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很多人关心的中国经济问题，都作了完整的叙述，澄清了很多模糊边界，并做出了见解深刻的解答。例如，为什么19世纪之前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而现代则落后于欧美？林毅夫对于这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给出了视角新颖的解答。他认为，中国的衰落，可在科举制上找到根由，而民族复兴的感情又源自儒家文化。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科举取士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由此形成的激励机制不利于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等‘奇技淫巧’的学习。因此，中国也就无法自发地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从而在西方发生工业革命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迅速由领先变为落后。”在对很多问题进行分析的同时，他也给出了现有的几种解释及争论，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问题非常有帮助。例如，对1959年到1961年的农业大灾害，目前有三种解释：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民公社规模太大而导致激励作用下降。而林毅夫在分析了三种解释的逻辑合理性之后，用经验检验的方式，对比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从个体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从1978年到1984年，从集体又恢复到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现象与农业危机相联系”，林毅夫提出了新的解释。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接触西方经济学知识，很多人信奉“最小政府”，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然而，这需要有个前提，即市场机制可以良好地发挥作用。书中提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小政府’并不是最优的选择。”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政府有能力、有必要发挥适当的作用：收集和提供信息、协调、对企业进行外部补偿。

    本书虽然是对中国经济的解读，但内容不仅仅限于星星点点的经济问题，而是全方位、逻辑连贯地解读中国发展问题。对合作化运动、城乡户籍隔绝制度、地区粮食自给自足等问题，作者都细致准确地概括呈现给读者，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制度的起因与演变历程。

    与教科书不同的是，本书每一章都深入浅出地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环境背景。比如，在现如今人们眼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合理的，束缚了生产力。与之相应的物资短缺、凭票供应等现象，在今天看来，是非理性的，甚至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林毅夫给读者讲清了背后的逻辑：1952年以后，我国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国际、国内形势所需。在资源有限、资金短缺的农业国基础上发展重工业，宏观上价格调控、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限制企业自主权，这样“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是那时最优的制度安排。

（节选自《把握和感知中国经济》，载于光明日报，作者邸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