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对于“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务实合作，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海外转移，同时引导各地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融入“一带一路”；另一方面，则要正视与沿线国家可能存在的观点分歧和利益冲突，不谋求单方向的价值输出，努力寻求利益契合点，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

    （一）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海外转移

    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格局进入新的调整变革时期。对中国而言，国外需求萎缩，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以反倾销、反补贴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对中国的出口商品进行贸易调查，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严峻形势。同时，国内存在产能过剩、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等问题。“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提供了新途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处在城市化或工业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通常面临资金短缺、技术经验落后的困难。在追求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利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产能合作，在为我国制造业寻求海外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能顺应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通过总结劳动力优势、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和语言文化优势，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是目前国际制造业转移的主要趋势，未来这一趋势还将继续。这不仅迎合了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转变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也能为东南亚国家提供资金、技术上的支持。就制造业海外转移的模式而言，既可以选择将那些已丧失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转移出去，又可以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产业合作为我国具有行业优势的制造业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

    （二）各地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融入“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首次提出的主动影响国际秩序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将推动国内区域经济沿交通走廊向经济发展带转型。各地区应当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利用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来推动沿线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其增长极的带动和示范功能。2015年全国31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均表示要积极参与、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有20个省份明确还将“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发展重点。例如，包括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四川5个省级行政区在内的西南地区处于西南南下出海通道的交通枢纽位置，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区域，也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重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友城和港、澳、台经贸往来，促进与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协作，务实推进成渝经济区一体化；云南则将自身定位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沟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通道枢纽。计划将沿边经改试验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重点之一，吸引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入驻云南，全面提升跨境金融服务；天津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节点，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兼具区位、港口、产业、海洋经济等综合优势。在推动“一带一路”交通运输建设方面，天津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主要包括：加快过境班列基础设施及通道建设，重点推动天津港进港三线和新港北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大北环、西南环线等铁路项目建设；积极培育过境班列运输服务市场，扶持规模大、能力强的重点企业，创立国际化服务品牌等；福建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愿景与行动明确指出，“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也采取了诸多措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如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支持双向投资。对外引入泰国正大集团系列招商项目、印尼三林集团系列招商项目等重大利用外资项目15个，对内支持国内轻工、纺织、服装、家电、机械、船舶、电子信息等成熟行业“走出去”。

    （三）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

    国内省市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时，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发展平台和合作机制，如上海可以把“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在地理和机制上联结起来，一方面使上海发展获得更广的经济腹地，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上海在长江经济带的“领头羊”作用。同时，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也可以进一步扩大上海在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方面的优势，通过体制创新优秀经验的推广，对“一带一路”辐射地区形成示范效应；天津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时，可以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由贸易区建设、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等现有国家战略的累积优势，一方面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另一方面，合理利用现有机制，有效提升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更好融入“一带一路”提供有益借鉴。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很多双多边合作机制，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虽然“一带一路”倡导创新合作模式，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排斥现有机制。某些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和论坛，不仅不会与“一带一路”发生重叠和冲突，反而会起到某种补充和强化作用，并为其内涵注入新的元素。又如“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等，虽然与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在功能定位、业务选择上各有不同，但相互之间更多的是互补的关系，而非竞争和替代。

    （四）与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相对接

    “一带一路”坚持平等性和自主性的原则，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主动寻求共同利益，实现与沿线国家现有战略的科学对接。比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计划从2015年到2017年投资90亿美元，致力于推进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其中，基础设施项目主要涉及交通、工业、能源、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而中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厂设施等装备制造能力位居世界先进水平，性价比高、竞争力强。同时，政府也支持有实力的大、中、小企业赴哈，通过投资设厂、租赁、公私合营等多种合作形式，在核电设备、铁路升级改造、大型选矿厂、汽车组装等方面开展合作。这些都说明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契合度高，互补性强，双方在多领域有相互合作的空间，也能进一步加强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土耳其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形势，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土耳其提出的“2023高铁战略”也与“一带一路”有很强的互补性，该战略的核心是以安卡拉为中心联系14个省的高铁网络，形成贯通中西的交通走廊，并形成包括远东、中亚、东南亚、中东、北非5条战略走向的国际铁路走廊建设。而我国的高铁虽然技术落后于日本、德国，但在成本上约低30%左右，因而高铁以性价比优势在我国的对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占据重要位置。2014年7月24日中国承建的首条海外高铁-安伊高铁通车，标志着中国、土耳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交通合作又上了新台阶。

    总之，对潜在的利益冲突，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求同存异的基本方针，通过多种形式的双边或多边对话机制进行沟通，并加大项目的持续长期合作，通过协商合作逐步实现规划目标，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节选自《赵春明：“一带一路”战略下发展新型开放型经济的对策》，原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作者赵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