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替代性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新思路

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就形成了由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一种是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到目前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所构成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西方异端经济学研究传统；另一种则是从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中，前一种传统被看做是异端并遭到贬斥，而后一种传统则被视为正统并得到推崇；在其编撰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由于缺乏现代哲学作为“分析前的认知行为”，基本上是按照后一种研究传统组织其编撰思路的。

为了重新定向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本文提出一种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见图1)。按照这种新思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将重新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化过程并对各种经济思想进行重新评价。

图1西方经济学说的演进：两大研究传统与三大理论体系(简图)

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按照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世界观来编撰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如果把图1 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的家谱》(请见图2)加以比较，这一点尤为明显：后者基本忽略了另一种经济学研究传统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主干之一对西方经济思想演化过程的影响，这不仅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异端经济学中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驱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而且由于缺乏经济学多元主义的科学思维，西方经济思想史基本上就被改造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家谱学课程，并成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工具。

图2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学的家谱》

资料来源：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18版，内封底，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

对于重写西方经济思想史来说，不仅要恢复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主干之一的地位，而且也要注重并不属于这种研究传统的某种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有关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经济演化思想。这是因为，尽管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具备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的某些要素，但就其先驱流派和人物来说并非如此。例如，虽然19 世纪的奥地利学派对边际革命作出重要贡献，但它不仅反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一直就是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坚决反对者。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丢失掉其先驱者及其流派的某些多元主义思维，主要是由边际革命受机械世界观的严重影响和战后数学形式主义革命对其范式的纯化所造成的。因此，笔者所提出的现代演化经济学综合虽然主要是以西方异端经济学为主，但也吸收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并不属于这种研究传统的某些流派或著名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演化的合理思想(如图1 中虚线箭头所示)。

二、马克思经济学也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

图1 标明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历史学派共同起源于德国古典哲学，二者都属于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而德国历史学派则是源远流长的德国经济学传统的产物。此外，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都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而出自德国历史学派的熊彼特则是演化经济学的主要创始者，这就提出了马克思经济学与德国经济学传统之间是否存在着密切的历史渊源问题。

首先，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革命是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灵魂。由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静态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之上的，所以，如果马克思不是首先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那么他就不可能实现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因此，他也就不可能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和有价值的要素纳入以辩证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从而实现经济学范式的革命。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它是否还起源于德国经济学传统？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的人；资本不创造价值；技术创新是竞争最重要的方式，也是报酬递增和社会演化的关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生产而非交易；对收入分配问题和系统协同效应的强调；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同的阶段和形态；历史特定性问题；对个人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各组成要素之间不可孤立的相互联系的信念以及社会是有机体的隐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无法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发现其起源，但我们却可以在德国历史学派中找到类似的论述。

一些证据已经说明，德国经济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来源。例如，据苏联学者和张雪魁的研究，马克思所使用的“生产力”概念来自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又如，据赖纳特的研究，德国历史学派奠基人罗雪尔的著作极可能对马克思形成和发展有关技术创新和报酬递增的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三、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

就“新经济思想史”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重商主义经济学、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构成了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脱贫致富的主要经济学说；这些内容被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系统地忽视了。分别以19世纪的美国学派和重商主义经济学为例对此加以说明。

首先，在美国经济的崛起过程中，以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制造业立国、政府重要作用、高工资战略和教育以及技术创新重要性为特征的美国学派经济学作为美国经济崛起的意识形态，对其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清除”掉了在19世纪曾经存在的美国学派。由此产生的恶果是，“(美国) 这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止实施了百余年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子’确实令人震惊，因为它后来一直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化身”。

其次，长达300年之久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包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焦万尼·博塔罗和安东尼奥·舍拉等“意大利国家经济学派”(李斯特语)、英国重商主义、法国柯尔贝尔主义、启蒙运动时期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派、德国官房学派等丰富的内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认为重商主义把金银或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这种看法被目前的教科书所采纳。目前几乎所有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都对重商主义经济学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麻痹了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起源及其原因进行探索的意识。

四、“经济政策思想史”与“创造解释学”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新经济思想史” 试图增添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其重要研究内容。“经济政策思想史”是对经济政策制订者制订其经济政策的原因、目的、意识形态和所接受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属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交叉研究的领域，而且是互补的。

著名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以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为基础区分了“理性重建”和“历史重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按照哲学解释学的看法，过去思想家的所有文本都需要被重建，因为它们并不是用一种声音来说话，其含义也从来不是不含混的，甚至这些文本作者自身也没有真正了解他自己的思想。因此，重建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是如何重建。布劳格认为，一种是按照现代思想来重建，突出的表现就是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并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通常是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称作是“理性重建”；另一种方法则是“历史重建”，就是按照过去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来表述其思想。在布劳格看来，“理性重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已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和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 因此，虽然“历史重建”的方法困难重重，但它却是着眼于这个学科题材独特性质的唯一正确方法。

笔者赞同布劳格的观点，在对已故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或某种经济思想的兴衰进行“历史重建”时，不仅要考察当时社会、政治、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当时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情境特定的解释学方法。但是，对“新经济思想史”来说，“历史重建”的方法是不够的。按照中国哲学史家傅伟勋先生的“创造的解释学”，我们不仅要“历史性重建”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他真正的意谓是什么以及他可能还要说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问：假定这些作者今天还活着，他们愿意根据新的情况来修正或扬弃已有的说法吗？怎样进行修正或扬弃？ 作为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当代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增添新的视角和新思路？我们现在应该说什么？ 通过这种“创造的解释学”，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继承传统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理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而成为创新型的思想家或经济学家。因此，以“创造的解释学”为核心进一步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10.1

原文约16900 字

原题《“新经济思想史”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