境是否有助于消除寻租影响、促进企业市场创新。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研究发现，在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的转型经济中，寻租作为非正规补偿手段和“关系资本”，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创新产生了扭曲的正面影响；优化营商环境显著影响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的关系，对消除寻租影响、促进创新有积极作用。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显著调节寻租对企业不同创新活动的影响，有利于无寻租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本文结论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消除体制性的负面产物，进而提高市场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内容提要：住房供给弹性是决定房价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城市的住房供给是否缺乏弹性？影响住房供给弹性大小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为探究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自然地理约束、耕地保护约束和容积率规制的单中心城市模型，重点考察了三者对住房供给弹性的影响机理，进而运用数字高程模型数据与微观土地交易数据，全面测度了中国城市土地开发中的自然地理约束和容积率规制强度，并基于2005—2013年中国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采用外生冲击引起的需求变动这一识别策略来估计住房供给弹性。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的住房供给整体表现为缺乏弹性，而自然地理约束及容积率规制是导致住房供给缺乏弹性的重要原因;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其住房供给弹性越小，且受自然地理约束的制约程度越高。这为中国当前房价整体涨幅明显，尤其是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典型事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因此，政府应当坚持“因城施政”的思路，适当降低土地开发中的容积率规制强度，逐步增加供给弹性偏低的大城市土地供应，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用地供给理论，并基于这一理论框架讨论中国“人口、土地和住房”的空间错配机制及其后果。制度背景分析表明：中国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受制于从中央到地方的指标分配，依次包括了“总量指标的地区配给”和“区县指标的用途配置”两个阶段，住房市场因此受到多级政府指标配置行为的叠加影响。理论模型揭示了财政激励下区县政府对指标的用途配置逻辑以及城市化激励下省级政府对指标的地区配置逻辑。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房地产市场上上演的“中国故事”可概述为：逆人口集聚方向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地区配给模式，叠加偏向工业的用途配置模式，对居住用地供给和住房市场产生了显著的挤压效应，导致“人口、土地和住房”的空间错配。

内容提要：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和提高公共福利的目的，有激励待社会资本进入后，利用PPP合约的不完全性对PPP项目进行行政干预（例如，调低公共品的收费价格），后果是社会资本的利益受损，这是社会资本作为公共品提供者面临的“公共品负担”。基于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博弈模型，本文揭示了在不同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推广PPP模式的不同最优策略。20世纪90年代尝试开展PPP模式时，由于PPP项目数量较少且市场对基础设施需求旺盛，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事前给予社会资本优厚条款，待社会资本进入后，再以施加公共品负担的形式提高公共福利，避免社会资本获得过高的私人利益。不同于过去，当前PPP模式被作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和稳定地方投资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发展水平已大幅提升，如果地方政府仍然事后对社会资本施加公共品负担，将严重弱化社会资本的进入激励，引发PPP项目落地难、实施效率低等问题。本文指出，当前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通过合理界定自身权力边界，减少地方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唯此才能提高社会资本的进入激励，让PPP模式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保障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内容提要：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激励下，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跨境并购来贯彻产业政策，以在短期内实现产业升级。然而，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普遍存在溢价高和完成率低的现象。针对此现象，本文以1991—2015年间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交易为样本，考察“五年规划”中的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之间的关联。实证结果表明，与所在行业不受当期“五年规划”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相比，受到支持的企业支付了更高的并购溢价，平均达到8%—10%；然而，并购完成的平均概率却要低36%左右。进一步，本文发现，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能从金融体系中得到更多廉价的资金，并从政府得到更多补贴。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认为，在完成“政策性任务”的激励以及金融体系等的支持下，中国企业倾向于支付高价以实现并购。然而，正是因为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重要意图是为了贯彻国家战略，因此更容易受到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阻挠，导致完成率较低。

内容提要：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内容提要：本文从逻辑的原点出发，分析了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的创造过程，提出货币的核心功能不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而是组织生产。货币的本质不是一般等价物，而是作为无限跨期价值尺度的一般性债务。从货币创造的视角出发分析了货币的演进历史，质疑了传统理论描述的从实物货币到信用货币的演进过程，提出信用货币是历史上货币的主要表现形式，货币演进历史的主要脉络是：私人信用货币—政府信用货币—银行信用货币。最后本文分析了对银行货币创造的约束，并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央行约束与银行反约束在中国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