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建设的宏伟战略目标。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新时代中国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深入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保障事业的指导规划，助力推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现，成为每一位学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必须完成的公共课题。在此背景下，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和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发起，《经济研究》编辑部、安徽财经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一届中国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论坛，于2017年11月25—26日在安徽财经大学召开。来自高校、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等2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安徽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跃军教授，《经济研究》张永山社长，先后为开幕式致辞。
根据与会专家学者的分专题报告、发言与讨论，本文从全民健康、精准脱贫与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三个维度展开综述。
一、 全民健康
（一）健康的政策取向
助力推动“健康中国2030”目标，需要加强健康的实现路径建设。北京大学秦雪征创新性地考察了健康信息对个体吸烟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年龄增长对居民个人吸烟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同时疾病信息对居民个人信念的反向作用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减。湖南中医药大学宁德斌指出，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医疗资源供给质量不高、医疗市场供需不均衡的结构性矛盾。当前，卫生与健康领域的改革应提供多样化医疗服务、构建多层次医疗保健制度、强化健康服务建设以及扩大健康投资主体渠道等。
疾控中心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机构。福建中医药大学张胜利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目前供给侧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财政拨款不足、基础设施不完善、人才匮乏、绩效工资机制不合理。今后改革的重点在于加强财政投入、培养专业人才队伍以及建立合理可持续的动态工资绩效机制。健康的实现途径不仅要立足本国实情，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美国休斯顿大学陈建宾以美国健康保障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指出当前美国健康保障面临三个主要问题，分别是非公共商品属性、医疗服务不均衡、道德风险问题严重。同时年龄增加、收入增长、供方诱导需求、医疗服务价格、行政成本以及科研花费等，都是造成美国医疗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美国医疗费用上涨的消极影响在于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国际贸易竞争力减弱、实际工资降低、保险缺失较为严重等。
（二）弱势群体健康的实现
安徽大学常伟报告了农业劳动参与对少年儿童健康的影响，指出参与农业劳动不利于少年留守儿童的健康，并且从事农业劳动与打扫家庭卫生对少年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具有中介效应。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的健康问题也摆在了我们面前。东北财经大学张抗私和王亚迪探讨了隔代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隔代照料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健康，并且这一效应在代际经济支持以及弱代际精神支持的人群负面影响更显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祝伟和彭文潇以健康的长寿还是不健康的长寿为主题，指出持续健康的生存状态会随着我国预期寿命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女性老龄人口的健康生存状态较差但预期寿命会更长，同时刚步入老龄人口的健康群体和高龄老人的不健康群体比例会相应上升，从而老年人口健康的差异化需要我们关注。暨南大学杨哲通过构建收入冲击和空气污染冲击两个模型，分析了空气污染分布状况对中老年人健康地域差别的影响。指出收入和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冲击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其中收入的增加主要影响了中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脑部记忆力以及肺部功能稳定，同时还能够减轻抑郁症；而空气污染的不利影响在于增加了中老年人的高血压疾病和肥胖发生率。
低收入群体的健康问题也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建设的重点。中国农业大学冷熙媛和张莉琴分析了新农保对传统合住模式的冲击效应，结果表明新农保显著降低了低收入和健康较差的老年人与子女合住的概率，并且低收入老人受新农保政策的影响更显著。但目前低收入群体医疗保险覆盖对戒烟处方的影响在国内尚未引起关注，需借鉴国外数据加以研究。西安交通大学马芥使用美国一个独特的处方药的数据库，以及疾控中心对低收入人群戒烟覆盖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报告了低收入人群医疗保险覆盖对戒烟处方的影响。结果表明，低收入人群医疗保险覆盖所获取的戒烟协助方式对于戒烟处方药的使用起到促进作用，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吸烟率。
（三）劳动力健康的实现
中山大学彭浩然报告了参保人成本分担比例下降对医疗费用和看病负担的影响。结果表明降低参保人成本比例负担会诱发医疗费用上涨，对在职工人看病负担影响不显著，但会增加退休满10年参保人的医疗费用。该报告认为仅从需方考虑，降低参保人成本比例负担并不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的理想政策性工具。未来应重视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医疗服务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全民健康的实现。西北大学任行和席恒从劳动分工的视角，分析了女性健康保障的政策取向，指出家庭劳动的存在是女性劳动者提前退出就业市场的主要因素。基于此发现并结合当前我国发展实际，该报告认为目前我国不具备实现男女同龄退休的条件，但女性的提前退休又会造成这一群体养老金积累不足，不利于养老金的长期稳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林相森和白金报告了我国中老年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因素，指出养老金领取资格、配偶健康状况较差、幼年子女数量较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等因素都将提高中老年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但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增加对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却没有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孙守纪使用德国劳动研究所对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调查数据，报告了失业保险对城镇职工和迁移工人再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参加失业保险会提高城镇职工的就业率，并且参保再就业效应会显著提升；但失业保险会降低迁移工人的就业率，道德风险问题在迁移工人参加失业保险时更明显。
二、 精准脱贫
（一）农村脱贫
加强新时代社会保障建设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推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辽宁大学边恕和黎蔺娴分析了当前农村扶贫中存在的“激励”与“普惠”两难问题，指出财政补贴是农民人均收入的12倍时，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意愿达到最大值。并且该报告还依据负所得税的内在含义，建立了扶贫进入和退出线，认为将负所得税制引入扶贫领域可以更好地实现增收效果。精准扶贫不仅包含经济脱贫，还包括精神脱贫。温州大学王勇基于现有文献研究，对精神贫困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今后应加强精神扶贫工作；实现精神脱贫，不仅要整合文化、教育、经济和政治等多维度因素，还应引入心理学、精神学研究学者介入精神贫困研究，从而从多学科角度形成对精神贫困的交叉研究，以实现贫困人口的实质性脱贫。
农村家庭金融普惠政策的不足，是造成农村居民家庭贫困的重要因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尹志超和西南财经大学张栋浩分析了金融普惠对家庭贫困及其脆弱性的影响，指出金融普惠对家庭贫困及其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这一影响在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群中影响更大。在当前精准扶贫的宏观背景下，在未得到政府政策支持的家庭中，金融普惠的脱贫作用表现得更加显著。
提高农村居民就医质量，实现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天津财经大学杨峥等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报告了新农合是否减少了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指出农村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之间具有关联性，贫困脆弱性具有连续性，从而参加新农合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村贫困脆弱性。中国农业大学贺莉和左停基于秦巴山区丹凤县的调查，报告了“老有所护”理念的现实困境及其对策，认为传统老有所护理念并没有随家庭结构变迁和外出务工人员增加而改变，传统照护依赖已成为农村致贫的重要原因之一。该调查还指出照护服务需求不足和政府支持力度薄弱，是造成路径依赖的原因所在。
（二）精准脱贫评估
实现精准脱贫，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第三方监测评估系统。江西财经大学陈起风报告了精准脱贫第三方监测评估的绩效，认为目前第三方精准脱贫评估，制度层面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正向激励和负向惩处机制、评估指标复杂、高校作为评估方缺乏独立性等；组织管理层面的问题则在于高校师生评估经验匮乏、难以和评估对象有效直接沟通、贫困评估地区交通不畅造成评估进度不一等。因此，应优化评估指标、构建奖惩机制、增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以真正达到第三方监测评估功能的有效实现。衡量精准脱贫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社会救助体系的完善，安徽师范大学安建增报告了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的第三方评估及其优化策略，指出我国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参与社会救助的情况已经普遍存在，但政府购买社会救助的第三方评估仍存在能力不足、渠道缺失、方法不科学等诸多问题。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也是推动农村脱贫的重要举措。宿州学院周思山报告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困境与出路，指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面临诸多问题，应加大财政投入、构建新型农村人力资源管理平台、加大分层次培训力度，以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步伐，推动新时代的农村发展。精准脱贫的对象不仅包括贫困农村居民，还应覆盖城市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江苏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陈汝军以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问题为例，指出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参保率偏低并且断保率较高、缴费基数过高、统筹层次低、单位用工形式不规范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制度缺失、企业自身利益驱动、农民工参保意识不强所致。
（三）福利与增收
职业年金与增收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政策性工具，对增进全民福利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安徽省老龄办严方才报告了职业年金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空账运营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外聘人员没有被纳入职业年金参保范围进而有失公平性等。商业年金是我国职业年金的重要补充。西南财经大学郑文渊对年金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购买年金决策中存在高估极端事件的发生概率并低估一般事件发生概率的行为，进而居民在购买中对于消费量减少的担心会大于福利增加的喜好，从而对股价的认知扭曲会提高投保人购买年金的概率。
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实现新时代社会保障再分配功能的具体要求。安徽师范大学孔庆洋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了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因素，指出经济增长和转移支付都能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而城镇化的推进和外资引入则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的调节作用同样值得关注，河南理工大学罗贵发等认为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初次分配中，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可以影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在二次分配中，公共财政和税收政策对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具有调节作用；在第三次分配中，社会慈善捐助和民间互助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同时，社会保障的政策设计应倾向于构建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消除二元体系、提高待遇水平、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作用。
三、 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一）医疗保障
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在于构建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复旦大学封进报告了我国医疗保险体系中的自选择问题。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正规就业人员被强制参保，而非正规就业人员则是自愿参保。应进一步提高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面，加强对就业人群参加城职保的监督，为城职保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医疗救助项目补助，以提高医疗保障待遇水平，减少逆选择行为。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经济学博士、郑州轻工业学院侯圣伟对农村居民医保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研究，该报告以河南省唐河县的实地调研为例，认为农村居民对医保总体较为满意，并指出医保报销比例、报销药品种类是影响医保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而定点医疗机构药品收费和诊疗收费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是阻碍满意度的主要原因。
加快城乡不同医疗保险制度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发展的必然要求。潍坊医学院张翠萍从理论分析角度，阐释了我国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的可行性和配套措施，认为筹资机制和水平、待遇水平整合、基金模式，以及缴费认可年限整合是两项医保制度能否实现一体化的重要环节，应根据各地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医保制度整合，进而实现城乡医疗保障体系一体化。安徽财经大学高新宇和王洪春以农民异地就医差旅费为主题，通过对县级以上综合医院住院病人和陪同人员的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居民异地就医普遍存在差旅费用过高的问题。对于低保家庭而言，一次外出就医的差旅费用可能会高过当月的低保补助金。农村低保和五保户家庭患病就医的概率更高，但相比较普通家庭，则外地就医的概率又偏低。
（二）养老保障
厦门大学李庆霞等分析了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未来选择。该报告认为“名义统账结合”模式其根本属性就是现收现付制，仅能缓解制度建立初期的转制成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和个人的缴费激励问题。而“统账分离”模式则更有利于资本积累，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再分配的公平性，也是解决企业和个人缴费激励问题的根本措施。山东财经大学康传坤和四川农业大学孙根紧分析了基本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基本养老保险显著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生育意愿，收入较高的居民其生育意愿更低，并且参保对居民生育儿子的意愿影响更加明显。该报告最后提出应充分考虑将生育补贴机制与基本养老保险有机结合，从而提高生育意愿，带动人口均衡发展。
构建新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新时代社会保障的内在要求。滁州学院冯春梅分析了新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指出收入越高、使用电子媒体，以及健康状况较好的老人，对新型社区的智慧养老服务接受程度越高，并认为新型智慧养老服务社区的市场空间较大。陕西师范大学曹献雨和睢党臣报告了芬兰“精准”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启示，指出芬兰作为全球老年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已经探索出包括养老服务精准化需求、供给、管理和支持四个层面的一整套养老服务体系。这一精准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养老保障实践探索
商业养老保险已经成为养老保障的第三支柱。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总经理邹军，报告了新时代下专业养老保险公司的发展前景。他指出，进入新时代商业保险的主要矛盾成为不平衡不充分的保险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迸发、不断升级的保险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商业养老保险公司应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作出积极贡献。他以泰康养老保险公司为例，指出泰康养老作为首个投资养老社区的保险企业，目前已经形成四位一体的养老社区服务体系。理论与实践结合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发展的必然趋势，颐和园养老产业集团董事长杨军以如何建立社区居家养老可持续运营为主题，从公益项目产业化视角出发，通过对我国社区居家养老的实践探索发现，我国居家养老市场应划分为半事业型居家养老、产业社区托老、公益性集中养老和互联网+智能助老四个细分市场。
辽宁大学金刚和范洪敏使用双重差分法报告了社会保险政策缴费率对企业实际缴费率的影响，指出社会保险政策缴费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实际缴费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影响效果在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较低人力资本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福建师范大学徐婷婷分析了福建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状况及影响因素，认为福建省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整体收支较为平衡，并且经济发展较快、劳动力流入、省内老年抚养比较轻等是福建省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均衡的主要影响因素。福建省养老金预计在2020年将会出现收不抵支的窘况，未来养老金支付能力面临严峻挑战。
（四）社会保障的经济效应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功能之一。浙江大学杨一心以社会保障对离婚率的影响为主题，报告了社会保障的经济社会效应，指出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显著提高了离婚率，建议我国职工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应与促进家庭融合的目标相兼顾，以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的经济社会效应。西北大学周明报告了延迟退休意愿及其社会经济效应。该报告基于目前主流退休方案，预测了延迟退休的社会经济效应,结果发现当前多数劳动者均不愿延期退休，延迟退休政策对于吸纳具有劳动技能的老年人返回劳动力市场具有积极作用，但对青年就业的挤出效应不明显。
武汉大学薛惠元和张怡报告了延迟退休是否会减少职工和居民的养老金财富。他们通过构建养老金财富精算模型，认为延迟退休政策会增加职工和居民的未来养老金财富，缴费基数越大和缴费水平越高则退休后的养老待遇水平亦越高，并且这一政策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是通过职工缴费基数和居民选择的缴费档次的高低来决定。上海财经大学郑春荣和宁磊评估了养老金“双轨制”并轨的宏观效果，认为“双轨制”并轨可以缩小政府公务员和企业职工之间的福利待遇差距，但是并轨造成了高学历公务员福利的损失，对于低学历公务员没有影响。因此，为了维护不同群体福利获取的公平性，可以对高学历公务员提供一定的财政补助，维护其正当的权益。该报告还指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面临的挑战依然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