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袁志刚，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现任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在就业理论、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研究、中国居民消费、金融改革和房地产等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经济从过去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慢慢步入新常态，其重要原因在于人口和结构性问题、储蓄和资本形成以及全球化背景。中国经济在今年不仅是长期趋势性因素在发生变化，决定短期波动的总需求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外需、投资和中国的消费需求。
    需求变化中最重要的是投资的变化，实体经济投资的问题较大。M1和M2的增速出现剪刀差，企业已经没有长期贷款，他们不做投资，而是把钱用来参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制造业投资增速非常低，民营的制造业投资的增速是负数。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9%，而美国仅有6%-7%。除此以外，金融业配置资源的效果并不理想，定价能力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都很差。如果没有实体的推进，那就没有创新。
    另外一个因素是全球经济状况也不理想。哈佛大学的前校长，也是克林顿时期的财长，指出了一个现象“secular stagnation”，简单讲，美国经济和欧洲正在不如当年90年以后日本经济的低迷状态，进入了“温吞水”状态，居民生活质量尚可，但是增长率非常低，仅有的一点增长需要靠巨额的货币宽松政策来推进。日本的国债已经超过了GDP的200%多，总体债务水平超过了GDP的400%。接下来欧洲和美国可能要步其后尘，当然美国经济情况会稍好些。
    当今世界的经济危机问题，其本质还是马克思说的收入分配问题，在全球化所形成的收入分配的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总需求吸纳不了全球总供给，存在全球产能过剩的现象。Thomas Piketty在他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美国前1%的人拥有GDP的百分之二三十，前10%的人拥有美国GDP的50%。日本的大前研一也提出了一个“M型社会”的概念。全球化是导致收入分配日益分化的重要因素，资本要素和其他高端的生产要素都是流动的，而流动的要素一般能获得高报酬，包括享受各国为争取资源而推出的免税减税；竞争性的劳动要素和不可移动的要素，收入不断下降。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2015年只有5%的人的收入增长超过了原来的水平，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超过危机以前的水平。
    欧洲很多左派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1990年以后，全世界都是由自由主义思潮主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导致了收入分配恶化。二战以后出现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一段库兹尼茨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收入差距缩小，中产阶级开始产生，一直到1980年，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创新，当时的创新能引发大量投资，现在的创新难以引发很多的投资，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进人了“轻资产时代”。
    当前的现状是全球化出现了停滞，去年全球贸易基本没有增长，全球的资本流动的数额很大，但是，新投资项目不多，更多的是并购项目，不是新的生产能力的增加。
    中国的投资增长中，最好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其次是房地产。关于房价上涨的原因，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货币现象，但是东京的量化宽松像直升飞机撒钱一样，而房价没有涨，伦敦反而涨了400%，所以绝对不是货币现象。改善性需求和移民的刚需比较厉害，投资和投机也是大量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供应，东京在1990年以前跟我们一样，但是1990年以后就平稳了，一个重要原因是扩大供地。上海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实现增加供应：一是增加土地供应，二是提高容积率，三是加快旧城区改造。
    另一个问题是供给侧改革。去产能方面，最成功的可能是煤炭企业，去产能的结果是煤价上升，企业活过来了。房地产去库存，本意是要去三四线，但激发了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需求。去杠杆方面，中国的负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现在大约是270%，每年GDP增长率大约7%，GDP的增长部分全部用来付息也不够。因此，除非像日本一样实行零利率，否则资金很难回到实体经济。
    （节选自《袁志刚：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困境解读》，作者袁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