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论坛
当前位置:首页 > 经济研究论坛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理论创新与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时间:2016-07-19       稿件来源: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深刻变革和对外投资布局有序演变的逐步推进,我国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愿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构想。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有效途径。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研究并合理地推动和实施国际产能合作战略已经成为我国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经济研究》编辑部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东南大学江苏经济全球化中心于2016年4月15—16日在东南大学举办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理论创新与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教授,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徐康宁教授,南京大学校长助理范从来教授,东南大学江苏经济全球化中心首席专家邱斌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大会主旨发言。来自浙江大学、中南大学、东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等院校近12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参加学者围绕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产业空间布局、制度创新与国际产能合作方式的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政治经济学、“一带一路”国家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应对策略、金融支持对国际产能合作模式的影响以及其他国际产能合作和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进展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展示和分享了众多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一、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中国外贸形势
    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必然面临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投资政策改革要求的挑战,这反映出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为此,裴长洪教授以“理论与实践:全球价值链与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为主题,以全球价值链作为切入点,详细阐述了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贸易政策背景,主要表现为:一是贸易政策通过减少“距离”、降低成本(包括文化成本、规制成本、契约成本、贸易边界成本等)以实现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二是第一代FDI和第二代FDI政策的巨大差异;三是相对于以往WTO的多边主义,“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更有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同时,中国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新特征也反映出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良好趋势:一是优势装备和产能加快出海;二是境外投资、工程承包带动装备出口快速增长;三是推动业务创新;四是合作对象形成“一轴两翼”空间布局。最后,裴长洪教授根据目前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现状分别从项目、部门、产业以及国家等不同层面提出中国未来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趋势和实现路径。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Jacob Kurien教授以“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做了主旨发言。中国的“一带一路”途经世界五大洲65个国家,涵盖了全球60%的经济体,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平台。而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条件之一是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实现双边经济共同发展和繁荣。现阶段的人民币已取代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且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体系。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将对13种货币设定汇率而非继续与美元挂钩,这表明了人民币在有管理的货币制度背景下向更为灵活的市场价格机制顺利转型的良好趋势。此外,Jacob Kurien教授指出,尽管“一带一路”战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平台,但在此过程中国际产能合作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汇率波动将导致中国众多出口企业面临更大的汇率风险;但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人民币跨境结算有助于企业对冲汇率风险。最后,结合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状、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和人民币的国际化指日可待。
    在此次会议中,东南大学徐康宁教授强调,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化解过剩产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和培育。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扩大有效供给,而扩大有效供给的关键在于优化供给结构。此外,供给侧改革理念的出现在背景上与供给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理论内涵与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学说也不尽一致,因此政策选择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在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中,我们既要强调中国特色,又要注重借鉴国外经验。其中,制度创新是我国供给侧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南京大学范从来教授指出,开放性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显著特征。如果坚持传统贸易协定标准的规则,包容性发展则无法实现,亚洲国家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将导致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实际效果远远不及预期。因此,市场驱动型发展是亚太区域发展的现实要求和未来选择,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把构建标准的自贸区或更高水平的区域一体化机制作为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优先目标,适应亚洲发展的实际需求以便让更多的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通过合作实现多赢才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正确定位。
    国际产能合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匹配和流动,为此,邱斌教授以“产能合作中的国际人才培养机制”为题作了主旨报告,研究不仅指出不同类型的人才培养在产能合作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并重点借鉴引力模型分析了来华留学规模与国际产能合作之间的关系,其中在国际产能合作层面,增加我国的产能输出和东道国的外来投资需求是扩张来华留学规模的关键途径。同时,合作双方的适度技术差距和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善也是缩小双边贸易摩擦以扩张来华留学培养规模的重要因素。
    二、 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战略的顺利实施和持续深入,既要了解影响国际产能合作的众多影响因素以寻找最适合我国经济发展背景的合作模式,同时也需要兼顾与我国进行产能合作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西北大学白永秀教授等将能力结构关系模型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国际产能合作研究。以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产能合作为例,运用国家能力结构指数模型对中哈两国2005—2014年间的能力结构指数、能力结构耦合度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哈两国在配置能力、发展能力、开放能力以及技术能力四个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哈萨克斯坦的各项能力结构指数起点较低,且总体的上升趋势也较为缓慢,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背景之下,哈萨克斯坦当前的发展能力以及技术能力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深入开展产能合作是一项不小的挑战。同时,近年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能力结构耦合度总体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近四年较为稳定地保持在0.6—0.7之间,基本达到了初级协调发展的状态,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哈产能合作具有扎实的基础和巨大的发展前景。基于此,白永秀教授等提出通过鼓励两国间劳动力流动、建立中哈产能合作专项基金、建设产能合作技术研发合作中心和人才培养计划等政策来拓展和巩固中哈之间的国际产能合作基础和发展空间。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也为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天津财经大学王学龙教授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区域的金融业发展与合作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相对于我国东部城市分布集中、金融业集聚程度较高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地处内陆、城市分散且政策支持较晚而导致其金融基础设建设不完善,并伴有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和社会融资结构失衡等低效率特征。为此,除了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区域金融中心等传统途径,借助我国西部地区充裕的自然资源禀赋加深能源产业与金融服务业的广泛合作,在实现金融业有效地满足能源产业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反过来能够推动金融业的不断创新并为金融合作的深化提供良好经济和资本基础。
    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实施,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上海财经大学季永宝进一步提出并解释西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反超之谜,以及财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而达到“落地”效果的微观机制。作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边界匹配的双重差分法从财税政策的微观企业效应视角的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政策明显提升了西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提升西部市(县)企业的TFP达7%(12.2%),且政策效果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其中2001—2004年间西部大开发政策对TFP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在2005年之后的TFP促进作用愈发显著。进一步的机制识别结果显示,直接性财政补贴并不能增加企业TFP,而减税政策则对其提升具有显著作用。加强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的重点在于减少企业税负,优化财政支持方式,以企业生产率提升为契机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界的一个经典话题,其在中国的存在性与否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在西部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转型方向和政策制定。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雅晓基于中国1999—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新方法和新视角检验了自然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再检验了资源诅咒现象在中国的存在性问题。结果发现,采用不同变量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其重点运用的BMA方法偏向于支持“资源诅咒”在中国不存在的结论。进一步对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相对于东中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采矿业易诱发“资源诅咒”的出现,因此需要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产业的过分依赖以减少和避免采矿业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
    在国际产能合作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可再生能源项目备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时需要考虑什么样的因素?为解决不同问题所制定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影响因素又有无差异?为此,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凡副教授指出,能源目标类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主要受到国内社会经济系统和能源环境系统因素的影响;而框架类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制定还受到来自国际的垂直扩散系统的影响。金融支持类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会受到国内社会经济系统和国家体制系统等因素以及国际水平扩散系统和垂直扩散系统的综合影响;公共投资类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受到国内因素和国际水平扩散系统的影响。因此,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时可重点关注国际扩散系统对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影响,明确国际组织因素对其他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
    三、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产业空间布局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产能合作的产业空间布局是本次学术研讨会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宁波大学李洪亚采用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的两个维度——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及其所引起的OFDI行业构成的变化对我国OFDI的影响效应,并指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我国整体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在OFDI行业构成方面,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房地产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三个行业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农、林、牧、渔业与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两个行业占比的增加对OFDI则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行业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除了我国传统的工业制造业的“走出去”,文化交融也是国际产能合作战略顺利推进的保障和经济广泛深入合作的基础。西北大学王晨佳首先从功能对等和归化异化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概念的译介动态,并对中国文化元素直接进入国际语言的词汇进行了梳理,指明中国文化元素通过符号化进入国际语言词汇是中国主动与国际话语体系接轨道路上需要实现的重要跨越。此外,文化工作者应根据翻译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积极主动传播“一带一路”的文化精神。
    相比于对外货物贸易,我国服务贸易有待提高,且文化产品贸易更是长期处于严重逆差的状态。上海海洋大学的陈晔指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7.20%,而我国对沿线国家图书出口量仅占总图书出口量的6,23%,此结果说明我们与沿线国家总体仍是经济交流热,文化交流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陈晔通过构建和计算“文化贸易-经济贸易指数”,将沿线国家分成“文胜质”型国家、“文质彬彬”型国家和“质胜文”型国家。并强调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共建“一带一路”文化资源共享库,通过大力发展“一带一路”旅游等方式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走出去”。
    为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国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为支撑在世界范围内应运而生。福建农林大学林航指出,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主要来源国,并以35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对孔子学院对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孔子学院的建立有助于降低中国在东道国承揽业务的成本,这同时也意味着孔子学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人才培养、减轻贫穷和促进发展的功能。
    在服务业贸易方面,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与行业结构呈现出快速扩张和优化发展的态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敬子在经典本地市场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将CD CES效用函数与StoneGeary偏好结合构建非位似偏好效用函数,探讨了相对需求结构和相对需求规模对服务业本地市场效应的共同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整体服务业出口存在市场规模和需求结构的本地市场效应,且后者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在分类型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需求规模和需求结构作用的本地市场效应,而消费性服务业仅表现出需求结构作用的本地市场效应;无论是整体还是分类型服务业,相对市场规模越大,需求结构强化本地市场效应的作用就愈发显著。据此,扩大内需、注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调整收入分布结构等对今后中国服务业对外贸易的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四、“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虽然有大的合作需求和空间以及技术支持条件,但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科技水平、经济实力、文化和政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知识隐藏和技术壁垒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是否有合作意图以及能否履行合作协议。为此,沈建国副教授通过构建条件博弈的学习行为模型得出了基于“一带一路”参与者合作行为条件博弈的结果,即参与者既要通过寻找平均属性相近程度大的合作者,提高合作成功比例,又要通过提高学习概率,提高合作成功率。其中,带有地区科技水平和文化特征属性的博弈学习行为是其研究内容的主要创新点。
    在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立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中南大学熊勇青教授分析了新兴产业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同时运用熵权-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了汇率、经济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及市场需求变化四项影响因素与新兴产业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的密切程度,得出以下结论:我国新兴产业贸易条件总体上处于恶化状态,但渐趋改善。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总体上恶化,收入贸易条件有所改善。价格条件的恶化不一定会导致收入条件的恶化,但两者之间的波动幅度的大小会影响总体的贸易条件;汇率要保持相对的稳定并适当贬值;在新兴产业经济增长和直接投资方面,充分发挥直接投资对我国新兴产业出口的带动作用,改善我国新兴产业的收入贸易条件。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油气资源合作具有可行性和必然性。因此,我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油气资源合作时需考虑资源国的投资环境。中国地质大学的吴巧生教授通过文献回顾,综合考虑资源国资源现状、政治因素、经济技术、社会条件、市场体制和国际合作情况,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投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沿线37个产油国和35个产气国进行了投资环境评价,该研究表明,中亚及北亚、西亚及北非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油气资源丰富地区且投资环境良好;中东欧洲及独联体地区油气投资环境较差,是“一带一路”沿线油气贸易的过境区。因此在油气资源合作过程中,我国需要避开沿线政治环境复杂的地区并加快过境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高铁的出口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的布局中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高铁设备的输出和工程建设可以带动诸多重点行业的产能输出,并且高铁本身就是保障“一带一路”国策实现的重要工具。然而,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企业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复杂和突出。上海大学胡笑寒副教授运用墨西哥案例,引入SACE政治风险评估模型,分析中国铁建在墨西哥投标项目失败背后的政治动因,指出信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以及地缘政治是影响我国高铁项目能否成功走出去的主要因素。
    五、 结语
    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转型和要素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快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塑造新型比较优势既是中国国际产能合作战略持续深入开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要素配置优化的现实要求。如何在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升级之间的良性互动,如何充分借助国际产能合作战略构想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构建新型区域贸易体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值得我们共同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

 

  •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经济研究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 不得转载     京ICP备10211437号
  • 本网所登载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不代表本网观点或意见 常年法律顾问:陆康(重光律师事务所)
  •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0577-9154      国内统一刊号 CN11-1081/F       国内邮发代号 2-251        国外代号 M16
  •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100836
  • 电话/传真:010-68034153
  • 本刊微信公众号:erj_we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