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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预期管理、通胀波动与银行风险承担
学术成果发布
时间:2016-03-01       稿件来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汪莉 王先爽

    近些年来,央行预期管理在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减少通货膨胀及其预期波动中的作用在我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2009年10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这是我国官方第一次提出预期管理的概念,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的新境界。随后,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发挥利率杠杆在调节总需求、管理通胀预期中的作用”。此外,学者熊海芳和王志强(2012)等也倾向于肯定央行沟通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研究关注的焦点仍是央行预期管理在降低预期波动尤其是通胀预期波动中的重要作用,并未对风险与金融稳定问题给出直接的解释,而且国外大部分关注央行预期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的研究均是以发达国家完善的资本市场为背景,通过考察金融市场特别是股市在收益率水平及其波动性特征上的变化来探讨央行预期管理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我国是一个拥有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央行预期管理政策是如何影响银行主体风险承担行为的呢?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认识我国央行预期管理政策金融稳定意义的关键。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央行透明度效应”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路,较高的政策透明度和可信性可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提高银行对货币政策的预测能力,最终导致风险低估和银行风险承担的增加(Borio and Zhu,2012)。基于这一效应,《央行预期管理、通胀波动与银行风险承担》一文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首先,文章探讨了央行预期管理政策在降低通胀预期波动中的有效性问题,即我国央行预期管理政策的实施是否真正起到了降低通胀预期波动的作用,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们讨论“央行透明度效应”的基础,只有在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央行预期管理政策通过通胀预期波动的降低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机制才成立,在这一部分,不同与以往的研究,文章尝试通过通胀预期波动的估算直接考察央行预期管理政策在降低通胀预期波动中的有效性;其次,在政策有效性讨论的基础上,文章紧接着分析通胀预期波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为了更为直接的反映出通胀预期波动中受央行预期管理政策影响的部分,在文中我们以因央行预期管理政策而降低的通胀预期波动的幅度作为通胀预期波动的代理变量,如果因该政策而降低的通胀预期波动幅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存在正向关系,即通胀预期波动降低的幅度越大越可能导致银行更高的风险承担,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央行透明度效应”在我国确实存在,这时更高的货币政策透明度与可测性是增加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可能原因之一,对央行来说如何在提高预期管理政策有效性和维持金融稳定间进行权衡显得十分重要。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文章发现:央行预期管理政策不仅在通胀预期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该政策自2007年以来在降低通胀预期波动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并在危机时期更为明显;我国因央行预期管理政策而降低的通胀预期波动幅度与银行风险承担间总体呈现倒“U”型关系,当通货膨胀预期波动降幅低于某一临界水平时,更大的通胀预期波动降幅会加大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银行货币政策预测能力的提高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感知;此外,通胀预期波动不确定性的降低和银行货币政策预测能力的提高更有可能在非危机时引起风险低估和银行风险承担的增加;上市银行更有可能落入倒“U”型曲线左侧的上升区间,这时更高的央行透明度与通胀预期波动降幅会引致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
    文章的结论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央行预期管理政策、通货膨胀预期波动与银行风险承担间的关系,而且对于我们如何利用央行预期管理政策熨平经济波动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由于央行试图提高政策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的预期管理政策在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尤其是金融危机时对于稳定预期、降低银行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央行政策制定者在使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应对危机的同时可考虑搭配使用“预期管理”政策,通过一定的沟通提高政策透明度与可预测性,避免较大预期波动形成的过度投机与风险承担,相反在经济较为繁荣时期,央行可以适当降低“预期管理”政策的使用频率,警惕过度的政策透明度与可测性在低风险感知时期形成的风险承担激励。其次,考虑到上市银行由于其较强的金融创新能力更有可能利用政策可测性实现风险承担,监管当局应加强对上市银行在其高风险经营领域尤其是影子银行产品业务上的规范以降低上市银行的风险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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