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明确了军民融合发展在强国强军中的战略地位，把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纳入新时代国家战略体系；明确了“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战略目标。这些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是习近平军民融合发展思想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关于军民融合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深化研究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实践问题，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于2017年12月3日在湖南共同举办了“习近平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思想研讨会暨第三届军民融合推动经济转型发展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黄朝峰教授主持，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曾华锋，《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陆军勤务学院、空军工程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湘潭大学、湖南省科技厅、北京中关村军民融合产业园、德勤事务所、华戎合创科技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国防科技大学相关学科的师生共聚一堂，围绕习近平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思想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内涵要求，以及军民融合发展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区域发展、军事人力资本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装备采购制度改革、新兴领域资源开发和军工资产证券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和交流。

    在习近平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思想研究方面，黄朝峰研究团队系统介绍了“习主席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体系研究”课题成果，对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思想体系的时代背景、战略地位、总体要求、目标导向、体制机制、战略任务、推进举措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总结。曾立结合十九大报告有关军民融合阐述，比较了美、苏、日、德、以色列等国的军民融合国别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特点、面临的突出问题，构建了适应于我国特征的军民融合发展理论基本框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实施措施。吴少华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思想对统筹我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国防大学军民融合研究中心王伟海研究员解读了十九大报告关于军民融合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

    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鞠晓生通过使用中国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创新型企业理论提出的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等治理条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是影响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绩效差异的共同因素；了解技术前沿的企业决策者能够提高企业员工创新参与的意愿、提高创新效率，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员工分享企业价值增值、企业竞争模式、企业决策权集中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员工分享企业价值增值、企业晋升模式、企业决策权集中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中有差异；企业的内部资源越少，其在战略控制、组织整合和财务承诺上冲突越大。通过高管换届冲击、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变更被解释变量和估计方法等进行稳健性估计强化了这一结论。其研究表明，创新型企业理论提出的公司治理原则有助于培育和激励企业创新，为我国国有军工企业改革提供新的治理思路。

    在军民融合产业园区的技术溢出方面，湛泳等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三线建设时期军工企业名录匹配，通过各地区投入产出表构建前向、后向和水平溢出系数，实证检验了军工企业对制造业存在显著的正向水平技术溢出。而由于军工企业市场份额缩减和军工生产体系封闭、军品民品生产标准不同导致军工企业的垂直溢出显著为负；在高、中端制造业的溢出效应进一步印证了以上观点；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中部地区军工企业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此外，FDI不会挤占军工企业市场份额，但会影响其水平溢出效应；军工企业溢出效应与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无明确关联，显示其融资渠道不畅，仍为政策壁垒所累。在军民融合产业园区建设方面，刘名祝认为军民融合产业和工业地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两个既不同又可紧密联系的产业，在军民融合产业园各自承载不同的功能，按照军民融合产业和工业地产的发展规律，可实现相对而言的最优园区定位、最优规划策略、最优设计构思、最优总体布局、最优空间形态、最优建筑设计、最优景观建设、最优可持续发展、最优运营管理、最优商业模式、最优综合效益。

    赵纯凯等基于技术溢出理论，利用2007—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发现：制造业集聚与军民融合产业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制造业集聚度加大，对军民融合的技术溢出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同时制造业集聚度越强、技术势差越小和技术溢出渠道越多的地区这种倒U型关系越稳健；政策时滞降低了制造业集聚对军民融合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另外，他们还发现制造业集聚短期内是通过民营经济途径，长期内则是依赖高技术产业途径来对军民融合产业形成间接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军民融合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郭坚豪等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影响。利用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评估了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通过检验发现，在有与没有军工基础或国家级开发区的地级市设立军民结合产业基地的效果相同。他们认为国家级军民结合产业基地既是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产业政策，又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应当设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府支出水平较高且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

    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践方面，余远来认为，军民融合发展是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普遍规律，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文化规范构成了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要破解新时代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中的瓶颈问题，除了要关注具体的实践命题和现实问题，更要关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背后的文化问题。随后，他分析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文化机理与图式，剖析了军民融合发展中的文化冲突与矛盾，从推进理念创新、尊重文化传统、促进文化生成及形成制度文化等四个方面对军民融合文化的构建与创新提出了对策建议。周士跃认为军民融合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应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从国内外发展形势看，以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国防工业军民融合从需求牵引、协同创新、全要素融合等多重路径，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为更好地发挥推进作用，还需要加强改革创新、借力资本运作、健全共享互动机制。

    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况腊生提出，我国军民融合相关法规制度研究略显薄弱，缺乏深度的理论研究以支撑相关立法的开展，这也使得军民融合相关立法比较滞后。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他指出我国目前缺乏军事斗争准备中新兴行业军民融合相关立法的研究，亟待推进相关国际法与军民融合法规制度的关系研究。夏少华认为在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学界与实务部门对军民融合的“国家主导”原则已确立共识，且国家主导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中央与省级政府推进军民融合的演化博弈模型，对中央政府激励省级政府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和政策建议：在推进军民融合国家战略中，必须充分尊重省级政府的利益关切，把省域军民融合发展利益纳入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顶层制度设计中，尽量减少省级政府推动区域军民融合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成本；理顺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军民融合事权与支出责任，加强省级政府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治理能力提升，综合运用财政支持、转移支付、政治晋升以及地区竞争等激励手段，加大对省级政府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信息收集与绩效考核评估；健全省域军民融合政府绩效评估考核结果运用机制，提高政策实施的可置信程度，同时加大负激励制度建设力度，对省级政府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失范行为进行处罚，提高省级政府的违规成本。

    在军民融合军事人力资本培育和开发方面，张建卫等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高等院校的“双一流”建设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互动耦合发展对于提升高校“双一流”建设水平、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基于“牵引-推动”关系分析，他们构建了军民融合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的“耦合机理模型”，指出二者通过军民融合人才培养体系与一流人才培养耦合、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与一流科学研究耦合、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与一流学科耦合等方式进行相互作用。最后，从组织协调机制、政策支持体系及提升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二者耦合发展的推进路径。

    在金融市场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关系方面，马立认为军工资产证券化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和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最优方式。军工资产证券化程度低，与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亟待加速提高。军工资产证券化还存在着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军工资产证券化的方向是突出核心、完善治理、扩大协作。军工资产证券化将极大地推动国防工业基础与民用工业基础融为一体，最终实现最大限度的军民一体化。槐芙利提出以金融资本推动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发展，创新金融支持平台功能及模式，建立军政银企多方合作机制，投贷保基多元联动机制，以及聚焦重点分期支持机制。

    在军民融合背景下的装备采购与规制方面，胡慧姿等以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为研究对象，针对武器装备采购信息公开如何改进采购绩效的问题，分析了我国武器装备采购信息公开的动因，详细阐述了武器装备采购信息公开的采购主客体、需求信息、招投标和政策法规等要素，剖析了装备采购信息公开与采购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采购需求信息内容、采购招投标和采购监督等方面入手，提出细化和补充装备采购需求信息内容，加大公开装备采购招投标过程，建立内外协调统一的装备采购监督体系等建议。

    在国防开支方面，严剑锋等构建了基于战争成本-收益的国防支出决定模型，分析了面临军事威胁时一国的国防开支结构和规模，认为为了达到威慑对手的作用，一国当努力提高本国武器装备的杀伤能力（或者称破坏能力），以便给入侵者造成巨大损失，以阻止其不良企图；一个国家抵抗外敌入侵的意志越坚定、抵抗越激烈，则对本国国民财富的破坏程度也越大，使得入侵国家发动战争可以获得的收益也越小，其入侵的动力也越小，该国需要安排的国防支出也越低；由于敌国武器装备升级会对国家安全威胁上升，当敌国增加国防支出时，一个国家也会相应增加本国的支出；敌国在战争中获胜的概率越小，其发动战争的收益就会越低，其发动战争的动机就会降低。

    在民营企业参与国防科研生产方面，杨杰翔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民参军”政策制度措施，提出军工企业准入制度要根据市场结构细化分类实施，要以产业政策规划引导提升参军层次，加强中介服务平台制度建设，健全国防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竞争失利补偿机制。信光成针对当前惯性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介绍了有关惯性技术军民融合成果转化的案例研究。从军民融合视角分析了行业发展以及成果转化现状，从需求与技术推动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军民融合战略下惯性技术行业成果转化的问题。

    在军民融合与信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方面，王传民认为应加强国家网络靶场建设，提高网络攻防能力，大力支持信息网络安全核心技术集成创新研究，构建军民一体的信息网络安全应急响应和服务保障机制，做好信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首先要健全网络安全保障专业队伍，二是立足高起点培育和吸引人才，三是努力拓宽人才培养渠道。四是结合工作岗位，提高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

    本届论坛既是深刻学习研讨习近平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思想的宝贵机会，也是军民融合领域一场理论和实践探讨盛宴，必将对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