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金融体系要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金融功能要由传统的“动员储蓄、便利交易、资源配置”拓展为“公司治理、信息揭示、风险管理”。金融治理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治理更加密切地融合，更好地发挥金融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这包括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去杠杆与完善公司治理的关系、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市场的关系。要依据金融市场发展一般规律建设我国现代金融体系，明确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不可分离，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管体系。建设现代金融体系要以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为纲，重点是破解市场分割和定价机制扭曲。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一个银行债务展期的理论框架，考察经济不确定性对银行债务展期决策和企业杠杆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不确定性会扭曲银行的债务展期决策，其后果是，当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对于一些资不抵债、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银行不但不对其提起破产清算，反而以债务展期的方式为其持续“输血”，企业成为僵而不死的僵尸企业；另一方面，当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对于一些具备偿债能力的正常企业，银行反而对其实行信贷紧缩式的去杠杆，导致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基于银行债务融资的特性，只有当经济环境相对稳定时，银行才有充分的意愿执行“优胜劣汰”的去杠杆决策。反之，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很有可能出现僵尸企业僵而不死、正常企业被动去杠杆的困境。

    内容提要：货币政策的实施是为了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然而不适当的货币政策规则会导致经济系统不存在唯一均衡并且无法达到政策效果。本文以三个被普遍研究的货币政策规则为分析对象，并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政策空间、福利损失以及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研究发现：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最优的货币政策规则随着不同经济时期的政策目标及外部环境而变化；货币供应量规则最不可取，它的政策空间最小、福利损失最大；在中央银行更希望稳定宏观经济指标并且货币政策偏好较大的时期，泰勒规则是最佳选择；如果中央银行更希望刺激经济发展，并且货币政策偏好较小，则前瞻性利率规则更适合。

    内容提要：城市经济学相关研究发现，住房产权、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公众参与行为。本文在阐述中国住房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和户籍制度等独特背景的基础上，首次运用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完全住房产权显著提高城市居民制度化公众参与的概率，共享产权对制度化公众参与无显著影响，而这两类住房产权对城市居民非制度化公众参与都没有显著影响；对公共服务不满意者制度化公众参与的概率更低，而更倾向于选择非制度化公众参与。进一步分析发现，本地户籍居民对公共服务越不满意则越少选择制度化公众参与，即支持“疏离假说”；非本地户籍者居民中拥有住房产权且对公共服务不满意者，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公众参与的概率都更高，支持“负面投票假说”和“住房投票假说”。鉴于住房产权的这种广义虚拟经济属性及其影响的异质性，多渠道增加对流动人口的住房供给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可有序扩大公众参与，进而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平等程度。

    内容提要：现有城市经济学理论大多基于效率考虑，相关的目标往往表示为生产率、人均收入、效用的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首先，本文创建了两个城镇化理论模型，一个是只考虑效用最大化或自由市场状况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另一个则兼顾效率与（收入分配）公平。结果表明，当城镇内部的不均等足够小，或当移民成本足够大时，兼顾公平的城镇化水平高于自由市场均衡下的城镇化水平。接着，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预测进行检验，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其他条件不变，关注收入分配（即兼顾公平）的省市，其城镇化水平比不关注的要高两个百分点左右。最后，本文探讨从政府关注收入分配到城镇化水平的传导机制，发现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一方面促进了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减少了移民成本，另一方面带来了工业贷款的增加，从而通过工业化增加了移民的就业机会。二者都有助于推进城镇化。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发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应改变阻碍城镇化的观点和举措，以扭转效率和公平双输的结局。

    内容提要：本文的研究发现，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中国税收充分发挥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双重约束”。具体而言，本文通过构建符合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税收结构和产出波动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随着城乡生产率差距、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以及农村居民在总人口中比重的变小，也即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弱化，中国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也在增强；随着间接税在总税收中比重的提升，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减弱；随着个人所得税累进性的增加，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增强，但由于个税在总税收中比重较低其增强幅度有限。据此，为保障税收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动稳定器功能，应努力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降低间接税在总税收中的比重并提升所得税的累进程度。

    内容提要：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后，减税能否提振宏观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评估了中国税率波动的经济效应。利用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理论和断点回归模型两个策略证实了，企业所得税由国、地税局分别征管的二元体制，导致改革前成立旧企业的实际有效所得税率约比改革后成立的新企业低199%。进一步的检验显示，旧企业劳均增加值增速约比新企业高643%。简单核算表明，税率每下降1%，企业劳均增加值增速约提高32%。这显示减税的作用值得期待。

    内容提要：本文从服务业中间品市场开放的视角，研究了我国服务业外资参股的政策调整对下游制造企业出口的影响。首先，我们构建一个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从理论上证明了服务业中间品的开放通过成本渠道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并且企业的管理效率对服务业的作用发挥存在显著影响。接着，本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和国家发改委颁布“关于外资参股服务业”的相关文件，通过量化外资参股的政策变化，刻画出1997—2007年我国服务业的外资开放和限制变化程度，并进一步通过服务业中间品投入产出比例，匹配的企业信息，检验了对出口的影响。结果和理论基本吻合：首先，服务业允许外资参股的政策显著提高了下游制造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额；其次，服务业开放对企业出口的积极作用在管理效率高的企业表现更为显著；在考虑内生性以及使用替换变量等检验后，结果仍然稳健。因此，服务中间品市场的开放改革，可以进一步优化我国出口市场结构，提高出口绩效。

    内容提要：基于公司金融现金持有理论，本文对产业部门上市公司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了检验，发现产业部门公司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对其股票回报产生负向的作用，这种效应在融资约束公司表现更加强烈，而企业不同盈利能力与风险金融资产的负向价值效应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本文继而对产业公司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动机进行了讨论，发现公司持有总体金融资产组合与风险金融资产之间有正向的关系,特别是那些公司治理水平较差、管理层过度自信和多元化经营特征的企业更倾向于持有更多的风险金融资产。本文丰富了现金持有和资产定价理论,有助于厘清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边界,同时对我国当前金融风险控制、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以及金融“脱虚入实”等问题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内容提要：“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有助于认识华北农户的经济行为，同时有助于深化对近现代中国经济的理解。本文利用第一、二次调查数据定量识别了20世纪30—40年代清苑（保定）11个村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非农就业情况，量化研究农户在要素市场上的选择行为以及这种选择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清苑11个村的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相对不发达，但农户仍能通过市场以理性的方式配置自己的资源。我们还发现，非农就业对于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持续提高非常重要。“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的重要性堪比满铁和卜凯数据，尤其是对华北的研究更是如此。这一数据为未来的扩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内容提要：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始于近代，是中国作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在汲取舶来经济理论后，转而关注自身经济转型发展需求的自然反馈。开展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不仅有助于整理历史上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也将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历史参照。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过程，大致呈现选择、变通、发展、创新四个层次。此过程伴随着传播的发展、学习的积累、实践的演进与认识的提高，在目标确立、学术思想与成果取得上，都体现出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逻辑轨迹。本文以广泛的史料搜集和案例分析，系统探讨了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主要成果及达到的程度和高度，最终指出，西方经济学说的借鉴应汇入到经济学中国学派构建这一更高层次的学术目标,立足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建构系统总结中国经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积极寻求基础理论的突破，从而推进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