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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际经济学前沿论坛”综述
时间:2017-07-27       稿件来源: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当前,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因此,如何更好地推进经济全球化,处理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投资过程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研究意义。为了推动国际经济学学科发展,促进该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学术交流,由《经济研究》编辑部、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共同发起和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国际经济学前沿论坛,于2017年4月27—28日在东南大学隆重举行。
    本次论坛由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承办,在27日上午的开幕式中,东南大学副校长周佑勇教授、《经济研究》编辑部金成武主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系主任彭水军教授、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系系主任殷晓鹏副教授、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赵林度教授宣布本届论坛开幕并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复旦大学尹伯成教授、南开大学李坤望教授、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徐康宁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宁波大学商学院荣誉院长钟昌标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于津平教授、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邱斌教授,围绕大家关心的国际经济学前沿、热点话题,分别做了观点鲜明、高屋建瓴的大会主旨发言。此外,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和东道主东南大学等全国30多个科研机构和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分论坛研讨。参会者围绕FDI与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与国际经济关系、贸易自由化与企业进出口行为、国际金融、“一带一路专题”等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于4月27日下午到28日上午,在相应的五个分会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展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分享了宝贵的学术观点。
    一、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中国面临的形势:风险与机遇并存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当今世界需要健康稳定的中国宏观经济。近年来中国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房价快速上涨,引起了国内外宏观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界的关注。尹伯成教授对此做了“房地产长效机制与正确定位”的主旨报告,他指出:土地供给的计划性和住房需求的市场性之间严重不对称,是近年来房价猛涨以及各地调控房价遭遇困难的深层原因,之前房价调控手段比如“限购”、“限贷”,都忽略了对土地以及房地产供给侧的作用。因此,当今中国需要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这对今后的房地产调控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立足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二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发挥市场对土地及房地产资源的配置作用。最终目标是形成稳定、科学的房地产调控机制,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避免过度投机与房价泡沫。
    不仅是我国的宏观经济,当前全球的经济形势也亟待更多解读。徐康宁教授的报告“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其影响”,尖锐地指出了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老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面临着一系列经济结构上的矛盾。比如投资资金在发达国家的短缺和在新兴国家的相对过剩;比如新兴经济体在经济、贸易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却依然在全球价值链上严重受制于发达国家,巨额的产业附加值被来自美国、日本等少数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攫取;再比如发达国家过分依赖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收益的同时降低了研发创新的动力,一定程度上导致全球层面的技术进步放缓。同时,徐康宁教授对未来全球化表达了乐观看法,认为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未来中国在经济、国际政治领域的影响力将持续提高。
    李坤望教授的主旨报告“全球贸易增长新态势及中国对外贸易前景”,从更为具体的方面分析了全世界的经济贸易格局的变化形势以及对我国进出口行业的主要影响。认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贸易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速,经济全球化一直都在上升阶段。虽然遭遇金融危机的挫折,但未来几年全球化趋势将会反弹,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把握这一有利的全球经济形势非常关键,尤其是注重对新兴经济体出口市场的进驻与开发。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近几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钟昌标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成功率的决定因素——中国的国家形象,并用翔实的数据进行了阐述,说明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对其贸易投资长期健康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于津平教授指出,近两年经济全球化遭遇了二战后空前的困难和挫折,英国退欧、美国放弃TPP、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这些表象背后,反映的是原有的全球治理规则已经不完全适用于当今世界,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却未能获得相应的话语权。所以,用包容性理念对全球治理规则加以调整是未来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惠及亚欧大陆众多国家的“一带一路”构想,以及中国长期在政治经济交往中奉行尊重他国、求同存异的理念,无疑是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正能量”。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前沿理论与其他经济学领域的结合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大趋势,邱斌教授以“空间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为题,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独到的角度审视了“中国制造”的价值链地位,同时用企业层面的出口数据对空间集聚与出口增加值率的关系做了检验,发现对于国内企业整体来说,集聚度与增加值率存在“倒U”型数量关系,但是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企业影响有一定差别。这篇研究不仅用中国的数据实证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于我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出口企业,在空间布局优化上也有很现实的政策含义。
    二、 进出口贸易与价值链研究:强调企业异质性及微观数据运用
    在各分会场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经济学前沿理论与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其中,进出口贸易以及相关的全球价值链问题,尤其是针对企业层面展开的实证研究,受到了很多学者关注。西南财经大学孙楚仁教授等根据外交部公开信息,构建了“中国外交伙伴关系数据库”,并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结合CEPII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和世界发展指数,证明了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升级对中国对外出口存在促进作用。同样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吴钢等分析了中国国际贸易网络微结构的形成机理和稳态。北京工业大学的关峻教授等基于跨学科视角,采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提取了全球经济系统的拓扑结构,进而从物理经济学的角度对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指标与系统结构测度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层次性分析。南京审计大学的易先忠等怀疑如今越来越普遍的产品内贸易是否会削弱本地市场效应对出口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产品内分工与“内需—出口”关联度间呈倒U型关系,一定程度上的产品内分工反而可能强化“内需—出口”关联,只有在高度依赖产品内分工的小国,产品内分工才明显弱化“内需—出口”关联度。而且,脱离本土需求的出口对长期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助推作用很有限。文章肯定了内需对出口贸易和产业长期发展的正面意义。中央财经大学的林发勤等,使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识别,发现出口增加使得中国居民月生病率明显上升,主要是由于从事制造业的工人工伤增加所致,说明我国过去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并没有及时跟上。浙江大学的黄先海教授等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将使我国各行业加速融入全球生产分工链中;“一带一路”建设主要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将我国从当前低端的“单向俘获”型价值链嵌入模式转变为中高端的“承高启低”型价值链嵌入模式,从而实现自身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山东大学的陈东阳从供给侧视角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动态演进,研究发现,部分低技术和中等技术行业对中国出口生产的增加值持续下滑,在出口生产体系中的供给地位趋于边缘化。高技术行业表现出一定升级趋势,但高级复杂中间品的供给能力等仍较为欠缺。给我们的启示是:当前中国制造业要避免尚未全面进入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却被挤出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不利局面。厦门大学的彭水军和袁凯华也探讨了区际价值链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联。东南大学的王彦芳等揭示了中国钢铁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下的落后产能过剩现象,并挖掘了其深层原因。
    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的异质性企业出口行为也是研究热点,比如对外经贸大学的周末老师考虑了人口约束、中间产品本地专业化与企业出口决策的关系。合肥工业大学的张先锋等研究发现,企业融资约束的改善能显著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会减少企业遭受反倾销的概率,且这一影响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不断增强。与该论文相似,中央财经大学的李杰和严果也涉及了信贷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信贷约束的降低均在各方面有利于企业的出口,而信贷约束相比对企业深化出口市场的影响,更加影响企业对其出口市场的开拓。合肥工业大学的吴飞飞等指出法律制度质量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可以培育成为中国出口优势的新源泉;其中,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现代制造业企业、我国东部企业出口行为对更高的法治制度质量依赖程度更大。
    贸易保护是国际经济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的时候更加值得关注。上海财经大学的彭冬冬探究了贸易保护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问题并发现: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显著地降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规模;贸易保护对外资企业、同质产品以及中间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抑制了出口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但是对集约边际作用大于前者。作者认为,加强政治互信与自贸协定谈判对能减少贸易保护,对企业出口有立竿见影的好处。
    综合分析以上重点针对进出口贸易及全球价值链方面的参会论文,不难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相关研究深入到了企业甚至个人层面,对微观数据的挖掘越来越细致是该领域研究的一大趋势。
    三、 国际投资的相关研究:OFDI备受关注
    跨国投资一直国际经济学非常青睐的话题。上海财经大学的刘景卿等将FDI与全球价值链问题相结合,发现一国FDI流动网络特征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稳健、显著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较高的技术准备水平更能强化FDI网络特征对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尤其在资本跨国流出网络方面。这意味着借助资本跨国流动所带来的网络技术溢出效应的主导途径应逐渐由FDI转向OFDI。论文对如何调控FDI流动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上海财经大学的白思达注意到了企业选择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机——避税,发现商品差异大的商品、加工贸易企业、内资企业和拥有大量无形资产的企业避税程度更大,而国内相关法律的完善,以及与“避税天堂国家(地区)”签订情报交换协定能有效遏制企业避税,该研究补充了国内对企业国际避税问题研究的不足,并为我国反避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政策建议。相比进出口方面的“干中学”已有不少研究,国内学者对企业对外投资中的“学习效应”关注仍然较少。暨南大学的苏冬蔚等使用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渐进式投资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均强于跨越式投资;文化距离近比距离远的投资具有更强的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投资于发达东道国的自选择效应较弱,而学习效应则较强。中国人民大学的陈胤默等从宏观经济政策结合微观企业行为的视角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融资约束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在金融危机后更为显著;且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资本密集度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融资约束负向影响越大。上海社科院的胡亚楠等用省级面板数据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吸收能力密切相关且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这一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天津财经大学的陆建明老师研究了美国的数据发现:负面清单对于美国FDI流入行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负面清单主要通过阻止小企业而抑制外资进入。签署FTA整体上会促进FDI流入,但负面清单的行业限制强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小。江苏大学的龙兴乐老师为大家带来一篇英文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我国吸收FDI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几年前国内学界对跨国投资的研究大量集中于对FDI的吸收利用,数据也以省、市地区层面为主。然而,近年来国内对OFDI的研究方兴未艾,对相关企业层面数据的开发运用也日臻成熟,针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机的探究也越发深入细致,是相关领域的学者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
    四、 国际金融与国际宏观经济研究:视角多样化、注重热点话题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我国利率、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全球股市、汇率波动、大宗商品价格等传统的国际金融话题依然在焕发活力。上海财经大学的杨楠等采用DCCGARCH方法量化了黄金的双重避险能力,并结合时变TCopula模型探究其联动特性。研究表明,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黄金的双重避险能力呈现显著时变特性,其联动性在重大政治、经济及突发事件发生时明显增强。厦门大学的鲍楠和杨权运用最新估值效应理论和方法,测算金砖国家1970—2015年间估值效应规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金砖国家资产价格变动是估值效应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利率变动对估值效应变化作用不大。进一步对比分析发现,金砖国家国内资产价格变化和权益类负债规模的扩大是导致其估值效应损失的主要原因。清华大学的张驰等关注了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流动性资本”对宏观经济和汇率的影响,识别了流动性资本的跨境流动与汇率、利差之间的因果关系:流动性资本流入导致人民币升值,其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解释力超过20%;货币市场条件的变化,如短期利差扩大、广义货币增速提高等,会吸引流动性资本流入。流动性资本对汇率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大于其他类别的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国际传导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上虽然已相对成熟,但在国内实证分析中依然较鲜见,复旦大学的戴严科和林曙实证检验了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国际信贷传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在控制住汇率和贸易的影响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对外资企业存货投资的抑制作用大于民营企业,且政策效果随着政策不确定性变强递增。而且利率调整的影响对面临更严重融资约束的企业更大。类似的观点也为武汉大学的马理教授等所证实,美联储加息会导致中国的产出下降,消费萎缩,资本投入下降,短期通胀上升,降低就业率水平;欧洲央行加大量化宽松的力度会导致中国的产出上升,消费下降,资本投入上升,通胀下降,降低就业率水平;中国本国的技术冲击可以较好的缓解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不利冲击。相应政策建议是:大力发展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加强技术创新来对冲与规避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南民族大学的段世德老师认为,降低中美贸易差额获取与持有的金融成本,优化海外金融资产组合并提升投资收益获取能力,持续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创新,才能增强我国的贸易利益获取能力。人民币汇率去年经历了一定的波动,汇率决定因素的最新研究值得关注,吉林大学的韩保庆发现,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对实际汇率的影响都为正(升值);而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例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为负。东南大学的赵晓涛则认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会受到市场参与者认知偏差的影响,而后进行了相关实证。
    对国际宏观经济的探讨,尤其是在开放经济背景下研究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不少学者的关注焦点。南京审计大学的刘瑞翔等认为,最终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和世界各国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增值能力变化是发达国家GDP占全世界比重下降,发展中国家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他们也针对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进行了反思。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林辉等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整体为资本偏向性,呈逆要素禀赋发展趋势,且与美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走势基本一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美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偏向性对中国存在跨国传递效应。
    我国同“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金融和经济增长问题格外引人关注,而此前这方面研究比较少,安徽师范大学的石蓉荣等建立了GVAR模型,证明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对外投资不仅有助于中国本地的经济增长,也使“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受惠。中山大学的王伟等尝试为中国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券类金融资产投资提供理论与实证基础,发现遗传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金融发展差异对双边债券类FPI的影响显著为负。
    本次论坛,国际金融和国际宏观经济类的论文,话题涵盖面广,而且与近一两年的热点问题有较多的联系,比如“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加息、逆全球化思潮等,国内相关领域学者相当重视理论研究与现实背景的紧密结合。
    有若干参会论文并未直接关注国际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但同样具备很强的思想性和创新性,可为国际经济学研究提供参考借鉴。比如山东财经大学的王明益老师认为,政府干预会显著抑制各所有制企业生产率提升,这一规律对国有及集体企业生产率影响最大,民营企业次之,对外资企业影响最小。东南大学的李贲研究江苏省的工业企业样本发现,新企业的存活率依赖于资源禀赋的丰富程度,而创新活动能改善新企业的生存状态。东南大学的施震凯采用倍差法考察了铁路提速对企业TFP的影响。刘峰分析了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个体就业概率与收入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提高会提高多个劳动者群体的工资,但会降低就业概率。
    五、 结语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大局错综复杂,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也处在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关键时期,运用国际经济学理论将扑朔迷离的现实问题抽丝剥茧,为我国的政府、企业指明努力的方向,让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在全球经济的海洋中更稳健地航行,是中国经济学人共同的愿景。同时,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同时,国内经济社会改革也面临着“深水区”、“攻坚期”的挑战,所以需要对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和完善。鉴于此,本次论坛既鼓励运用经典经济学理论思考现实问题,也欢迎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新突破。衷心地感谢开幕式致辞嘉宾、主题发言嘉宾和各分论坛与会学者对本次论坛的付出与贡献,让我们砥砺前行,共同为国际经济学前沿理论的发展和中国开放经济的繁荣进行不懈地探索!
 
 
 
    作者:刘修岩、邱斌、秦蒙,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10096,电子信箱:lxiuyan320@s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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