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工业化进程展开250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跻身中等收入的行列，但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依然屈指可数。在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成长为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成功摆脱了“低收入陷阱”。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的GDP为39.7983万亿元。依此推算，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一转变也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日益逼近我国。
具体来说，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即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
左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被视为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仍然挣扎在人均GDP为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看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有的国家却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无法自拔？对此，研究者给出了多方面的解答。一是认为人口结构转变导致了人口红利耗尽。或者说，二元经济的劳动力转移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依靠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无以为继。二是认为缺乏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总体上说，拉美国家历来不够重视技术研发和创新，主要依赖引进外国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研究开发上居于领先地位，其研发强度是台湾地区的3倍、巴西或印度的19倍、泰国的近50倍或者墨西哥的380倍。三是认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地区）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的出口几乎全是制造业产品，而巴西和墨西哥的工业产品在总出口中仍不到一半。四是认为城市化进程过快和不平衡。五是认为收入分配不公。比较来看，巴西和墨西哥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相对不平均的国家，台湾地区和韩国则属于相对平均的类型。家庭收入的数据表明：最高层1/5家庭和最低层1/5家庭的收入比率，在巴西为33∶1，墨西哥为20∶1，韩国为8∶1，台湾地区为5∶1，日本为4.3∶1。六是认为腐败扭曲了经济运行。在一些拉美国家权力寻租普遍存在，扭曲了经济运行的秩序，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这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综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因国家发展战略滞后于竞争环境变化导致国家竞争能力丧失的必然结果。深入来看，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所依据的竞争优势和所采取的竞争策略已难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相比之下，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所依据的竞争优势则源于降低交易费用和获取超额利润。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口结构变化及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增加，使得降低要素价格和产品成本的竞争优势难以为继。在交易费用居高不下且超额利润无法获取的情况下，就必然出现收入停滞的局面。
今天，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如何避免“前有壁垒，后有追兵”的困境，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表明，铸就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以下简称NVC）是一个合理可行的选择。
二、大国产业体系的核心：国家价值链
所谓国家价值链（NVC），是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的，由本土企业掌握的品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等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NVC同时还参与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并具有产品链的高端竞争力。建构NVC是为了获取持久的优势。一方面，依靠产品链高端的有利地位，获得超额利润，降低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在NVC条件下，有利于实现产品链在整个国家内部的布局和转移，随着劳动力成本与土地价格的上升，NVC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和辐射，从而缩小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
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从最初的GVC低端转型并构建形成了NVC。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创建制造业国际品牌。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模都比较小，与中国的情况有一定差异。相比之下，美国构建NVC的经验做法更值得中国借鉴，这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同样都是一个大国，内部区域差距较大，都具备了较为完备的工业基础。
深入分析表明，美国NVC的建立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条件。第一，立足国内巨大的市场，具有产品终端需求市场控制力。第二，技术、管理、金融的广泛创新，推动了产业持续升级。第三，公司不断革新转型，服务业成为主要驱动力。第四，产业在区域间扩散，人均收入逐步趋同。第五，收入分配更为平均化，走向大众消费时代。美国的历史经验表明，NVC并非发展单一产业或者仅是空间布局的问题，它是一个由内需市场、全面创新、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和收入分配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良性反馈循环系统。增加的收入造就了巨大的内需，内需引导创新，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升级带动区域间产业转移以及收入分配的平均化，收入的普遍提高又进一步支持了消费结构的高级化。
显然，NVC形成的规律也适用于中国。对于中国而言，构建NVC并不只是一个产业升级的任务，而是要从生产要素、企业、产业多个层面出发，实现从出口导向向内需导向的转变，从发展国际代工的制造业为核心向服务业为核心的转变，从各区域产能扩张向价值链在全国布局的转变；同时推动收入分配趋于平均化，消费结构趋于高级化。也就是说，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我国的工业化战略，深入理解工业化的当代内涵，确立工业化的全新目标，转变工业化的发展重点，启动和实施第三次工业化。
三、第三次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长期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在不同时期，对工业化内涵的理解有着重大变化，工业化的动力、目标、方式和效果也有着显著差异。依据这些差异，可以将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称为第一次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称为第二次工业化；将今后以铸就NVC为目标的工业化称为第三次工业化。
第一次工业化时期，工业化的内涵是狭义的，所依据的成功典范还是停留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前苏联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上。工业化的国民经济背景是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极低的人均国民收入；工业化的基本目的是快速发展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通过将稀缺资源从农业向工业转移，推动传统农业份额的降低和机器大工业份额的提高，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实现目标，第一次工业化时期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国有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采用高关税和高估本币等方式推进进口替代、采用外延增长方式改善工业生产布局和区域经济不平衡为四项基本的工业化战略。这一工业化模式的本质做法就是提高资本积累和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比例，进行重工业的赶超。
第二次工业化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此时，工业化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优势地位”，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第二次工业化的国民经济背景是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工业化的目标是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第二次工业化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农业和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内外两个市场、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这些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被誉为“世界工厂”。同时，第二次工业化也带来了四个方面突出的问题。第一是被“俘获”与“压榨”在GVC低端的问题。第二是出口拉动需求增长难以为续的问题。第三是产业结构协调较差的问题。第四是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第二次工业化已经无法承担铸造NVC、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使命，必须超越曾有的工业化模式。如果继续按照第二次工业化道路走下去，就会处于被“俘获”的GVC底端难以自拔，成为缺乏技术创新的“世界重化工业”污染消耗工厂。如果回到第一次工业化模式上，强调独立、封闭又会隔断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学习。因此，当前我国必须启动和实施第三次工业化战略。之所以称为第三次工业化，一方面表明它是在前两次工业化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是对同一个工业化进程内涵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每一次工业化具有新的动力、目标和方式。
在第三次工业化模式中，工业化的内涵大大拓宽了，常常被理解为“产业化”。这是因为第三次工业化不仅意味着工业的发展，还意味着用现代技术改造各个产业（产业化）和产业之间的融合；不仅意味着产业的升级，还要求产业在空间上的转移和重新布局；不仅关注产能的提升，还强调收入均等化、消费高级化和增加内需。也就是说，第三次工业化所要实现的是能够良性运行的NVC。
需要说明的是，服务业是第三次工业化中的核心产业。这是因为随着分工的深化，服务业在降低交易费用和加工成本上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基本手段。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出现了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生长、组成一个服务业与制造业一体化的生产体系的趋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活动是制造业的关键性投入，也是制造业效率改进的基本源泉。
总之，第三次工业化并不仅是对某一产业的发展，而是着眼于通过铸造NVC，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与民众富裕的和谐统一、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和谐统一、国内发展与国际竞争的和谐统一。
作者单位：孙建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张志鹏，江南电缆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摘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5
原文约1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