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钱颖一，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经济学家有很多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提出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因素是改革开放前后最大的不同？在我看来，从经济学原理看，有两类原因：一类叫“开放”，一类叫“放开”。
    1. 开放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抱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非常积极地推动国际化、全球化，表现在要积极“入关”、“入世”。那时候是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全球化，而发展中国家普遍比较抵制全球化，而中国是唯一的例外，原因是之前中国深受封闭之害。
    开放的含义非常之广，绝对不是简单的贸易。资本的流动、技术的流动、想法的流动，都是开放的结果。首先，开放改变了激励。中国开放后首先发现的是周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与我们有类似的文化，类似的历史，但发展得这么快。这样的潜在竞争压力，改变了所有人的激励。第二，开放改变了市场的边界。初期的来料加工，后来的加入世贸组织，都扩大了市场的边界。第三，开放改变了生产方式。这点对中国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有两个特点，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完全具备的。一是我们的赚钱动机特别强，二是我们的学习能力特别强。什么东西别让我们看见，一旦看见，我们一定能做得比别人都要快，还要便宜，还要好。所以我们从开放中受益的程度最大，也就不奇怪了。激励的作用、市场边界的扩大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都是开放带来的。我们还谈不到直接的创新，先把别人的创新拿过来用，同样有巨大作用。我前面说的三条经济学原理，在开放里面都体现了出来。
    2. 放开：把激励搞对
    放开是指国内改革，有两个基本要素，对应我前面讲的两个经济学原理：第一是把激励搞对，第二是让市场起作用。这也是与改革前相比的最大不同。当然改革前后也有很多相同的部分，但是我更关心区别。
    把激励搞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村改革。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个最清晰、最简单的社会实验。在几年的时间内，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粮食产量大增。这里面有两个激励：一个是价格激励。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当时国家把农产品价格提高了，现在容易忽视这个原因，但是不要忽视价格激励。第二是制度激励，就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作为“剩余索取者”带来的激励。另一个激励的例子是区域间竞争带来的激励。虽然有争议，但是仍然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特色。这在小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小国只有国际竞争。只有在大国里面才有众多地区，有地区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区域间竞争突出体现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就产生了发展地区经济的激励。
    但是并不是说改革中所有的激励都搞对了，或者一次就搞对了。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成功之后，曾经出现过把承包制引入城里，引入国有企业。后来发现企业承包不像农村家庭承包那么简单，出现了“包盈不包亏”的现象，带来了企业管理者行为的扭曲。这时候就提出了产权、股权激励、公司治理等问题，直到今天也都没有完全解决。同样，地区间竞争也带来地方保护主义等扭曲。所以，把激励搞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放开：让市场起作用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讨论短缺的原因，答案是生产太少了。学习了经济学原理之后，我们就知道短缺的第一原因是价格控制。当你放开价格之后，短缺就消失了。反过来，当价格被限制上涨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短缺。比如，当你看到医院排长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面的价格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对一些农产品有补贴，而这种补贴就造成了扭曲，带来了效率的损失。所以让市场起作用，我们既要看到市场起作用时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扭曲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市场分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总的来说，我国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放开先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过去几年的重大进展是利率市场化，它消除了一个重大的价格扭曲。但是，资本市场的放开不仅是利率的市场化，还取决于一系列监管制度。在这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的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总结一下这一部分：回顾中国过去30多年的增长，经济学家看到有三个因素是改革前后最大的不同——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由此我们看到，可以用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在这里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这还不能解释全部细节，但是确实能够解释相当多的部分，特别是核心部分。

    用经济学原理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
    1. 经济增速新常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最明显的标志是增速下降，2015年降到了7%以下。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争论有很多细节，经济学者观点不一致，中间相差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甚至三个百分点。我今天不对这中间的差别做解释，而是想说，基于经济学原理，大家有不少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资源的稀缺性与报酬递减的一般规律。人口结构是明显的因素。劳动力是一个稀缺资源。中国从2011年起劳动力占人口比例开始下降，从2012年开始劳动力绝对数开始下降。所以，仅仅看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还不够，还得看其他资源的限制，比如人口结构就是一个重要的限制。中国今天与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结构是不同的。这从可观察到的数据，比如工资水平增长上，就可以看到。过去几年中国的工资增速超过GDP增速，使得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当然是从很低的水平开始上升的。这在全球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在其他几乎所有国家，近年来劳动收入占GDP比重都在下降，资本收入占比则在上升。为什么中国与众不同？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
    再看整体的投资回报率。在2007年之前，我们的投资回报率比较正常，但是自此以后就一直在下降。这背后的原因包括市场中的扭曲严重，比如过剩产能等。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这些都是造成报酬递减的因素。最后反映在整体效率的下降，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看增长：短期是刺激政策，它直接影响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中期是结构性改革，它影响供给侧，影响市场效率；长期是创新，它改变生产方式。下面我着重讲中期和长期这两个方面。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在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很多，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容易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结构调整的主语是什么？如果是政府，是通过政府的行政手段来调整，那就是计划经济的思路。计划经济下叫有计划、按比例，比例就是指结构比例，如果结构比例不对，就要按比例来调整。结构调整的主语如果是市场，那么结构调整就应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调控的工具。这里的关键是要区分机制与结果。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运用刚才讲的经济学原理，就是继续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就是要纠正激励扭曲，纠正市场扭曲。究竟什么是合适的结构比例？这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国内经济情况，还要根据全球经济情况共同决定。这不是我们看比例能看出来的。
    这个话题因为篇幅所限不能具体展开。但是我想说，哪怕运用一点点经济学原理的基本知识，我们就能分辨出正确的思路与不正确的思路。这里既有理论问题，也有政策问题。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结构调整之间的重要差别，是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髓的起点。
    3. 经济发展新动力：创新
    创新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特别是“双创”的提出，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创新从过去的从上到下，扩展到从下到上。这两类创新在世界各国都存在。
    关于创新，我讲两个看法。第一，如果相信经济学原理的话，就要相信创新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有不同的意义。我们可以把经济体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发达国家，它们处在技术前沿，唯一的增长模式就是靠创新才能维持经济增长。第二类是穷国，它们远离技术前沿，但可以靠模仿，靠资源动员来获得高增长。中国在过去的30年，印度在今天，都是这种情况。我想强调的是，还有第三类，即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等收入国家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穷国，它们处在中间状态。一方面，相比发达国家，资源动员还有空间；另一方面，相比穷国，创新变得更加重要。中国目前就是处在这一中间阶段。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但是会帮助我们找准自己的方位。
   第二，创新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创新通常强调从0到1，但最近我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从1到N。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N在中国是个巨大的力量，N是近14亿。二是从1到N并不只是简单模仿，中间有很多学习中的创新。中国很多成功的新经济中的企业，就是从1到N过程中创新的典范。
    这就是我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经济增速下降的基本原因是正常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报酬递减规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是要继续开放，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而结构调整是结果。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创新，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就是改变生产方式，产生新产品，它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最终力量。
    （节选自《钱颖一：读懂中国经济的过去与未来》，原文载于经济观察研究院，作者钱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