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凸显结构性矛盾。危机爆发后不久，《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罕见的不确定》，他写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宏观经济都需要经历一些大的结构性修复才能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结构性修复就是针对结构性矛盾而言的。这里，结构性矛盾既存在于产业层面，也存在于制度层面。前者是浅层，后者是深层，是矛盾的根源所在。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认为，成熟市场经济中产业层面的结构问题是由市场自身调整的，只有遇到总需求冲击或总供给冲击时发生的总量问题，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整。这场金融危机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在美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间的结构性失调，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眼下的效果如何，所谓回归实体经济、再工业化，就是针对这一结构性失调采取的政策举措。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学者和领导人危机后的主要思考和研究集中于制度性的结构性矛盾，由此提出并推进的改革就是结构性改革。

    何谓结构性改革？吴敬琏先生综合拉古拉迈•拉詹（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印度中央银行行长）和《经济学家》杂志一篇文章关于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 reform）的解释，概括了一个定义。他认为，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概念，原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改革，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他特别强调，结构性改革不可与主要用行政方法进行的“结构调整”混为一谈。因此，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在制度层面，而非产业层面。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根据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以及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提出了“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积累了比较突出的体制性、素质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增长持续下行的表象背后，是原有增长动力衰减，新的增长动力还未形成；一些行业和产品供给能力过剩，而新需求和潜在需求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基于这些对基本事实的判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线，是完全正确的主动选择。

    毋庸置疑，我们将结构性改革冠以“供给侧”这一定语，是特别强调在现阶段我国经济生活中，总需求和总供给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总供给。在一些行业和产品产能严重过剩的同时，核心技术、高端产品和服务、关键装备制造还要依赖进口。在农产品和消费品领域，这个矛盾同样比较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将通过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最终解决这个矛盾。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问题。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主要在讲“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进而是制度性的结构性改革。

    无论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还是在现实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总供给主要是一个中长期增长动力的问题，是供给创新的问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中长期增长动力和创新驱动的问题。

    分析供给或总供给的基本工具是生产函数或增长模型，劳动、资本和技术是其中的三个基本要素。（关于技术，在下面阐述）现代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劳动、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而是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也就是说，在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下，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力资本取代，人力资本成为活劳动（主要指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意义上的主要投入；随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物质资本的相对重要性在逐步下降，作为技术进步源泉的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不断上升。而且，公共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性质，它们通过提高人们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公共的人力资本投资还可以促进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人力资本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在早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框架中，因为存在技术中性假设，总供给被假定为不变，所以，那时的宏观经济学只有总需求分析和总需求管理。以后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动态化、长期化，总供给进入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由短期和长期组成。这里短期和长期不是具体的时间，短期是指总供给不变，只有总需求变化；长期则总供给也变化，其动因主要是技术进步。经济学家索洛指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经济学家罗默进一步指出，技术变革的速度受到激励的影响，市场经济体系内部存在这种激励，技术进步是由市场体系内生的。在技术变革如此密集的年代，假设短期总供给不变是不合适的，技术进步随时在影响总供给，影响经济增长。技术变革作为各个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得到了充分的确认。

    自经济学家科斯创建交易成本理论和企业理论，提出“企业是替代市场而产生的”论断以来，关于需求和供给就有了另一个分析框架——市场与企业的分析框架。在完全竞争、信息对称的假设下，市场和企业本质上是等同的，但是，这两个假设只是“假设”，实际情况下，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是经济活动的常态。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成为经济研究和分析的基本对象，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力量。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科斯那里，企业和企业家是混用的，尽管现实中企业家的数量总是远小于企业的数量。这个框架是比较典型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这里，需求是比较纯粹的市场决定，供给一方面根据需求形成，即需求导向；另一方面，供给是一个创业者、企业家不断试错的过程，通过供给创新对需求进行试错，尽管“对”者概率甚低，但新需求就是这样被创造并满足的。企业家的基本动机和行为，就是通过这样的创新获得超额利润，进而实现他们的社会责任。由此确立了企业家精神是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笔者以为，供给侧动力也是“三驾马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问题在于，我国在新常态下的动力转换还存在着一系列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它们在制约着供给侧动力的实现，致使原创性技术和核心技术缺乏，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质量不高，创业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缺失，成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制度、体制和政策环境都要有助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这三个动力得到有效地激发和维护，以保证它们切实地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全球性课题。

    当然，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体制演化过程，乃至不同的文化传统的背景下，结构性改革有着各国不同的重点和方式。如果说中国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聚焦于中长期增长动力和创新驱动，那么，在欧美国家，长期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暴露了大量结构性矛盾的基础上，学者们振聋发聩地提出，“重新关注市场的制度基础”。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15）一书中写道：“不幸的是，并不只是在一个转型经济里才需要为自由市场体制而斗争，即便在最发达的国家里，每天也需要这样的斗争。市场需要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其自身的运转却在削弱这种支持。结果，市场成了一个脆弱的制度，在过分的政府干预和过少的政府支持之中艰难前行。”这恰恰是全球都在面对的结构性改革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