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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与自然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时间:2016-07-19       稿件来源:安徽财经大学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新常态阶段,以资源严重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加快破解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形成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经势在必行。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坚持绿色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入探讨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模式,推动新常态下的“资源—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12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安徽财经大学主办,安徽财经大学生态经济与管理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环境经济与自然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在安徽财经大学召开。
    本次研讨会采用大会主旨报告与分组专题报告相结合的形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大学、苏州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安徽财经大学等全国二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紧密围绕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环境绩效评估与环境治理、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与配置、自然资源管理的制度构建、面向大数据的自然资源管理等主题展开探讨交流。
    一、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2015年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怎样的特征?如何通过供给侧改革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与会学者在以往关于供给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新常态下的结构性改革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指出,环境治理问题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存在诸多挑战,包括国际经济低迷、人口老龄化、经济进入高成本阶段、资源环境恶化、产能过剩等问题,从而决定了中国必须调整供给而非需求。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四大类风险:产能结构不合理风险、成本过高导致的经营风险、房地产库存区域结构性风险、金融性风险,并给出了针对性建议:处置不合规的产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减税为重点,减税轻费;加强金融调控,注重解决融资机制问题,精准发力,定向调控,扩宽融资渠道;PPP要落到实处,优化投资结构;改善消费环境,促进需求稳定增长,从供给侧发力,发展商品和服务的差异化、精细化,促进消费金融发展和供给,促进居民跨期消费能力;完善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改善供给结构;扩大开放,增加外贸进口,引进新生产要素;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应的能力和质量,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高校与企业应当紧密合作。
    辽宁大学林木西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新空间都属于顶层设计,这些设计最终成功施行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政府不仅需要保护改革的推动者、创新者,还要为他们营造充分自由的空间。政府努力以外,区域间也应当加强产能转移合作。林木西教授以深圳、重庆和贵州为例,阐述这些城市经济取得较快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深圳的优势在于拥有较多的创新驱动投入、较高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扎实牢固的产业技术和明确清晰的支柱产业;重庆则是通过大量承接江苏和深圳的部分产业,丰富产业的多样性,提升经济发展的活力,同时加强生态建设和历史文化建设,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相较之下,贵州虽然资源匮乏,但凭借气候生态条件优越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其经济增速达到全国第二。安徽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罗宏探讨了绿色化语境下的环境经济政策变革问题,认为现行环境经济制度的缺陷表现在环境标准与产业政策不一致、排污费不足以反映补偿环境资源的价值、污染投资支出总量不足、总量控制设计不科学、环境违法成本低,并指出环境经济制度变革的方向在于建立完善资源产权体系、实现功能分区、发展绿色金融、加快环境税收和排污权制度改革、实行生态补偿等。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5年底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伊始,学术界针对供给侧改革提出了多种解读。本次会议上几位学者的研究切入点和政策着力点切合实际,富有现实意义。
    二、 节能减排政策与绿色发展绩效评估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发展特征就是开始步入新常态阶段,这意味着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也将随之变化。中央强调要积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式转变,进而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那么新常态下的节能减排政策应当如何调整?如何从绿色发展的视角科学、系统地评价区域和行业的环境治理绩效?与会专家及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相应的讨论,并形成了建设性的观点。
    近年来,国内各阶层高度重视空气质量变化这一环境议题。在本次研讨会上,安徽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所郑志侠研究员分别基于2014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结果、2013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国煤炭消耗量和钢铁产出量等数据,介绍了中国大气污染的情况和发展过程,并系统回顾了1973年至今的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历史节点,指出当前中国空气污染情况较为严重,下大力气治理空气污染已经刻不容缓。郑志侠也提出了七项针对性的防治对策与措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优化,实现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改变交通模式,加强机动车污染的控制与管理;深化二氧化硫排放控制;全面实施氮氧化物污染控制;强化一次颗粒物排放控制;及时启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加强区域复合大气污染控制。兰州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黄恒君副教授基于互联网异源异构数据整合,以兰州为例,检验了空气质量是否会由于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而有所改善,并发现这类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短期有效性和长期无效性的特点。基于此,他进一步结合互联网大数据辅助调查设计,通过问卷调查和观测为数据基础,以分布函数拟合为方法工具,通过机动车停车费机制设计,得到无差别定价、两阶梯定价、三阶梯定价这几种与限行政策短期效应一致,但可规避长期无效性的停车收费标准定价策略,尝试一种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的机制设计。
    环境绩效是一种考虑环境因素的生产效率,可以为生产过程中可持续性原则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定量测度工具,是绿色发展水平评估的关键指标。作为一种计算相对效率的有效工具,数据包络分析(DEA)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考虑非期望产出(undesirable outputs)的效率评价中,并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进行环境绩效评价的最好方法之一。本次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苗壮利用SBM模型,对2006—2012年期间中国30个省份的环境效率进行系统分析。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黄建欢利用三种不同的基于松弛变量的DEA方法对中国城市层面的能源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比较了东中西部城市群体的差异。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宁教授和陈中飞副教授从非参数生产经济理论出发,基于共同边界方法和两期方向距离函数来考虑异质性与不可行解,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来探索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内部要素的变化规律,同时将bootstrap方法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以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统计属性,并将此分析框架应用到中国大型火力发电企业面板数据。其研究发现,在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更有约束力的节能减排目标和2100亿的节能减排投资,导致火力发电厂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大幅上涨,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但其对技术变动和效率变动的影响是非对称的。
    本次会议对一些主流的环境绩效评价工具也给予了重点关注。苏州大学商学院王群伟副教授重点围绕环境规制和技术差距等因素,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环境影响替代因子,利用非参数随机前沿方法在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研究了工业环境绩效的现状、变化趋势、行业差异、区域差异及造成差异的影响因子,期望通过绩效测度和评价找寻工业环境绩效提升策略。也有学者通过构建系统指标体系的方法来评估环境绩效,天津工业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的张雪花所长提出从系统学角度来构造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规模指标、效益指标、投入指标、结构指标、创新与竞争力指标。此外,她提出一种基于能值的环保产业绩效评估方法,将具有不同量纲、不可比较的物质废弃物去除效率,转化为具有同一量纲的太阳能值,进而转化为二氧化碳减排放量以评估环保产业绩效。安徽财经大学的郑丽琳副教授通过构建包含环境约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分析生产技术和环保技术冲击对经济发展和污染排放的影响,其研究发现:生产技术冲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直接主要的,而对污染排放量的增长效应则是间接次要的,最优污染排放变动具有顺周期性;环保技术冲击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间接次要的,而对污染排放量的限制作用则是直接主要的,最优污染排放变动具有逆周期性;在两类冲击共同作用下,环保技术冲击的减排效应短期显著,而生产技术冲击的增长效应则长期占优,但两类冲击对全球污染存量变动的影响都十分微弱,经济波动周期维持在十年左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郭文博士以中国人口结构变动、经济市场化改革为切入点,沿着城乡结构变动为主线的研究思路,运用拓展的LMID分解方法进行碳排放的计量以及分解,结果发现消费抑制因子效应、城镇化效应、居民消费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均正向地推动碳排放量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整体上呈现为负效应;人口城镇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碳排放量变动的主要因素;地区老年抚养比、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在地区总量中的比例、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在地区城镇人口就业人员总数中的比重等三项指标均对区域碳排放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地区人口城乡结构、地区GDP总量和地区人口总量三项指标都正向地推动了区域碳排放量的增加。
    基于计量回归分析的绩效评估也是当前主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本次研讨会上,淮南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戴红军博士以江苏省为案例研究对象,将环境污染视为环境资源的生产投入,建立了环境资源生产函数模型。他采用协整分析和岭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出环境资源投入对区域经济产出的经济贡献度为70%,远远大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据此提出应该以环境资源投入的经济贡献为基础,完善环境相关税费和环境治理投入标准。同时改变以GDP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模式,引入生态环境考核指标,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控制的关系。还有学者考虑了空间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因素,探讨环境污染治理在国家间和区域间的联动问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管学院的戴胜博士强调工业污染存在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将工业污染影响因素纳入到一个基于污染需求函数的框架内,从工业污染的时空异质性入手,着重分析中国工业污染在省域层面和时间层面上的差异,揭示工业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影响的内在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各区域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国有企业产值占比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工业污染,西部地区重工业产值占比对减少工业污染起到积极作用,东部地区排污费率对减少工业污染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等。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郭剑锋研究员从配额流转体系、交易者划分和履约机制及其影响三个方面介绍了欧盟ETS微观市场体系及其构成,进而结合6616家排放企业交易的微观数据,从活跃度、季节性、一致性、集中性等四个方面总结排放企业交易行为的特点,最后基于市场供需和市场供需结构演化两个角度,进一步探究市场供需结构的变化。结合上述研究,他认为欧盟ETS市场履约成本存在非对称性、配额的流动性较差、配额交易集中在优势排放企业、金融机构的交易非中性,这些研究发现对中国的ETS市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随着遥感、网络、调查和计算机模型生成的环境管理相关的数据飞速地增长,科研工作者开始面对日益增多的复杂问题,包括多尺度的时空依赖性以及多元社会层面的应对措施等。随着主流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环境治理和绩效评价的研究也开始逐步依赖于微观大数据的支撑。本次会议上,宋马林教授和其他学者一同探讨了大数据时代的环境绩效评估问题,他认为面向大数据的环境绩效评价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构建,需要在传统的环境绩效评价理论和方法基础上,设计新的拓展模型以满足大数据分析的要求。具体涉及的内容包括巨量DMU的有效甄别和完全排序、非期望产出间及其与投入和期望产出的关系分析、动态和非结构化信息的处理、欠精确和非稳定数据的有效度量、非同质DMU的同质化技术、考虑可多次利用投入的组合绩效评价等。可以预期的是,大数据时代的环境绩效评估将是未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 自然资源利用节约及其节约保护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阶段后,传统的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粗放要素投入模式势将被取代。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应当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通过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实现成本节约与环境保护并举的绿色生产,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十分重要。与会专家学者针对自然资源利用和绿色生产展开了系列讨论。
    与会学者针对中国的能源消费特征和能源回弹效应做出了讨论。安徽理工大学的王建民副教授将中国政府制定的2020年碳减排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称为双赢目标,认为由于不同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系数存在差异,调整能源结构将成为中国实现双赢目标的关键。他将中国的能源分为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构建了刻画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并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能源要素进行分解,在双赢目标下估算对能源消费结构的约束条件,探讨了中国为实现双赢目标应如何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申俊博士利用1993—2013年中国居民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居民能源需求的LAAIDS计量回归模型与能源效率仿真模型,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基于Slutsky方程进一步分解出城镇与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直接与间接效应,针对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逐年上升或下降,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逐年下降或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
    本次会议对中国能源体系构建和能源政策的导向问题也较为关注。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的贾品荣博士提出现代能源体系应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合理的能源结构与效率,并指出北京在这两个方面的缺陷。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北京能源体系的战略思路是以能源结构调整为主旨,适应绿色化趋势、智能化趋势和服务化趋势等“三大趋势”,构建北京能源技术体系、北京能源互联网创新体系、北京能源供应体系和北京能源消费体系等“四个体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张慧明副教授基于地沟油能源化的发展前景,介绍了日本和巴西等国家对于地沟油处理的相关经验,并指出了中国当前进行地沟油能源化的瓶颈,还比较了税收优惠、原料供应价格补贴、产品销售补贴、投资补贴四种补贴模式的效果。
    在开放讨论环节,安徽省统计局副局长高亳洲系统阐述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核算的理论方法,详细介绍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背景、发展历程及编制意义,认为当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存在着包括缺乏明确部署、编制基础薄弱、缺乏详细基础数据、编制数据来源困难、编制标准不一致、基础统计调查制度不完善等系列问题。另外,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他提出若干困扰他的实际问题与参会学者讨论,譬如离任审计到底如何进行、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能否成为遏制环境恶化的手段、如何界定资源价值量等问题。江西宜春学院生命科学与资源环境学院的吕爱清教授从食物安全这一主题入手,对主粮进口、价格波动、劳动力供应、气候变化、对贫困地区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说明分析。北京师范大学的肖尧博士从土地二级市场、农地不可再生、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农村价值视角四个角度对中国农地非农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分别从农村相关收益指标的核算、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经济收益核算、农地非农化最优规模与福利计算和农地非农化最优规模动态分析等四个方面阐述关于土地非农化的核算体系构建思路。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的夏烨博士根据世界500强矿业公司的排名情况、排名影响因素、管理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世界500强矿业公司的共同特征在于能掌握优质资源,准确判断产业周期,深入了解各矿种前景,重视社区利益,重视管理者管理理念等。
    此外,部分参会学者也探讨了资源节约保护的制度建设问题。安徽财经大学宋马林教授在参与讨论时提出应当加快完善资源保护节约制度,强调要完善资源保护节约制度框架、健全资源保护节约机制、构建资源保护节约安全制度等重要制度建设。在具体的制度构建方面,宋马林教授认为应当从夯实耕地和水资源保护制度、健全国土综合整治机制、完善混合型生态补偿机制、加快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稳妥划定生态红线、提升资源环境监测预警水平等多个方面着力,从而全面推进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研究侧重于对能源、矿产、土地、粮食等各类资源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本次研讨会中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多集中于以上几个方面。然而,随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日益加剧,生态资产的经济价值也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然学术界针对如何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如何将生态资产资本化等问题的研究已经日趋深入,但遗憾的是当前研究中有关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内涵、运行机制、实施渠道等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厘清,这也将是未来自然资源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 结语
    在新常态背景下,通过结构性调整以破解环境、能源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本次研讨会吸引了国内众多学者、专家的参与和讨论,针对新常态下如何通过结构性调整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资源与环境的科学管理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如何评价绿色发展绩效以及如何走绿色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科学的探讨。
    本次研讨会不仅展示了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诸多最新成果,激发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为参会学者的未来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政府在新常态时期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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