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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偏好的演化(教育部后期资助重大项目)
重大课题研究进展
时间:2012-08-17       稿件来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叶航 陈叶烽 贾拥民

      《超越经济人:人类亲社会行为及社会偏好的演化》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重大项目,2011年底立项,批准号11JHQ002。主持人叶航教授,课题组成员为陈叶烽博士和贾拥民博士生。项目成果为专著,目前已完成80%。
 
         一、研究背景
 
        自利的“经济人”是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假设。但随着行为博弈与实验经济学的兴起,这一假设却受到空前挑战。在一些著名博弈案例,如囚徒困境、最后通牒、信任博弈和公共品博弈中,自利的决策不能获得最优结局。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困境”。这一困境使“经济人假设”与“帕累托最优”出现了重大矛盾。为化解这一矛盾,经济学家尝试重构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通过大量行为实验,经济学家发现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兼顾他人、团体或社会利益。这种行为被称为“亲社会行为”。一个替代性的假说应运而生:个人不仅具有自利的“个人偏好”,而且还具有亲社会的“社会偏好”。在新的假设下,社会困境可以被化解,而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内在矛盾也将得到消除。
        但新假设却面临一个极大的难题:由于自利的个体可以通过搭便车获取更大的优势,那么人类的亲社会行为是如何在演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而且还引起了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演化博弈论和演化动力学、甚至脑科学的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过去10年间,仅Science、Nature、PNAS(美国科学院院报)和PRS(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四大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就发表相关研究文献200多篇。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从2003年开始跟踪这一前沿研究,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文献,发表了30余篇相关论文。2007年,叶航教授带领10余名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组成研究团队,经过3年不懈努力,提出一个解决该难题的方案,并通过计算机仿真给予了证明。2011年10月,国际著名跨学科研究杂志《人工社会与社会仿真》(Journal of Artifici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imulation)发表了该项研究成果,其结论和研究方法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本课题在这一前期成果基础上,对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理论作了全面、深入的介绍和探讨。
 
        二、研究内容

       1. 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的行为实验研究(陈叶烽博士主持)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外大量的行为实验表明,人们的行为并不符合经典的经济人假设。这些行为包括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合作行为、信任博弈中的投资与回报行为、公共品博弈中的贡献行为、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拒绝行为、第三方惩罚博弈中的制裁行为、独裁者博弈中的利他行为、礼物交换博弈中的赠予行为,等等。行为经济学家进而系统性地提出了超越经济人假设的社会偏好理论,并因其在模型的可建构性和实证的可操作性层面的双重优势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和巨大的成功。    鉴于国内的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我们立足中国的样本数据,运用较为前沿的实验经济学方法对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进行了系统研究,重点解决了社会偏好的检验和分解难题。我们通过设计一系列实验获取了1000余个实验样本的第一手数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定量分析,主要对三种经典的亲社会行为即公平行为、信任行为和合作行为背后的社会偏好进行了分解和检验,从而系统地论证了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的广泛性,发现了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不受文化背景因素影响的分布规律。同时,我们还对社会偏好进行了定量化测度,并探讨了影响社会偏好的个体行为特征。最后,我们重点讨论了社会偏好呈现出的异质性特征,通过四种经典的亲社会行为的社会偏好检验,发现在不同的实验场景中,人的行为受到不同社会偏好的影响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我们的实验研究填补了国内关于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研究的空白,加深了对无法用经济人假设解释的亲社会行为背后的社会偏好的经济学理解;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系统地揭示了博弈实验中经典的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得出了更为可靠的研究结论,从而为社会偏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运用提供了坚实基础。

       2. 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的激励机制研究(贾拥民博士生主持)
       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背叛或搭便车策略是非合作博弈中惟一稳定的纳什均衡。而大量关于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的研究则表明,有利于合作机制形成的行为一般都具有非自利的性质。与自利行为相比,非自利行为往往缺乏有效的物质刺激,甚至还会造成自身利益的损失。这就带来一个需要解释的关键问题:非自利的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在心理上或生理上的激励机制是什么?本世纪初以来,这个问题引起社会心理学、脑科学、特别是跨学科的新兴科学如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神经管理学(Neuromanagement)和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的普遍关注。
       我们对这一前沿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综述,并在此基础上,为非自利行为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激励机制理论框架。根据脑科学和神经医学对成瘾性行为已有的研究成果,背纹体(dorsal striatum)神经元系统是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动物整合行为与信息的关键部位;这一神经组织及相应的神经回路,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改变生物体多巴胺和多种脑激素的分泌水平,从而使个体在没有外部激励的条件下产生相应的自激励行为。我们认为,这一神经元与生化水平在生物体内的交互关系以及对生物行为的影响,是解释非自利行为激励机制关键,我们可以据此为非自利的社会偏好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激励机制理论:人们可以从追求公平、公正、同情弱者和惩罚社会规范的违反者等亲社会行为本身获得心理满足或精神满足。从逻辑上看,这一推断与传统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或偏好最大化理论没有本质冲突;但是,与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相比,它却可以容纳更大的、同时也是更符合人类实际行为的解释空间。

       3. 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的演化机理研究(叶航教授主持)
       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以来,这个问题已经被人们争论了100多年:利他主义何以可能?如果一个人不惜冒生命危险帮助另一个人,这种行为是怎样通过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由于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所具有的利他性质,关于这个理论的任何观点和结论,在不能得到其演化机制的说明之前,都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洞见。因此,有关人类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的演化机理一直是该领域最关键、也是最受关注的研究。
       合作行为与亲社会行为的共生演化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思路:由于具有社会偏好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合作,而合作剩余将为亲社会行为的演化优势提供物质基础。但在个体选择理论的框架内,合作如何对抗自利的搭便车行为仍然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难题。惩罚机制的出现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但惩罚是有成本的,这就可能导致“二阶搭便车”。从演化均衡看,惩罚者将被“二阶搭便车者”所取代,这种情形被称为“二阶社会困境”。如何化解“二阶社会困境”,已成为该领域最具挑战性的前沿研究课题之一。2011年,我们提出一个同情与惩罚的共生演化模型,并通过计算机仿真证明它能有效化解“二阶社会困境”。但该项研究的前提是假定同情已经存在,并没有阐明同情自身的演化机制。如果考虑同情也是有成本的,就可能导致“三阶搭便车”和“三阶社会困境”。如何化解“三阶社会困境”,就成了本项目最重要的研究内容。目前,这一研究已经取了得突破性的进展。
        通过一个基于Multi-Agent的计算机仿真,我们模拟了原始社会人类族群共享型经济活动中合作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配过程。仿真结果及相应的鲁棒性检验证实,如果公共合作的回报或规模报酬足够大,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就能取得稳定的演化优势,从而有效化解各种形态的社会困境。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极端低下,人的劳动是生产活动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投入要素;对劳动者数量的绝对依赖,是公共合作具有高回报和高规模经济效应的关键原因。这种逻辑和历史的高度统一表明,我们的研究结论在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偏好演化难题上具有很大的解释力和可置信度, 它将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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