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而深入考察基础设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一套完整的全国及省际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数据。为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基础设施投资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对官方统计数据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调整，进而通过永续盘存法分别估算了全国层面1953—2008年以及省际层面1993—2008年各年末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
      关键词：基础设施 资本存量 投资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全国两次经济普查后的修订数据，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TFP均处于上升通道，在上世纪90年代，服务业TFP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技术效率改进，进入21世纪后，则主要是技术进步提高，且技术效率改进已开始由以纯技术效率为主转向以规模效率为主，但服务业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同时，中国服务业TFP增长表现出了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与工业（制造业）行业对比，服务业TFP增长是滞后的。2010年与1991年相比，TFP及技术效率增长的行业间异质程度有所下降，而技术进步却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可能的内在机制是现代信息技术对不同服务业企业资源配置的异质影响，以及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关键词：中国服务业 生产率变迁 行业异质性 序列DEA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提出了一个各种因素影响家庭财产水平的理论框架。然后通过对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2007年“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的处理和实证分析，估算了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函数，重点考察了户主的主观行为特征在财产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发现：户主投资参与度与风险偏好度的提高有利于家庭财产水平的增加；与低收入或者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家庭相比，对高收入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来说，投资参与度与风险偏好度对家庭财产水平的积极影响更显著一些。最后，针对政府如何促进居民财产水平的提升，本文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贫富差距 财产分布 行为 投资参与度 风险偏好

      内容提要：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对脆弱性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分解以反映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在实证分析层面上，本文使用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量化与分解。量化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分解结果发现相对于村间不平等，村内不平等是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家庭脆弱性及五个分解部分对家庭特征集合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是降低其脆弱性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但大学教育支出会显著提高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这较好地解释了目前出现的农村籍高中生弃考大学这一现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村家庭脆弱性；社会资本、更大的家庭规模和更高的劳动力占比有利于降低家庭脆弱性，这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农村家庭频繁的送礼活动以及倾向于组建大家庭的现象。
      关键词：脆弱性 协同性风险 异质性风险 社会资本

      内容提要：西方学者研究表明企业所得税是劳动力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为国有控股企业，这一特殊的制度背景是否会影响企业所得税与劳动力需求的关系？本文基于2007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外生政策变化，在检验西方企业所得税与劳动力需求关系的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的基础上，就不同控制权的性质是否会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税收敏感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和“就业税盾”增加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需求，但这种税率和“就业税盾”的变化对国有控股企业劳动力需求变化的影响要显著小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这表明税收是影响企业劳动力需求的重要因素，但国有控制权使得这种税收敏感性变弱。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国际学术文献，而且对我国就业政策的制定具有政策含义。
      关键词：控制权性质 税收敏感性 企业劳动力需求

      内容提要：本文完成了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名义工资粘性程度的首次估算，发现中国的名义工资粘性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这具有重要的宏观政策含义：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经济波动的特性，另一方面说明中央银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更多地带来物价水平上涨，而不是产出增加。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区分了劳动者的收入、工龄、户口、企业类型、行业等特征，对不同人群的工资粘性进行了细致测算。进一步，本文创新地区分并估算了名义工资的向上粘性与向下粘性，发现自2002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向下粘性不断增大，而向上粘性的变化趋势并不明显。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名义工资粘性 凯恩斯主义

      内容提要：基于社会阶层动态演化理论，本文提出了部门收入差异阶段性假说。随后利用CHNS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该假说。结果表明，第一阶段（1989—1997年），在较高的收入层次上，非公共部门比公共部门具有明显的收入优势，并且这一收入优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非公共部门的教育回报率也更高；第二阶段（2000—2009年），在中低收入分位数上，公共部门比非公共部门表现出明显的收入优势。在较高的收入分位数上，非公共部门不再具有收入优势。在较高的教育水平上，两大部门的教育回报率接近。同时，两个阶段中在较低和较高收入分位数上表现出的部门收入差异主要源自部门特征因素。实证研究支持了阶段性假说，为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性调整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公共部门 非公共部门 收入差异 阶段性

      内容提要：FisherSeater对长期货币中性给出了在实证上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基于此定义，本文从货币量冲击的分类、“长期关系”和“长期影响”的区别两方面，更进一步地界定长期货币中性的含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1994年以来的季度宏观数据，采用时序回归法和向量自回归法，对中国的长期货币中性是否成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不足以否定长期货币中性。这对用于中国经验的宏观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制定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长期货币中性 VAR模型 中国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有向无环图方法（DAG）及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别从成本推动渠道、资金输入渠道和货币扩张渠道就美元贬值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的传导途径及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表明，由成本推动渠道，美元贬值会迅速带动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能源价格、食品价格和金属价格的传导效应都很显著，而推动我国居民消费价格走高则存在一定时滞，主要依赖食品价格传导。此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更侧重于生产领域。由资金输入渠道，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走低和美元指数下滑会带动国内商品房销售价格和资本市场价格的结构性上升，进而拉动我国通货膨胀，其中以市场利率和短期资本流动传导尤为显著。由货币扩张渠道，美元贬值对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影响更为显著，货币扩张主要通过外汇占款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影响，且以对消费领域的影响较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显示，我国当前承受着较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关键词：美元贬值 通货膨胀 DAG SVAR模型

      内容提要：主权信用货币是否注定充当国际储备货币面临两难，尚缺乏严格的理论与实证。本文的贡献在于，证明了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国际储备保持稳定性的条件是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或者等于通货膨胀率与国际储备货币收益率之和。以美元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国际储备长时间偏离保持稳定性的可持续水平，这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提供了新的解释，当前的美元困境也得到了经验验证。对此，我国必须深入研究美元主导的巨额外汇储备资产安全性问题，同时构建保持国际储备货币稳定性的政策机制。
      关键词：主权信用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储备资产 “特里芬”难题

      内容提要：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大国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外汇储备从贸易盈余时的短期均衡到贸易平衡时的长期均衡的动态变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了降低出口退税率对长期均衡时的外汇储备的影响。研究表明，降低出口退税率在短期内对减少贸易盈余和控制外汇储备增量有一定的帮助，但长期来看则与出口产品的价格弹性密切相关，只有降低那些价格弹性较大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才能够有效地减少长期均衡时的外汇储备，否则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由于中国的出口产品总体缺乏价格弹性，因此，近年来实行的一系列出口退税政策改革在长期内使国家外汇储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般均衡 出口退税 贸易盈余 外汇储备

      内容提要：本文从中美两国经济的本质性差异出发，通过刻画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循环路径”，构建了包括央行、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斯塔克尔伯格及古诺模型，进而模拟出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对本国经济的间接贡献、合意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以及最优外汇储备投资规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风险资产的规模将影响外汇储备间接转化为美国对中国FDI的比例。同时，中国央行外汇储备规模及投资策略对危机时期的反应不足。改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的主要方法包括降低居民的相对风险回避系数，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居民消费，以及大力发展中国金融市场，降低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
      关键词：外汇储备 投资组合 斯塔克尔伯格模型 古诺模型

      内容提要：对于卖方行业分析师（简称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现象，本文提出一个新假说，即作为理性投资的代表者——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偏差会受到投资者情绪或噪音交易的影响，并通过我国的数据证实了该假说。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内行业分析师盈利预测存在系统性的偏差。其次，构造月度投资者情绪指数，通过非参数和参数的统计方法，针对盈利预测偏差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两组数据，证明了情绪是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际文献中对分析师偏差的绝大多数理论解释通常是基于经典金融学的框架，即假设分析师是完全理性的，其偏差主要来自利益驱动（他们供职的机构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本文认为情绪和利益驱动因素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解释分析师预测的偏差。
      关键词：分析师 预测偏差 盈利预测 情绪 投资者情绪 行为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