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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文化与经济论坛(2016)"综述
时间:2017-01-20       稿件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创新创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已成为中国新常态背景下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创新创业与个体、企业所处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文化对创新创业发挥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目前,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相关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的重要研究领域。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广西财经学院“海陆经济一体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协同中心”和“海上丝绸之路与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文化与经济论坛(2016)于2016年10月29日在广西财经学院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文化与创新创业”,尝试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和回答创新创业的决定因素以及中国推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战略的具体举措。广西财经学院校长夏飞教授、《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分别致辞,原国务院研究室郭克莎研究员、广西财经学院校长夏飞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阮荣平副教授、河南大学宋丙涛教授分别发表主旨演讲。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20余位学者进行了专题论文的汇报和讨论。
    总体来看,本次论坛的入选论文和与会学者主要从五个方面:“一带一路”视阈下的文化与创新创业、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下的文化与创新创业、区域视阈下的文化与创新创业、家庭视阈下的文化与创新创业、个体视阈下的文化与创新创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拓展了文化与经济相关的研究边界。
    一、“一带一路”视阈下的文化与创新创业
    “一带一路”是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个重大开放战略,在其实施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文化因素,也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战略的实施紧密相关。
    郭克莎从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出发,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系统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要发挥促改革、调结构、稳增长的支持作用,处理好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的关系,要避免把“一带一路”战略简单看成对外投资战略、国际合作战略、区域开放战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是要通过其倒逼改革,带动国内区域开放开发,促进资源有效流动,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并最终增强中国经济创新驱动的能力。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国内各个省区都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后发地区该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弯道超车”?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创新驱动中发挥何种作用?夏飞选取广西为研究对象,发现广西现阶段存在区域结构不合理现象,没有形成具有较强极化效应的中心增长极,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要抓住国家给予广西的政策机遇并落实好各项政策,要优化体制机制,促进文化创新,发挥文化创新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软实力如何影响创新能力?赵子龙和王齐超利用2010—2015年“一带一路”26个主要沿线国家数据,通过构建以宗教文化圈、价值观体系、企业价值观、国家文化、国家海外形象、变化性和适应性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模型,分析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与其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一国价值观体系、国家海外形象、企业价值观和伊斯兰教文化圈交互作用是核心文化软实力中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与“一带一路”紧密相关的一个议题是国际贸易。那么,宗族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如何?赵子乐和林建浩选取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为样本,分析了姓氏网络对于私营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小姓企业家倾向于选择更高的出口比例,这一结果并不是因为外来企业家带来罕见姓氏所造成的。同时,姓氏网络通过提供信息和信任影响出口,而不是通过提供外部的“关系资源”发挥作用,其作用机制在外来企业家较多、正式制度较完善的城市分组与其他城市分组中没有区别。
    赵子乐和林建浩的另一项研究,选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浙江省温州市(中国人移民到欧洲的主要地区)的企业数据,从文化视角分析了移民对企业出口的影响。通过分析企业所在地区移民数量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发现具有更多赴欧洲移民的地区的企业,其出口更少。原因在于,相对于国内其他竞争对手而言,移民的作用使这些地区的企业将更多的资金应用于提高企业质量和品牌,从而改变了企业出口的比较优势,使这些企业虽然改善了品牌质量,却减少了出口数量。
    外资企业是国际贸易的重要主体。王进猛从文化与企业融资关系出发,分析了投资来源国与中国文化差异对外资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对中国内外资企业负债水平差异提供了解释。研究结果表明,投资来源国与中国文化差异对外资企业负债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这种负向影响随经营时间推移被进一步强化,中方控股则缓和了文化差异对债务融资的不利影响。
    文化差异如何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王洪涛利用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面板数据和WEF开发的世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指数,分析了文化差异程度与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差异是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阻碍因素,其中的“文化折扣”效应大于“偏好强化”效应。而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以市场扩张效应为主,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并未形成垄断性优势。
    二、中国传统文化视阈下的文化与创新创业
    中国社会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独特的文化特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立足中国实际研究文化特征与包括创新创业在内的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兼具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思想,滕志朋认为,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在中国文化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蕴含于“道”,即天道、地道、人道的实际存在和运动变化中。人从根本上是感性存在,人之“道”就是物质性身体的活动——生产劳动。劳动使身体产生了自己的意识,创生出新的人,而且生产劳动创造出价值和意义,二者都是宇宙自然界原来所没有的新鲜事物,因而是“创新”。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体现。宋丙涛从文化、文明与国家制度的关系出发,对黄河文明演变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应用集体主义方法论构建了文明演化的理论模型,并认为文明的经济内涵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经济共同体的族群构件,而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公共经济单位的制度构件;现代文明的转型成功,不仅没有使以集体生存竞争为目标的公共经济行为完全消失,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集体生存竞争。
    农耕文化是否影响着创新创业?刘岩和宗庆庆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出发,提出了水稻文化理论,并分析了水稻文化对现代个人和企业创新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水稻文化显著促进了创新创业,水稻的种植面积与居民创业的概率正相关,小麦和水稻播种面积的比例与企业研发新产品的概率正相关。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水稻文化通过培养合作意识,促进社会资本积累的途径影响了创新创业。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申广军使用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流行病学分析方法研究了儒家文化对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居民的创业概率更高。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儒家文化对创业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更加入世的态度、更节制的生活和更勤奋的工作来传导的。
    考虑到地理环境差异所产生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突一直贯穿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整合所产生的区域之间政治联系的现实,李楠和林友宏根据相关历史文献和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政治整合和地理环境对中国当前汉族空间地理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整合指标和地理环境均对当前汉族空间地理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但相对于地理环境而言,政治整合对汉族空间地理分布的影响更加重要,特别是政治整合可以通过教育、水利等公共物品的提供有效缓解因地理环境对汉族空间地理分布形成的消极约束。
    三、区域视阈下的文化与创新创业
    中国有着丰富而迥异的区域文化。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剖析创新创业的决定因素,有利于对文化的作用做出正确评价,也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
    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否是导致中国不同地区创新活动存在差异的原因?潘越等采用城市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数量度量地域文化多样性,选取2007—2014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文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文化多样性对企业非发明类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却能显著增加企业发明类专利申请数量,同时这种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高科技行业企业中。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的包容性越强、城市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性越大,方言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越显著;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人口流动伴随着文化流动,都有利于文化多样性作用的发挥。
    技术差距是经济发展差距的核心因素,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技术差距是如何形成的?技术扩散在一国内部又受哪些因素阻碍?徐现祥等认为不同地区的方言之间在文化和语言沟通方面存在的差异,会导致不同方言间的不认同和不信任,不利于人口流动和信息交流,进而会阻碍技术的扩散和传播。通过梳理1986—2007年间中国全部县级单位的行政区划变动情况,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研究结果表明,相邻县之间的方言差异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技术扩散,同时方言差异与技术差距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但是由于方言相近的两县间产业相近容易引发竞争效应,因而在同一方言大区内部,方言越相近的两县间技术传播反而越困难。
    地区的文化环境不同,企业制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不同?李兵等将地区文化环境与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了不同文化环境下,企业所具有的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制度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
    王亚楠等利用全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调研数据,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文化创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社会资本显著提高了其创新绩效,同时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在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分解为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后,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同样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于企业间纵向社会资本和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中国各地区的宗族文化存在显著差异,张川川从宗族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各地区的宗族文化在其私营部门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宗族显著促进了私营企业式的创业,提高了国民经济中私营部门的份额。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宗族能帮助私营企业克服融资约束、逃避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进而对私营企业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地区文化对居民创业决策具有重要影响,那么地区文化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了居民创业?夏飞和王业斌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地区文化对居民创业决策的影响。通过将居民创业类型分解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和地区层面的居民对勤奋和努力工作的重视程度来度量地区文化特征,研究发现,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居民进行私营企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个体工商户经营无显著影响;同时,地区层面居民对勤奋和努力工作的重视程度能显著提高创业概率,但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推动个体工商户式创业来进行的,相反,其对私营企业活动反而具有抑制作用。
    四、家庭视阈下的文化与创新创业
    从家庭层面来看,文化对家庭的资产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家庭的资产配置与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动存在紧密关联。因此,文化通过影响家庭的资产配置进而对创新创业产生重要作用。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互联网+”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重要推手。那么,互联网文化是否对家庭创业具有显著影响?周广肃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互联网的使用是否会对其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提高了家庭创业概率。同时,互联网的使用通过社会互动效应、融资效应、信息渠道效应、风险偏好效应等4种渠道促进了家庭创业概率的提高。
    文化是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家庭资产配置存在明显地区差异,其原因是什么?于也雯以地震灾害为切入点,从自然地理环境角度,分析了长期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并探讨了自然灾害是否通过文化传统这一渠道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地震强度的增加,家庭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情形,即表现出正“U”型关系。此外,相对于相对于文化传统,个人经历是地震灾害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的主要渠道。
    住房是城市家庭资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房价的上涨是否影响了居民的消费?即是否存在消费的房产财富效应?何兴强和杨锐锋使用“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房地产泡沫对家庭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地产泡沫显著削弱了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效应。同时,相对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效应具有更强的抵御房地产泡沫弱化影响的能力。相对于拥有小产权房,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大产权房能抵御房地产泡沫对家庭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弱化影响。此外,房地产泡沫对有房出租、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效应弱化影响更小。
    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家庭资产配置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家庭生育率。王海港和周迪基于宗教视角,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基督教信仰对家庭生育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计划生育之前,家庭生育率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并不显著,但是,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基督教信仰显著提高了家庭生育率。同时,信仰的虔诚度以及是否在生育前已受洗对基督教家庭生育率的影响并不一致。
    五、个体视阈下的文化与创新创业
    文化对微观个体决策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文化不仅影响个体的劳动参与率,还影响着个体的创业就业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文化如个体所具有的社会信任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近年来持续走低,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也不断扩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阮荣平从文化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宗教对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宗教显著促进了中国城镇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其原因在于宗教改善了城镇已婚妇女的健康状况、弱化了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背离国际总体趋势出现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宗教尤其是本土宗教的式微。
    对于中国而言,在正式制度相对缺位的农村地区,宗族等文化因素对农村、农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郭云南和王春飞将基于选举的正式制度与基于宗族的文化因素结合起来,探讨了村主任来自村庄中第一大姓时,村民的创业概率是否会增加。通过利用断点回归法,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姓村主任当选显著提高了村民的创业概率。作用机制发现,第一大姓村主任能利用其背后的宗族权威,改善村庄的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等创业环境,进而增强了村民的创业可能性。
    个体的认知能力如何影响创业?李涛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个体的认知能力与其创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来看,个人的综合认知能力对其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细分行业管制水平后,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显著。具体而言,在管制水平较低的行业中,个人综合认知能力与其创业概率正相关;管制水平较高的行业中,个人综合认知能力与其创业概率负相关。
    外出农民工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那么文化对外出农民工的创业就业行为有何影响?周战强等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外群歧视对农民工城市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外群歧视对农民工城市创业概率产生了负向影响,同时外群歧视对农民工选择雇主式创业的负面影响要大于选择自营劳动式创业的负面影响,跨省流动、新生代、在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上或东部地区工作的农民工创业行为受外群歧视的抑制作用更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外群歧视减少了对农民工的社会尊重,进而降低了其城市创业概率。
    针对农民工受到歧视这一主题,石锦建和伏霖利用200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群体歧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构建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收入差距的地区性差异,估计劳动力市场收入方程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地区,城镇职工收入要高于农民工平均收入,但是总体而言并不存在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进一步分析显示,劳动力市场存在对农民工歧视的地区主要位于东部发达地区及少部分中西部地级地区,同时总体上地区劳动力市场存在歧视的概率与其人均GDP正相关。
    个体所具有的信念是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赵文哲和边彩云从信念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农村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这一信念的决定因素。运用2011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了城市房价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房价增长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这一关系在直辖市和地级市更加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落户意愿较低这一现象。
    社会信任是理解文化特征的重要维度。社会信任不仅包含一般社会信任,还包含针对特定对象的信任。那么,个体所具有的信任水平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李新荣和刘亦汝从人情消费的角度,考察了制度信任的决定因素。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人情消费对制度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情消费的增加会增强个体的熟人信任程度,但却对其制度信任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这种负面影响对于弱势地位群体而更为明显。因此,降低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情消费水平,是增强居民制度信任水平的重要途径。
    邻里效应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政策评估当中。那么居民信任是否受社区其他群体成员的影响?晏艳阳从邻里效应的角度考察了居民信任的环境决定因素。研究发现,社区群体成员的信任程度对个体居民信任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邻里效应对居住时间较长的居民信任程度影响更大。进一步地,将信任细分为对陌生人和医生的信任中,结论仍然成立。
    在中国语境下,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是针对特定对象信任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提高居民对医生的信任程度?史宇鹏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居民的住院经历与其对医生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居民的住院经历显著提升了他们对医生的信任水平,同时这种关系并不会因为居民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居住地、性别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由于居民的住院经历实际上反映着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通程度,因此,加强居民与医生之间的沟通,是减少医患纠纷、提升全社会对医生信任程度的重要途径。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次论坛的入选论文和与会学者基于创新创业视角,从“一带一路”、中国传统文化、区域、家庭和个体五个层面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这些研究与讨论表明,文化影响着微观个体和家庭的行为、影响着企业的行为与绩效、影响着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影响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于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指出,可以从案例研究出发,多关注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典型案例。《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金成武在闭幕式上总结认为,文化影响经济,文化也受经济的影响,未来在文化与经济关系这一研究领域,还可以多分析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以进一步丰富现有的研究内容。

 

    作者:夏飞、王业斌(通讯作者)、唐红祥、王四春,广西财经学院“海陆经济一体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协同中心”,邮政编码:530003,电子信箱:binyewa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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