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顾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涉及社会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劳动关系、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等。近期就新政治经济学发表观点。

   

    导言
    “究竟什么因素使得一些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呢？自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问这一个问题。然而，二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的奥秘。”200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共同执教的知名经济学家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在其名著《经济增长的奥秘》的开篇，就给出了如此令人沮丧的回答。从那一时刻算起，十多年又过去了。在社会科学进展一日千里的今天，国家贫富兴衰的谜底已经若隐若现了。
    在揭开这个谜底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一谜底有一种适当的期待。很多人，尤其是政治领袖及其谋士，都热切期望这一谜底能够给出国家贫富兴衰的必要充分条件，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获得烹制盛世盛宴的菜单，从而达成“治大国如烹小鲜”之功。然而，这样的菜单或许根本不存在；尤其是探究国家兴盛的充分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否则岂非任何人只要加以训练就至少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真正可以深究的是国家兴盛的某些必要条件，或国家衰败的某些充分条件。同时，着力于探究国家短期兴旺的原因并无助益，因为这样的因素不胜枚举，而且由于无法一般化，在一些地区发现的因素对其他地区没有借鉴意义。因此，相关研究着力探究的是长程经济增长的促因或条件。
    传统经济学研究思路将资本投入和创新开拓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其中的资本既包括物质资本，也包括人力资本，更包括知识资本，而知识资本的积累体现在技术进步之中；当然，技术进步也同创新开拓有关，而创新开拓则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例如商业模式的创新、组织结构的变革、全新产业的兴起等。这种思路固然不错，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条件下投资会增长，创新会勃发？或者发过来问，什么因素会使投资抑制，创新不振？
    早在1973年，诺斯（Douglass C. North）与托马斯（Robert P.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就明确指出：无论是资本积累、规模经济、创新勃兴，都是经济增长本身的各种体现而已，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关键，或者说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在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其特征是确立了以产权界定清晰、契约执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造成一种激励，刺激个人去从事那些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
    此作后来成为新制度主义新经济史的奠基作之一，而诺斯因在新经济史中开创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向而在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迅猛发展，制度重要便成为新制度主义解释经济增长奥秘的共识。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科斯（Ronald Coase）、诺斯和威廉姆斯（Oliver E. Williamson）纷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将制度视为推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性因素，已经变成了经济学常识之一。
    然而，仅仅认识到制度重要是不够的。某些类型的制度（例如产权保障）与经济繁荣具有正相关性，这一点从某种层面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相关性究竟是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致，还是后者与前者之间的逆因果关系所致，或者是由于其他因素（例如资源禀赋、民情文化、地理优越等）所致，尚不清楚。
    与此同时，即便对某些历史个例（例如光荣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的分析达到了抽丝剥茧的境界，也无法排除各种偶然因素所起的重大影响作用。事实上，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史兴起的同时，世界史研究领域兴起的“加州学派”以及新激进主义的历史学，就认定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或者西方的兴起纯属偶然，当然不同的学者强调不同的偶然因素。在西方兴起偶然论者看来，相较这些偶然因素，新制度主义者所强调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就相形见绌了。
    因此，对于新制度主义者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如何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之中，厘清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用经济学家常用的术语来说，就是必须把制度变量内生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一些高度重视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制度变量内生化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从而将新制度主义从新制度经济学阶段推进到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阶段。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已经耳熟能详了，其特点是通过理论推演和案例分析来探究制度的重要作用，但其缺点是难以将其发现的重要作用进行实证检验（empirical test）。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是经济学中一门方兴未艾的亚学科，其特点是通过数理建模和计量分析将政治因素（亦包括制度因素）内生化于各种经济现象（包括经济增长）的模型之中。由于有别于社会科学中对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现象进行分析的各种研究传统，本文将新兴起的政治经济学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力对制度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或者说新制度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旗手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
    阿西莫格鲁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个亚美尼亚家庭，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超级明星。他以高水平论文产量奇高而闻名，2005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克拉克奖，2006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2007年荣获了匈牙利拉兹洛高等研究学院约翰?冯?诺依曼奖（该奖1995年设立，颁给那些为“精密社会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国际学者，阿西莫格鲁是第12位获奖者）。
    罗宾逊1960年出生于英国，其父曾任英国派驻多个殖民地的官员，他自小就随父亲在加纳、尼日利亚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地生活。2004年以来，罗宾逊一直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并在2009年荣升讲座教授；2012年，他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2015年2月，罗宾逊被芝加哥大学挖角，荣膺该校声誉隆崇的大学讲座教授。
    由于少年的经历，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以下简写为“阿罗”）对比较发展研究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自2000年始合作发表论文和著作，将他们基于自身经历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制度与发展何以纠缠不清的思索，成功地转化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阿罗”的大量论文不仅经受了顶级学刊严苛的学术评审，更为难得的是，他们还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兼具思想性和学术性的国际畅销书，从而在财经界和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3年，“阿罗”入选国际思想界著名杂志《前景》（Prospect）当年“世界思想家”榜单的第30位。
    一、地理、文化还是制度重要？——诺斯命题的实证支持
    新政治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内生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是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三人合作200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一个经验性调查”一文。此文的第二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也是一位知名经济学家，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为节省篇幅，下文将这三位作者的署名简写为“阿约罗”。
    “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一文的问题意识在于检验“诺斯命题”，即有着较好制度的国家会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进行更多的投资，并且更为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达致更高的收入水平。在这里，所谓“较好的制度”，主要是能够保障产权以及使资源配置未遭到扭曲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由于制度较好或较差，很难直接加以度量，也缺乏相关的数据，因此要检验制度因素到底对经济发展有无决定性影响，必须另辟蹊径，找到能够替代制度因素但又能反映制度好坏的可度量变量，即所谓的“工具变量”，作为计量分析模型中的自变量。“阿约罗”采用殖民者在不同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来考察制度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这正是这篇文章的创新点。
    “阿约罗”的论证思路可以简述如下：高死亡率的地方，殖民者难以定居下来，因此其殖民策略更倾向于攫取性；低死亡率的地方，殖民者则定居下来，建立了与其宗主国类似的保护产权等包容性的制度。总之，应对不同的环境，殖民者在殖民之处就构建了不同的制度，而由于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性”，这使得早期制度的影响延续到当代，造就了前殖民地国家在当代呈现出不同的经济绩效。
    具体而言，“阿约罗”采用17、18和19世纪在殖民地的士兵、主教人员和航海者等潜在定居者所面临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以原殖民地所在国家在1995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为应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在控制了纬度、气候、卫生状况、宗教、自然资源、土壤质量、种族等因素后，依然发现殖民者死亡率和人均收入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显然，任何地方的经济表现理应与该地一百多年前定居者的死亡率不相干，也就是说，殖民者死亡率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外生变量，但由于定居者死亡率与他们建立的制度有关，而由于路径依赖，早期建立的制度类型又与后来的制度类型高度相关，因此殖民定居者死亡率是通过制度因素而不是其他变量对后来的人均收入水平产生了因果作用。换言之，就欧洲殖民地发展的巨大差异而言，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和文化差别都不是重要的解释变量，是欧洲殖民者早期建立的不同制度塑造了殖民地日后发展路径和结果的迥异。
    实际上，选择殖民地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制度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阿约罗”首创。欧洲殖民者在世界各地所建殖民地的不同发展经历，尤其是其所建立的不同制度，为“诺斯命题”的实证检验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这在诺斯本人的论著已有涉猎。在1990年代，亦有高水平的论文以殖民地经济史为案例深化了“诺斯命题”，发现在那些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的殖民地，政治经济精英会设法通过制度和政策削弱弱势人群向上攀升的机会。因此，经济不平等会通过影响制度发展的路径而左右了经济机会的共享性，从而最终造就了殖民地的不同经济发展之路。
    尽管在研究结论上并无多少新意，但由于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变量并使用了较为精致的计量分析方法，“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一文还是激起了学术界异乎寻常的反响。这篇论文在谷歌学术记录的引证量截止到2015年6月底已高达8000余次，其中当然不乏对其数据可靠性和分析坚固性（roubustness，又译“鲁棒性”）的严苛检验，以及对工具变量的不同解读。2012年，在其文发表十多年后，“阿约罗”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刊发了一篇长达33页的文章，对重要的批评意见详加回应。西方学界对于学术严谨性的追求可见一斑。
    2002年，“阿约罗”在另一顶级经济学学刊《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财富逆转：地理因素和制度对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作用”一文，进一步排除了地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此文分析了一个饶有兴趣的现象，即前西方殖民地在过去的500多年间发生了财富逆转，原本曾经富有的殖民地（如印度、墨西哥、阿根廷等），如今均陷入相对落后甚至贫困的状态，而原本的穷地（如北美和澳洲）如今都极为富有。
    财富逆转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最广泛的理论是“地理假说”，认为从长期来看各国在财富上的差距主要是由地理、气候或生态方面的差异所决定，如是否靠近港口、富饶土地的可获取性、气候条件对疾病发生率的影响。这一理论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孟德斯鸠；在二十世纪中叶，这一理论最有力的表达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三卷本煌煌巨作《亚洲的戏剧》。在当今学界，这一理论由于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的诸多论著成为全球畅销书而拥有可观的影响力。
    然而，在“财富逆转”一文中，“阿约罗”却通过历史计量分析，否定了“地理假说”。他们以1500年城市化和人口密度作为度量前殖民主义经济繁荣的指标，以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度量殖民地当今的财富状况，对殖民地的财富逆转给予了极为细致和直观的刻画。他们发现，财富逆转发生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与工业化同步，这就排除了疾病等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与此同时，长期来看，这些殖民地的地理、气候和生态条件在1500年之前和1800年之后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不可能成为财富逆转的主要肇因。
    针对“地理假说”，“阿约罗”提出了“制度假说”，认定导致前殖民地财富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逆转。他们解释说，自15世纪以来，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扩张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在不同的殖民地，制度变化的方向也不同。殖民者根据殖民地经济盈利性和可定居性，选择了不同的殖民策略，建立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在当时的贫穷但可定居之地，他们建立起私有产权制度，为范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产权保护，结果激励了当地私人投资，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并最终实现良好的经济绩效。相反，在当时的富裕地区，他们要么保留了原有的攫取性制度，只不过取代本土精英成为攫取者，要么建立了具有欧洲色彩的新攫取性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少数社会精英手中，而社会成员中绝大多数因面临着财产随时会被没收的风险而缺乏投资激励，从而使当地无法实现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可以说，“比较发展的殖民地起源”和“财富逆转”是姊妹篇，其研究结论完全相同，只不过所分析的数据和具体的分析技术稍有不同而已。2005年，“阿约罗”再度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化与经济增长”一文。该文的分析目光发生转换，从殖民地转回宗主国，在欧洲和美洲贸易大发展的背景下，论证了制度变革对欧洲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公元1500年到1850年期间，（西部）欧洲兴起的肇因主要是大西洋贸易的蓬勃，这一点早已众所周知。“阿约罗”强调的是，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主义通过诱导制度的变化既直接也间接地影响了欧洲国家日后的发展路径。尤其重要的是，1500年后“新世界”开拓和新贸易的增长加强了新兴商人阶层的实力，使得这些集团能在某些欧洲国家要求并实现制度变革，以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利，而恰在这些欧洲国家日后出现了经济腾飞。
    “阿约罗”发现，最显著的制度变化和可观的经济收益发生在那些能对君主统治实施制衡的国家。制衡制度限定了君主对海外贸易活动的控制权，这样就保证了新商人从大西洋贸易中获益。例如，当时的英国和荷兰之所以发展较快并在诸多国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新涌现的商人阶级从贸易中获利最大，并能够成功地要求实行保护其财产和商业利益的制度。而一旦人们的财产权利受到有效保护，这些新贵们就会投资更多、交易更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与之相反，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是最早发现美洲并在美洲最富饶之地殖民的国家，但其自身的发展却陷入停滞，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君主统治者设法攫取了早期贸易的收益，并阻挠新兴商人阶层获取政治权力。因此，欧洲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纪末期的制度和“大西洋贸易”提供的经济机遇相互影响，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该篇文章阐述的欧洲兴起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的已有观点也有一定的差异。虽然一些著名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例如诺斯及其合作者在其一系列论著中很早就描绘了英国与荷兰作为一方、西班牙与法国作为另一方的西方兴起之路，并就强调了产权和制度的重要性，但他们主要是在欧洲自身的历史中探寻欧洲各地制度差异的根源。后来，知名经济学家德?隆（J.Bradford De Long）和施莱佛（Andrei Shleifer）通过对工业革命之前不同欧洲城市制度结构与其兴衰的考察，深化了诺斯开创的历史分析。
    但是，“阿约罗”认为，现代欧洲兴起的制度根源并不在于欧洲各地以何种方式继承罗马遗产（传统）的历史根源，而是殖民主义兴起之后新兴商人集团经由与既有利益集团（欧洲地主与皇族势力）的博弈，通过渐进的诱导性制度变迁，最终促成了欧洲的经济增长。2011年，“阿约罗”与另一位学者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又发表了“激进变革的后果：法国大革命”一文，证明只要方向正确，哪怕是激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同样也可以达成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之效。这与哈耶克推崇自发演进的诱导性制度变迁与贬低理性设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著名论点，大相径庭。
    二、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政治经济制度的包容性与攫取性
    毫无疑问，运用历史计量学试图建立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因果关系的学术努力，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然而，这些成果的实质内容依然有限。这些研究成果证明，良好的制度是长期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而糟糕的制度则是经济衰败的充分条件。可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不可或缺的好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至关重要的坏制度又有何种特征？
    2012年，“阿罗”出版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实力、贫困与繁荣的起源》（以下简写为《国败》）一书，将其历史计量学得出的观点以比较历史政治经济学的笔调加以阐述，即繁荣昌盛的国家都建立了能够赋权、释放并保护每个公民所有创新、投资及发展潜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由于卸除了技术性的计量分析，再加上发潜阐幽、娓娓道来、大气磅礴的历史叙事风格，此书旋即激起了国际财经界和读书界的阅听（此书有视听版）浪潮，并引发近百位国际重量级学者撰写深度书评。
    在《国败》中，“阿罗”分别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来刻画好制度和坏制度，并且从政治和经济这两个维度展开论述。如果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具有包容性，那么长期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必要充分条件就已具备，尽管短期经济的蓬勃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段会各有各的其他推动力。如果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具有攫取性，那么即便是一时的富饶之地也会在坐吃山空之后陷入衰败。事实上，自然资源富饶之地经常会遭遇到所谓的“资源诅咒”或“富饶悖论”，这一现象自1980年代起就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有研究指出，自然资源富饶之地究竟会不会遭到“诅咒”而陷入经济不振之境地，取决于当地政府治理制度的质量。
    “阿罗”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包容性和攫取性进行概念界定，而是借用历史故事进行了描述性说明。大体来说，包容性经济制度涵盖能够确保竞争性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所有基础性制度，包括产权有效保障、契约有效执行、市场自由进入（反垄断）、公共服务发达（教育普及等），包容性政治制度涵盖确保竞争性民主机制发挥作用的所有制度，而把各种威权主义制度以及非多元性的不稳定民主制度排除出去。与此相对，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泛指那些能由特定政治经济精英把持政治经济权力，并藉此有效汲取非精英阶层财富的制度。
    依据包容性对攫取性和经济对政治这两个维度，逻辑上可能的制度组合模式共有四种。包容性政治制度与攫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从形式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和在政治经济的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此看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处于极端是两种制度组合，即政治和经济制度要么都具有攫取性，要么都具有包容性。在这两个极端中间，则是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模式。
    政治和经济制度兼具攫取性，这是国家衰败的制度性充分条件。无论是人类历史上的帝国衰败、王朝崩溃，还是当今世界的国家积弱，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攫取性政治经济制度的肆虐。政治制度攫取性具有两方面：一是指既得利益者及其精英代表人物把持政治，结果很多政治制度成为他们攫取他人利益的工具；二是公共秩序不佳甚至无存，权势之辈在乱世中敛财暴富。
    经济制度攫取性也具有两方面：一是指权势之辈借助各种垄断权、特许专卖权等市场控制手段，汲取生产者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利益，最终导致生产者生产激励的不足；二是。攫取性经济制度具有基础性：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制度具有攫取性，那么其政治制度也必然是攫取性的，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政治经济制度兼具包容性是一个现代现象，迄今为止仅在少数发达国家中要么得以实现，要么尚待巩固，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形成这一制度组合的历史进程真可谓各有各的艰辛，其当今的经济表现也多有差异。但大体来说，其政治制度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多元性，各种利益群体都有相当的机会参与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尽管参与的机会和效力不可能达致绝对的平等；其经济制度都注重自由进入和自由竞争，通过垄断、特许、专卖等市场控制手段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具有较高的生产性激励，从而也能够吸引出自民间和来自国外的投资。
    尤其是，这种制度组合可以包容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从而为经由创新推动的新经济部门的持续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具有相辅相成之效，形成良性循环，如“阿罗”所论：“包容性经济制度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繁荣兴旺提供了基础，而包容性政治制度则限制了对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种种偏离。”
    无论是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组合的案例数量最为可观。很多独揽政治权力的人，即便是处于最大化其可攫取利益的考虑，也都衷心冀望其统治之地的财富快速增加，因此他们会采纳一些包容性经济制度，以提升人们的生产性激励。与此同时，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统治精英，也会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那些业已证明较优甚至最优的产业，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剪刀差强制收购（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重工业倾斜等政策的快速经济增长。所以，在攫取性制度下，当权者不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
    因此，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之下，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现象被“阿罗”称为“威权型增长”。但他们强调，威权型增长的可持续性很弱，其弱持续性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1）政治制度的结构性问题：民众缺乏对攫取者的制衡，攫取者有限的生命或任职期限会使其采取尽可能攫取的短期行为，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展开竞争，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攫取机会也会参与竞争，结果自然是寻租滋长、腐败横行、投机蔓延，生产和创新的激励降低，最终阻碍了长期经济成长的实现。
    （2）威权型增长的极限：威权型增长多发生从贫穷到小康的初期发展阶段；尤其是后发国家赶超型发展的初期阶段，通过输入技术、模仿甚至“山寨”、输出低端产品，经济就有可能取得快速发展。可是，这种增长模式极有可能遭遇到“中等收入陷阱”：一旦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达致中等收入的水平，他们的消费需求层次必定提高，而满足其需求的中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一方面需要更高水平的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创新的激励和保护。这不仅需要经济制度进一步向包容性的方向改革，也需要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
    三、余论
    制度重要这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命题，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深入的探究。深谙计量分析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历史计量学的定量研究，辅之以历史案例比较的定性分析，确认保护产权、激励创新、拓宽机会的制度组合，也就是包容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国家兴旺繁荣的制度性必要条件，而致使产权不稳、创新不足、机会不彰的制度组合，也就是攫取性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国家积弱衰败的制度性充分条件。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制度与经济发展之关系的认识。
    然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存在某些不足。第一，无论是使用何种措辞，新政治经济学笔下的制度组合模式依然过于笼统，即其中包含的具体制度过多，而每一个具体的制度与经济发展究竟有何关联，尚不清楚，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正如另外两位在新制度主义增长经济学中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据认为有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人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豪伊特（Peter Howitt）指出的，“应该把制度分解成更具有专属性的成分”，一一加以研究。当然，计量分析中的变量越细，所需数据的专门性越高，分析结论的一般性也就越弱。
    第二，无论考察何种制度的作用，边际与类别分析的结论差别巨大。例如，产权保护的边际变化，远比保护与不保护的类别之差，对于生产者、创新者和投资者的激励影响更大。但是，对于新制度主义的边际革命，目前无论在新制度经济学还是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均尚未达到。实际上，如果不对制度变革进行边际分析，威权型增长的现象就难以得到充分的理解，而“阿罗”“国败论”的最大软肋就在这里。
    第三，正如在攫取性制度架构下也会出现包容性的因素一样，在包容性制度组合主导的国家，攫取性因素也并非完全排除了。即便如美国，其政治经济制度中也存在着攫取性因素，这导致美国一方面不仅无力消除经济社会不平等，甚至还推进不平等的扩大，另一方面反过来损害了政治参与的平等性。尽管攫取性的滋生，在可见的未来，还不至于使美国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发生逆转，但社会经济政治不平等的代价，正在动摇美国发展的基础，这也是众多美国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发出振聋发聩之论的基本缘由。
    （节选自《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新制度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原文载于经济观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