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中央的完整表述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认识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方针，首先需要把握与它的形成相关的背景。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处理好新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发展任务，中央的一系列大政方针非常值得进一步领会。十八大后的人事安排基本到位之后，经过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决策层显然在一步一步地把顶层规划和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清晰化。

    三中全会解决的问题，是改革深水区必须要做的顶层规划，形成了“60条”，它是经济改革为重点的、但是已强调全面配套改革的设计。四中全会则把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非常明确地推进到司法改革、行政体系改革，以及宣传上不直接说、但是回避不了的政治体制改革。五中全会是系统化地把这种大政方针所依据的发展理念做了合乎逻辑的条理鲜明的表述：以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到人本主义立场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走向共同富裕。最粗线条地说，这样一系列指导方针的明朗化里面的关键词，至少是如下几个表述出来都是以“现代化”为趋向的基本概念的链接。

    首先，三中全会“60条”那么丰富的内容，涉及336项具体改革切入点的任务，如做出最主要的浓缩，核心的理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简称“现代国家治理”。

    以现代市场体系的资源配置机制配合现代国家治理，解放生产力，在三中全会“60条”中又给出了过去中央从来没有以这样的高度来表述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要求，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到四中全会，又推到全面依法治国。我对它的概括是，这是在现代化取向上与中央文件过去已有所表述的政治文明对接。

    所谓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推进，归结起来有哪些只能顺应、不可能反向而行的基本潮流呢？看大势，首先第一条是工业化，工业化后面必然伴随的是第二个大潮流：城镇化。

    十八大前后、特别是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阶段转变。从龙头指标GDP 近年表现看，在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出现一个10.4%的两位数高速增长，但现在看得很清楚，2010年这个表现，就是前面30年算总账年均9.8%（差不多两位数）和“南巡”之后20年算总账在两位数以上这个高速增长阶段最后一年了，以后我们无法再设想中国的年度增长率能够实现两位数的水平。其后的变化，是决策层2011年意识到必须应对内部、外部的经济及社会压力，需要寻求软着陆，提出了“稳中求进”，2012年进一步表述为稳增长。稳字当头的情况下，强调加快发展方式转变，2013年明确提出速度的可接受“区间”概念，到了2014年，明确使用了“新常态”这个概念。“新”是新在经济阶段演变过程中直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而新后面跟着的“常”，就深入到经济结构怎样优化这个深层问题；“常”是要追求经济运行下行过程中形成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持的增长质量“升级版”状态，在增长速度下行中，实现阶段性探底以后的企稳，企稳以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高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就“常”了。

    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方面，中央强调只要在可接受的区间内，绝不贸然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要让市场充分起作用。这一阶段被称为“三期叠加”：第一是增长速度的换档期，速度要下台阶；第二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地方政府、企业、市场人士要有思想准备，要准备经受优胜劣汰的阵痛，才能去接近结构优化的新状态；第三，还有政府指导方面的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只要是在可接受区间内运行情况下，绝对不会“大水漫灌”，要对前期的刺激政策完成消化过程。我认为实际上对应的还应强调有“三期加一期”，即我们改革攻坚克难的推进期，就是在深水区把改革实质性地加以深化去对接其决定性成果目标。

    关于经济下行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压力，可以做一个相关指标分析。在2011年增长速度往下走的时候，恰恰在物价走势上，当年的感觉是物价迅速往上冲，而过去物价上扬时从来没有在刚超过CPI（消费物价指数）4%增长幅度时，造成这么大的压力。2011年以后的压力，表现的是经济生活里“矛盾凸显期”到来后，社会上所有的不满都可以拿物价来说事。所以，决策层不得不把控制物价表述为重中之重，其实提到了“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度。这还只是伴随物价压力等问题从社会生活方面视角的一项观察。

    从政府感受来看，政府履行职能所依仗的财政收入，2011年之后是明显滑坡的。一些地方政府（包括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几乎是一落千丈式的下滑。从2010年全国合计25%以上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现在已经落到了2015年的8%出头，2016年则只提出5.8%，已经明显表现为财政总收入的增幅，低于GDP增长速度了。

    运行中矛盾凸显，怎么掌握好我们应对之策？对照前面大政方针所要求的贯彻落实，和为在实际运行中化解矛盾压力，从多个维度处理好从短期衔接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就必须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进一步落到现在决策层重点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上。

    总书记首先说“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这第一句话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央现在这么看重的供给侧改革，并不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把握需求管理的经验，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所强调的“着力加强”都是在供给侧。这是对于经济生活中矛盾主要方面认定之后非常明确地表示把着力点要放在供给侧。首先要解决的，是供给侧的改革问题。落在改革上的这句话，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供给侧改革这个总体的概念，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全新概念，它就是在原来已经作为大政方针推进的改革开放道路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成分合在一起，是落在改革上；把供给侧标明，对应着我们对主要矛盾方面和大方向的判断；把结构问题标明，对应着我们关于攻坚克难的认识。解决结构问题和需求管理总量调控、反周期相比，要复杂得多，但是这种复杂性无可回避，我们必须正视它，迎难而上解决它。这句话后面跟着的，是供给侧改革一定要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这第三句话其实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供给侧改革要落到把制度要素和供给侧其他要素合在一起的一个系统工程式的、全面和长远的改革发展的整体配套上，这种系统工程式的推进，是现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的客观要求。这三句话后面，又联系到最后两句话——这种供给侧改革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间落到什么层面上？首先是落在发展可持续性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这方面的动力。最后的一句话表明，这一系列的指导方针与要领，追求的是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直指中国供给侧改革所引出的，是延续我们的超常规发展过程。

    另外，在强调改革这方面，一定要联系我前面强调的对于十八大以来大背景的认识，不要落入有的网上评论所说的供给侧改革是搞新计划经济。还有就是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网上说得很热闹的所谓认识思路的分歧，有人解释为供给侧改革与“双创”的不同，我个人觉得不是这样，因为供给侧改革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全是一个轨道上的，都是在供给侧发力要追求以创新解放生产力。至于在具体的政策要领上，实话实说，任何决策集团里的重要决策人物，可能有自己相对偏好的重点把握，但是说到现在反复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非常明显都可归为称作“第一动力”的创新范畴。

（节选自《供给侧改革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兼论房市、股市、营改增（上）》，原文载于贾康学术平台，作者贾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