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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综述
时间:2016-07-19       稿件来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第四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财务分析与投资理财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领域的发展。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姜国华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和南京大学校长助理范从来教授先后致辞。蔡洪滨教授感谢所有会议的合作伙伴,他认为会议主题与现在经济形势结合紧密,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行研究对我们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有深刻意义。裴长洪研究员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学领域和管理学领域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希望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交叉研究为学术界提供新动力。范从来教授认为本次“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讨会”参会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并且首次采用了匿名评审机制,这值得肯定。同时,他也认为经济与管理本是一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微观企业或投资者的反应,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学术研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开幕式之后,北京大学财务分析与投资理财研究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陆正飞教授主持了嘉宾演讲环节。首先,范从来教授做了《宏观金融调控与融资机制的调整》的主题演讲。他指出投资增速下降并非源于融资难,而是源于融资机制问题;创新项目的融资方式应该由债务型融资走向资本型融资。此外,他还指出总体消费价格指数并不能反映贫困居民和低收入居民受物价变动的影响程度,编制并发布分层消费价格指数极为必要。裴长洪研究员做了以《当前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考》为题的演讲,认为当前改革要从扩大内需到供给侧改革,这是因为中国当前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人口老龄化、经济进入高成本阶段、资源环境恶化、产能过剩高居不下等,这使得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减弱。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他提出要下决心处置过剩产能、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完善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改善供给结构,扩大开放、引入新生产要素,加快培育有利于创新的环境等措施。最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做了《宏观经济向微观经济的传导机制》的主题演讲。他指出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双重风险,一是通货膨胀压力,二是经济下行压力。双重风险不是因为总量失衡,而是因为结构失衡,其中,通货膨胀是成本上升、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的,经济下行则是产业结构和分配结构问题导致。他认为宏观管理需要兼顾宏观调控的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供给效应更多地是来自于微观层面,需求效应更多地来自于宏观层面,只有两者兼顾才能取得更好的改革效果。
    以下我们先对本届会议论文进行简要的综述,其次鉴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已经开了四届,我们对以往四届会议情况进行一个小结。
    一、 第四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次会议收到论文投稿70余篇,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程序,最终选定17篇论文作为大会报告论文,会议论文选题广泛、紧扣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下我们按照主题对本届会议论文内容及报告情况进行综述。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行为
    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阻碍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志远和王存峰的文章《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业绩:基于风险承担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从企业风险承担传导机制角度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经营绩效,他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整体处于风险承担不足状态,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企业风险承担而降低了企业经营绩效,该效应主要存在于高增长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讨论中,陈超认为需要进一步考虑企业高管在企业风险承担中的作用;杨洁建议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由大到小的时期设定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徐子慧和饶品贵的文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了高管变更吗?》采用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高管变更的影响,发现外部不确定性高时,企业会采取风险对冲的策略,降低高管变更的概率,而如果发生变更,企业更倾向于从内部选聘继任高管。讨论中,陆正飞认为国有企业董事长变更的决策主体是上级主管部门,因此表述时需要注意;李高波则建议在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企业的政治联系和是否为家族企业等因素。
    (二)货币政策与企业行为
    负债模式是企业集团财务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何捷、张会丽和陆正飞的文章《货币政策、负债模式与投资效率》考察了货币政策对集团企业负债模式选择以及负债模式选择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越紧缩,集团企业选择集中负债模式的可能性越大,而集团企业选择集中负债模式,有助于降低集团企业整体的过度投资水平,但对母公司过度投资水平无显著影响。陈冬华建议企业集中负债采用连续变量计量以便观察集中负债程度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同时也提出直接用M2度量货币政策是否准确的问题;陈超建议需要考虑内部资本市场对负债模式的影响和债务资金成本;饶品贵则认为负债行为与投资行为直接相关,在研究投资效率时也需要考虑企业投资问题。
    当前很多非金融上市公司有金融化这一倾向,杜勇的文章《货币政策宽松化、非金融类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绩效》以中国2003—2012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货币政策与非金融类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货币政策越宽松,非金融类企业金融化程度越严重;非金融类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差,而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了非金融类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刘斌指出企业可能因盈利能力差或投资机会不足而选择金融化,论文应考虑企业金融化动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罗正英建议按照企业的产权性质分类考察金融化的影响。
    刘媛媛的文章《货币紧缩、现金锁定与企业价值——来自我国上市公司1998—2013的经验证据》从货币政策变化和企业产权性质视角研究了企业被锁定的限制性现金的宏观政策动因和微观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增加了企业被锁定的限制性现金,这一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企业被锁定的限制性现金还降低了企业价值。刘斌建议论文可考虑限制性现金有益的一面,限制性现金可能帮助企业在货币紧缩期获得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
    罗正英、贺妍和梁华权的文章《投资机会、所有权制度与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实证检验》则研究了企业投资机会异质性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果的差异,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效果对投资机会少的公司无显著影响,而对投资机会多的公司有显著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对资本使用成本不敏感,而非国有企业则对资本使用成本敏感。
    邵丽丽和孙铮的文章《汇率风险传染路径、对冲手段与出口收入——来自上市公司出口业务的经验证据》以2007—2013年间有出口收入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国出口企业在不同宏观风险状态下的汇率风险管理效果,研究表明企业风险管理实务中常用的八项经营对冲和金融对冲均有助于提高出口收入,且经营对冲模块比金融对冲模块的出口拉动作用更强。讨论中,陈冬华建议文章可以给出一个小案例以进一步说明问题;饶品贵则建议要更准确地计量经营对冲的变量和进一步区分客户的来源。
    (三)金融市场发展与企业行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化逐渐成为众多中国企业的重要战略选择,连立帅和陈超的文章《金融发展、股权性质与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基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证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他们还发现金融发展能够提升高新技术行业与较为依赖外部融资行业中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并且金融发展还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开展技术探索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讨论中,陆正飞建议用金融发展的变化值和采用金融发展水平的具体指标进一步研究;吴一平提出国家对外投资是取决于文化还是制度因素?他建议在研究中加入中国对外投资情况,同时也建议寻找更为合适的工具变量。
    李红权和严定容的文章《金融市场联动与风险传染的微观经济特征研究》构建一个由中国各类行业上市公司宏微观经济特征数据构成的样本,研究了美国次贷危机及后续的欧债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传染渠道及其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与危机国存在出口竞争关系和与危机国有直接贸易往来的公司,以及对短期债务更加依赖的公司在危机期间的市场表现更差。黎文靖认为文章的样本主要是来自于随机抽样,建议采用全样本以使结果更稳健。
    王博森、肖彦、王咏梅和姜国华的文章《盈余公告信息在中国公司债市场中的信息含量初探》基于中国公司债的特殊制度背景,通过交易量反应分析、价格反应和盈余反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季度盈余公告在中国债券市场中的信息含量,研究表明公司债市场整体活跃程度要低于股票市场,公司未预期盈余会影响证券的交易量和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债券市场上的投资者会对不同性质的盈余信息做出不同反应,未预期盈余与股债盈余反应系数呈倒U型曲线。讨论中,李红权认为既然2014年为中国债券市场“违约元年”,可以进一步展开对比,丰富文章的内容。
    钱雪松、杜立和金芳吉的文章《地理邻近、信息和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贷款定价》基于2004—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集团内部借贷交易数据,实证考察了地理邻近因素对企业内部资本市场贷款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借贷双方之间的距离越大,贷款者索取的贷款价格越高,并且这一现象在贷款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时间约束越紧、互联网和交通基础设施相对欠发达时期和借款企业信息不确定性越大的情况会更强。讨论中,邵丽丽认为要明确在内部资本市场里面研究贷款价格的意义;陆正飞建议要明确股权关联究竟是什么关系;陈超则认为需要进一步考虑控制链的层次和企业经营的区域化问题。
    (四)财政政策与企业行为
    政府补贴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一平、王健和蔡晓慧的文章《中央委员的本地偏爱:基于政府补贴的视角》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库和第15—17届中央委员的信息,从政府补贴的视角研究中央委员的本地偏爱效应,研究表明本市籍贯的在任中央委员对于当期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本市籍贯的在任中央委员影响政府补贴的渠道是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同时本市籍贯在任的中央委员通过补贴渠道对企业绩效的正面影响超过了非生产性支出渠道的负面影响。讨论中,陈冬华认为中央委员影响企业获取政策财政补贴的路径比较遥远,并且很多中央委员也可能为了避嫌而不会干预政府补贴的发放;饶品贵则建议采用DID研究设计进一步检验。
    (五)其他
    当前鼓励企业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黎文靖和郑曼妮的文章《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采用2001年至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数据,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受产业政策激励的公司,当年的专利申请显著增加,但只是非发明专利显著增加;当公司预期将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时,其专利申请、特别是非发明专利申请显著增加,产业政策的财税扶持手段使企业为了“寻扶持”而创新。讨论中,姜国华认为产业政策对企业发明创新没有影响可能是现实情况;吴文提出创新的时间序列特征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
    程小可、姜永盛和郑立东的文章《企业创新、市场化进程与区域就业水平》研究微观企业行为会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微观企业创新显著促进了区域就业水平的提高,并且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创新对区域创新和区域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在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中作用更强。
    王雷和刘斌的文章《劳动力成本、就业保护与企业创新》使用手工搜集的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研究劳动力成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企业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就业保护进一步增强了上述正向关系。讨论中,金宇建议文章要加上变量描述性统计表;陈冬华提出企业现金流量表中的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是包含管理层薪酬,在研究劳动力成本时应该要把高管薪酬这部分剔除,另外陈冬华也指出文章的工具变量选取仍然需要进一步考虑。
    张璇、杨灿明、陈勇军和刘爱娟的文章《贿赂税、时间税与企业生产率》使用世界银行2005年中国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考察贿赂税和时间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发现贿赂税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而时间税恰好相反,因而企业会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但是这种权衡取舍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讨论中,杜勇认为有些业务招待费在会计报表中是没有反映的,以业务招待费衡量腐败税需要谨慎;陈冬华认为职务消费与贿赂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贿赂涉嫌违法犯罪,这篇文章对贿赂税计量,更像是职务消费,而不是贿赂,因此文章在得出结论时要更谨慎。
    陈冬、孔墨奇和王红建的文章《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经济周期与国企避税》研究国有企业避税程度对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反应,发现在经济下行期国有企业减少了避税程度,呈现显著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这一效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表现更强烈;国企经营业绩的下降弱化国企避税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罗正英指出企业避税、逃税与税收优惠有差异,建议文章进一步优化研究设计。
    (六)总结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姜国华教授主持了闭幕式,并做了总结发言。他提到北京大学理工医学科近年来开展了很多有价值的交叉学科研究,并取得了很多卓越的研究成果,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交叉研究开展得还不够深入,而“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则是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交叉研究有利于政府及实务界深化对二者关系的理解,我们应该借助这一平台开展更为广泛与深入的研究,希望在这一学术平台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最后,姜国华教授宣布第五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将于2016年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举办。
    最后,经过与会专家的评审,本次研讨会评选出的优秀论文是:1《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作者:黎文靖、郑曼妮;2《金融发展、股权性质与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基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证据》,作者:连立帅、陈超;3《地理邻近、信息和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贷款定价》,作者:钱雪松、杜立、金芳吉。
    二、 已经举办的四届研讨会的小结
    “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共同发起,第一届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南京大学和暨南大学分别举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研讨会,2015年第四届研讨会又回到了北京大学。
    已经举办的四届研讨会总计收到论文260篇,其中大多数论文与会议主题契合,涉及到的研究主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通货膨胀、税收政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周期、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发展等主题。前三届学术研讨会征集的论文已经有九篇分别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等高水平研究期刊上,应该说这个学术平台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可,也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力。
    但是,从这四届研讨会举办的情况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提出来供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研讨会的主题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但从这几届的情况看,论文涉及到多个方面,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政策,也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因素,比如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货膨胀、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等,因此可以考虑将会议主题设定为“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
    其次,从论文报告的讨论情况来看,与会者比较普遍的一个反映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因素)到微观企业行为有比较长的距离、链条也比较长,要把宏观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中间传导渠道、机制说清楚不容易,其实这也是研究宏微观的难点与重点所在。因此今后我们希望有学者围绕理清宏微观研究的中间传导机制问题开展研究,最理想的是把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因素)内化到企业决策行为中来进行研究。
    第三,多数论文在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因素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而少有文章研究微观企业行为的汇总对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从前四届研讨会论文来看,仅仅有三篇文章研究微观企业行为的汇总对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或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宏微观的研究需要有一些跨学科背景,而论坛目前的论文以公司财务、会计学、金融学居多,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还比较少,研究微观企业行为的汇总需要比较好的交叉学科背景;其二,研究这个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的,包括其中的逻辑关系、时间序列问题、更高的计量经济学要求等。希望今后有更多这方面主题的论文。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或因素的计量问题,在过去的几届研讨会论文讨论过程中,宏观变量的计量一直是关注的焦点问题。宏观经济变量计量依赖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制度背景,我们希望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或因素的计量不仅要反映质变而且要反映量变的过程,这是有难度的。
    总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学术界同仁的广泛支持,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力。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希望今后的会议能征集到更多优秀的论文,从而推动这一交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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