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简介：《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松浦章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05月出版。该书广泛搜集珍藏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地的资料，从中文、日文和英文等文献文书中贡献给学界大量而又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并对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作了全方位、多层次和新视角的考察，清晰地展示了清代沙船航运业的全貌和上海沙船字号主的实态，大大地推进了相关专题的研究。

 

    日本学者松浦章教授是一位相当高产的研究者，据出版于2009年的《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一书的“作者简介”，其当时便已出版著作二十二部。2012年5月，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又出版了一本松浦章教授的大作《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以下简称《沙船研究》）。其日文版作为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丛刊第二十五种，由关西大学出版部于2004年11月出版，范金民教授曾专门写书评向国内推介，誉其为“集大成式的专著”。
    据《沙船研究》译者介绍，“与日文版不同的是，在此次出版的中文版中，松浦先生加入了近年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清代东北和上海沙船航运业》（第三编第九章）和《清末上海与山东的大豆帆船贸易》（第三编第十章）”。（《沙船研究》“译者的话”）然而，笔者在细致阅读中文版后，发现这些“最新研究成果”不过是此前研究成果的重新排列组合，不仅材料是完全从此前的研究成果中移植过来，而且对于材料的编排和解读，也与此前的研究成果没有区别。
    以第三编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为例。该章由“绪言”、“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和“小结”四部分组成，共有二十八条引文材料，全部来自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和第三编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包括“绪言”、“明清时代的上海棉布”、“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和“小结”四部分，其中“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与第三编第九章中的“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高度重复。“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共有十四条引文材料，“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共有十条引文材料，二者有十条引文材料完全一致，即“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中的所有引文材料全部来自“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
    接着来看对史料的编排。“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所引史料的先后顺序是：葛元煦《沪游杂记》、《字林沪报》第875号、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县续志》、《字林沪报》第575号、《字林沪报》第667号、《国闻报》第43号、《国闻报》第312号、《国闻报》第330号、《国闻报》第464号、《国闻报》第471号、《国闻报》第1号、《中外日报》第88号、同治年间上海知县的一则公文。此外，该节还根据《中外日报》的信息，整理了德大号布行进行沙船营运的情况，最后又根据祥泰号工作人员周茂生的口述，强调“如果缺少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沙船往东北各地的航运活动，像祥泰布号这样的棉布买卖就不可能顺利开展”。“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所引史料的先后顺序则是：葛元煦《沪游杂记》、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县续志》、《国闻报》第43号、《国闻报》第312号、《国闻报》第330号、《国闻报》第464号、《国闻报》第471号、《国闻报》第1号、《中外日报》第88号。与“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相比，“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少了《字林沪报》第875号、575号、667号和上海知县的公文等四条史料，以及德大号布行经营沙船的情况，其他方面如所引史料、行文顺序均完全不变，甚至该节也是以祥泰布号工作人员周茂生的口述收尾。
    再来看对史料的解读。以天津《国闻报》第1号的材料为例，全文如下：
    营口新闻  民船进出口数○营口为东三省水道咽喉，商舶咸集，帆樯林立，从前民船每岁进口，约计二千余艘，有时多至三千以外，中外通称以来，轮船渐多，民船渐少，上年计到八百号。（《沙船研究》，281、407页）
    引文中“中外通称”当为“中外通商”，而两处引文皆误为“中外通称”。该段引文还全文出现在第三编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中，即作“中外通商”。（《沙船研究》，293页）第三编第四章对该段引文的释读如下：
    营口市地处沿海，是进出东北地区的门户，从沿海各地而来的商船集聚于此，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三千艘以上。然而对外开放之后，外国的蒸汽船逐渐来航，民船的数量急剧减少，时至光绪二十二年，船只数量减少到了八百艘。（《沙船研究》，281页）
    第三编第九章对该段引文的释读如下：
    位在东北水道咽喉之地的营口，聚集了沿海各地而来的商船，一眼望去帆船的桅杆树立如林。以前每年来往民船有二千艘以上，多的时候高达三千艘，但是口岸开放之后外国汽船增多，民船出入营口的数量剧减，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民船数量已减少到八百艘。（《沙船研究》，407、408页）
    两处释读差不多都只是对引文材料的复述，因而内容不可能有差异。有意思的是，在引文错误都一致的情况下，两处释读文字却存在着叙述上的差异，而不是让人一目了然的复制关系。不管这种文字叙述上的差异是否刻意为之，第三编第九章中“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内容，照搬第三编第四章中“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内容的事实，不容讳言。
    第三编第九章中的“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一节，与第三编第五章中的“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内容照搬的情况。“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共有十五条引文材料，“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一节，也是共有十五条引文材料，两者引文材料完全一致，材料编排顺序也完全一致。如果说，“沙船航运中上海产棉布的销路”一节，可以算作是对“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一节内容的缩写，那么“东北地区的豆货出港”一节，则基本就是对“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内容的复制。此外，第三编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中“绪言”、“小结”部分所引用的三条史料，均来自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中的“绪言”和“小结”。
    综上，《沙船研究》收录的所谓“最新研究成果”之一，即第三编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实际上就是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中的“绪言”、“经沙船运输的上海制棉布的贩卖”和“小结”等三部分内容，与第三编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中的“东北地区的豆制品交易情况”一节内容的复制和重组。另一篇“最新研究成果”，即第三编第十章“清末上海与山东的大豆帆船贸易”也存在这种情况。该章第三节“依靠沙船所进行的上海和远东间的大豆贸易”之第三小节“上海的沙船航运业和豆业”，可以说就是第三编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中的第四节“上海沙船航运业与豆货”内容的略微简化和改写。诸如此类，在《沙船研究》中仍有不少，并不限于“最新研究成果”。
    可以说，《沙船研究》一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史料的大量重复引用。史料重复引用两次的情况非常普遍，重复引用三次、四次的情况也不鲜见。如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中关于“沙船”的那段记载：
    本邑地处海疆，操航业者甚夥，通商以前，俱用沙船，以其形似沙鱼，故有此名。浦滨舳舻衔接，帆樯如栉，由南载往花布之类，曰南货，由北载来饼豆之类，曰北货。当时本邑富商，均以此而获利。
    这段史料分别出现在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和第十一章“清末英商佣船金万利沙船的航运活动”中，被完整引用四次。（《沙船研究》，271、290、402、438页）范金民在对日文版的书评中也提到过类似问题：“原书第250页表4和253页表6，都是《道光六年海运郁其顺船运航表》，完全相同。”
    范金民赞誉《沙船研究》日文版，首要之点是“挖掘出了大量罕见的珍贵资料”，表示“单凭搜集和利用的新材料，《沙船研究》就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然，《沙船研究》在资料搜集上的显著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笔者对此也十分钦佩。对于史料相当有限的沙船航运业史研究，史料重复引用的状况似乎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同一条史料可以说明多个问题的情况下。例如前文所述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中关于“沙船”的那段记载，既可以说明沙船与棉布为主的南货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明沙船与豆货为主的北货之间的关系，因而为第三编第四章、第五章全文引用。另外，不同论题的交叉和重复，也使得史料重复引用的现象变得愈发严重。例如前文所述第三编第九章“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与第三编第四章“上海沙船航运业与南货：上海棉布的流通”和第五章“上海沙船的北货：豆货”内容的高度重复，正是由于论题的交叉所致。因为要论述上海沙船航运业与上海棉布之间的关系，必然要涉及到棉布在东北地区的销售状况；要论述上海沙船与豆货之间的关系，必然也要涉及到东北地区豆制品的交易情况；同样，如果要论述沙船航运业与东北之间的关系，则不得不提豆制品在东北的交易情况和棉布在东北的销售情况。论题交叉，再加上史料匮乏，遂使得《沙船研究》不得不大量重复引用史料。
    史料的重复引用问题，本无伤大雅，特别是在一些非核心史料的引用上。然而，重复引用终究是有限度的，当某一章节的材料乃至论述，完全出自此前的研究，再将其冠以“最新研究成果”的名号，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这个“最新研究成果”，只是作为一篇论文，去参加某个会议，也未尝不可，但将其与它的“母本”编入同一本专著，让读者轻易窥破作者著作等身的“秘诀”，殊为不智。
    另外，《沙船研究》中文版在翻译、排版方面的问题之多之奇，简直就是一个车祸现场。例如《沙船研究》第299页有这样一段引文：
    查盛京各海口杂粮，向来查禁海运之年，惟黄豆大船准带二百石，小船准带一百石。也就是说，即使是禁止海运的年份也允许运输黄豆，标准是大船二百石，小船一百石。
    这段引文出自嘉庆年间的《山海榷关政便览》，《沙船研究》误为《山海权关政便览》。看到这段引文，笔者就觉得后一句话应该是作者自己的话，后来果然在《沙船研究》第410页看到同一段引文：
    查盛京各海口杂粮，向来查禁海运之年，惟黄豆大船准带二百石，小船准带一百石。
    后面的正文内容是：“据奏文内容，海禁之时运送黄豆的船只，大船装黄豆二百石，小船装载百石是在许可范围之内的。”如果前后章节进行一下统稿，是不难发现这些错误的。
    由于缺乏必要的统稿，《沙船研究》中前后矛盾之处也十分常见。例如《沙船研究》第227页说沙船商王文瑞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一月十八日，而第338页又说王文瑞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再如《沙船研究》第158页所引史料表明一艘沙船“一年税银九十四两”，而在第161页又写到“这艘船的税银是一年九两四”。在引文的标点上，也常常出现错误，如《沙船研究》第294页有这样一段引文：
    今年东三省大豆非常丰作，豆价及饼价逐渐低落，近来日本肥料市场稔知豆饼为第一重要品，故销路日渐扩张加之。本年饼价低廉银价，又贱核算甚为合宜，故而猛烈买进。……
    如此断句，完全不通，或许应该这样断之：
    今年东三省大豆非常丰作，豆价及饼价逐渐低落，近来日本肥料市场稔知豆饼为第一重要品，故销路日渐扩张，加之本年饼价低廉，银价又贱，核算甚为合宜，故而猛烈买进。……
    事实上，这段引文内容并不复杂，很好理解，只要稍加用心，应该就能准确断句。还有一些多次被引用的引文，有时断句正确，有时却断句错误，如《沙船研究》第298页引用了《盛京时报》的一段话：
    锦州西海口、旧称油粮口岸。凡到口沙、鸟船均由锦城粮店，购买元豆，运往浙闽等省售卖。今秋锦属豆糖歉收，价值太昂，每斗需洋一元三四角，比较常年加半倍之，谱所以南省商船，均闻风不进云。
    《沙船研究》第409页再次引用该段话，标点显然更加合理：
    锦州西海口旧称油粮口岸，凡到口沙、鸟船均由锦城粮店购买元豆运往浙、闽等省售卖。今秋锦属豆糖歉收价值太昂，每斗需洋一元三四角，比较常年加半倍之谱，所以南省商船均闻风不进云。
    同一本书，同一段引文，只因出现在不同的章节，结果标点全然不同。这类问题在《沙船研究》中真可谓比比皆是。
    其他诸如错字之类，更是常见，如《沙船研究》第283页，两次将《中外日报》误为《中外时报》；第206页将“捐纳”误为“损纳”，如此等等。即便是耳熟能详的著名人物，也会弄错名字，如《沙船研究》第203页，将黄宗羲误为“黄宗义”。《沙船研究》第213页是郁氏家族生卒职业表，郁润桂和他的两个儿子郁彭年、郁松年作为郁家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列在表格最前面，在介绍郁彭年和郁润桂的关系时，表格中填着“润桂长子”，不可思议的是在介绍郁松年和郁润桂的关系时，表格中依然填着“润桂长子”。两个“润桂长子”在表格中上下紧挨着排列，别无间隔，稍加浏览，不难发现。可以说，这些错误都是不应该出现的，都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当然，一本接近五十万字的著作，出现一些文字错误，本也情有可原，但如《沙船研究》类似错误之多，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作为沙船航运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沙船研究》在史料的发掘和收集上固然令人佩服，然而其在运用史料时的大量重复引用，尤其是部分章节实际上是以往研究成果的重新排列组合，再加上翻译排版时的大量错误，都不免使得《沙船研究》一书的价值大打折扣。
    （节选自《冯志阳评《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史料重复引用的极致》，原文载于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