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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九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综述
时间:2016-02-04       稿件来源: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及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九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于2015年10月31日在河南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河南大学等国内重要研究机构和重点大学的8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一重要论述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对中国经济作出的重要战略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思维,也是理论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结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与会学者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态势及其当代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三大区域战略构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农村现代转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等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生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国家学说,并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现实问题进行了研究。两天时间内,与会专家通过大会发言对相关主题展开了激烈而精彩的研讨和争论,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寻求经济新常态下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支撑
    经济新常态为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提出了新的要求,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河南大学许兴亚教授认为,在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他认为全会提出的“十三五”时期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以及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同时又以新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会提出的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而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中国科学院的何祚庥研究员也提出为了适应当前的形势,必须深入改革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为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必须全面了解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内涵。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梳理和反思了古典价值理论的形成脉络,透视了广义价值论的内在逻辑,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由于只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对非劳动要素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所得到的收入难以进行数量分析。新古典价值论虽然对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以及功能性分配给出了数量解,但其体系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而广义价值论把分工交换和机会成本内生于价值决定体系,把价值决定与比较利益的分配融为一体,并揭示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对价值决定的影响,从而成为逻辑上更加严密的价值理论。
    功能性收入分配决定着规模性收入分配。清华大学孟捷教授分析了国民收入余额中工资变化的决定因素,认为在剩余价值率的决定中,阶级斗争其实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力量,甚至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力量。决定剩余价值率的阶级斗争理论,必须补充以决定剩余价值率的投资理论。该理论表明,资本家阶级拥有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权力,这种权力表面看来是纯粹的经济权力,但它使资本家阶级有能力对抗和抵消那些有利于工人的“普遍政治行动”,并对可实现剩余价值率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尽管阶级斗争对于利润和工资的划分是至关重要的,但投资及其所固有的不确定性,也会给作为国民收入余额的工资的变化带来实质性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刘刚教授利用数学方法分析了周转时间与部门内竞争的超额利润来源问题,证明了潜在产能定律,即市场稳定条件下,预付流动资本与周转时间成正比以保持产量达到潜在产能,潜在产能与生产时间成反比,以及利润率定律,即利润率等于价格加成率与预付总资本周转速度的乘积,与生产时间成反比,预付总资本周转速度与周转时间成反比。剥削问题的原生领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清华大学许建明教授重新表述了剥削和道义经济理论,从生存效用整体性约束出发,证明竞争性均衡时剥削与道义经济都存在,剥削与道义经济存在着共同的逻辑起点。
    发展和深化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高速平稳运行提供了分析框架,成为本次论坛的一个理论热点。四川大学张衔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一个原创性贡献。在这一理论中,马克思通过对第Ⅱ部类的分解和交换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所必须遵循的条件。但是虽然马克思提出了第Ⅱ部类的分解问题,并对分解后的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规律作了理论分析,但马克思没有给出完整的模型,也没有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分析中对两大部类做出同样的分解。这就需要根据马克思的部类分解原理进行技术性补充,以便更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资本主义再生产危机的必然性。河南大学高保中教授利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结合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提出了同时分析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结构性有效需求理论。他认为,资本有机构成形成了两大部类的成本结构。成本结构决定收入结构,而收入结构又决定了产品的需求结构。当收入结构与成本结构相协调时,工人工资收入与消费品成本结构决定的消费品价格相一致时,消费品的生产能够正常进行。资本积累会导致资本收入比重增加,使收入结构失衡。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过低,工人的收入小于工资成本和资本成本决定的消费品总成本时,工人的收入购买不起消费品,消费品的需求萎缩导致生产消费品的企业亏损,因而影响到资本品部分生产,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暂时缓解问题,但会进一步加剧成本结构和收入结构的扭曲,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产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河南大学彭凯翔教授利用翔实的历史材料,透视传统中国的产权制度,深化了对产权理论的理解。他认为传统中国在18—19世纪取得的市场经济发展与“斯密增长”是有其制度基础的,产权制度就是其一。传统产权制度尽管是非正式的,却有其原则基础,其蕴含的原则有别于功利主义,但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先来先得、历史原则等相通,由此而建立起排他、私有的“业权”。这种原则通过习俗、惯例、司法等渠道得到广泛的实践,使民事权利的配置得以稳定化和明确化。所以,和普通法类似,“业权”是相对产权,但不能由此推断它是缺乏原则基础的人格化制度。不过,与普通法不同的是,由于习俗等渠道的司法有效性主要局限于没有立法权的省以下的层面,传统中国的产权制度始终缺乏正式化的途径。
    上海财经大学宁殿霞教授分析了《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头寸相等”理论背后的深层逻辑,指出金融资本为获取高额利润而向欠发达地方流动,结果导致了高消耗的再生产主要集中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
    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入认识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
    怎么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识新常态引起很多学者的讨论。华南师范大学赵学增教授从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入手,分析了世界性经济周期性危机的特点和表现,结合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现实,发现中国的经济周期与世界性危机的同步性。他用13个新常态识别要素,提示了未来需要警醒的风险所在,并揭示了新常态下中国存在的矛盾和根源,提出新常态下的对策与路径选择,即尽快告别与废弃重商主义模式,重新实施贸易保护模式和进口替代政策;完善资源配置机制,让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努力降低体制成本,增进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遏制地方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生产的痼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从国际战略高度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南开大学逄锦聚教授提出,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需求不足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需要重视的是消费需求是否存在不足。他认为,消费可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就是投资,在中国不存在不足问题,关键是生活性消费不足问题。生活性消费不足主要是由于分配政策不合理、市场扭曲和社会保障等措施没有跟上等原因所致,是属于结构性的消费不足。逄锦聚教授认为解决生活性消费不足的途径是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是分配政策问题就要调整分配政策,属市场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就要深化改革,完善制度,而要十分审慎地采取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解决中国消费不足的措施可有多项选择,但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以生产促进消费。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认为新常态是指与改革开放30多年不同的经济发展状态和趋势。“新”主要体现几个方面:一是速度新,经济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新,经济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为主,产业进入中高端,城镇化率超过50%,地区差别缩小;三是方式新,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和内需扩大;四是状况新,经济发展质量效益较高、可持续,居民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缩小。简新华教授认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应该实行三大战略转变,即在不同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由更重视发展各种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的战略转向更重视做大做强做优公有制经济;在收入分配上,由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转向强调合理缩小贫富差距、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新战略;在农业改革和发展上,由实现“第一个飞跃”的战略转向逐步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新战略,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南京大学葛扬教授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运行特点表现在,经济增速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新驱动不断增强;累积性阶段性风险开始凸显。他分析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认为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发展格局不会变;外部环境的影响机遇大于挑战;重点领域改革将激发内生增长动力;民生经济将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
    与新常态相伴随是现代化转型。河南大学宋丙涛教授从公共经济学视角对文明转型这一宏大问题进行解释。他认为传统的(农耕)文明与现代的(市场)文明一样都只是人类文明时间序列中的一种形态,文明的转型其实就是公共经济机制的选择与变迁,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国家之间就既不会有观念上的文明冲突问题,也不会有概念上的文明共存问题。因为一旦新的更有效率的公共经济机制出现了,所有的民族都会愿意选择这个新体制。真正有分歧与冲突的是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资源之争,因为经济资源曾经是各个公共经济机制所要追求的集体生存能力的基础。在处理经济资源竞争的关系方面,现代文明的制度结构一定还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与缺陷,因此文明演化与制度改进的脚步不会停止。
    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的改变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之一。郑州大学李中建教授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新特点,表现为劳动力总量供给增长趋减,促使劳动力短缺逐渐显现;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劳动力向城市、向工业流动“虹吸效应”衰微;劳动力的结构性供需矛盾,制约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劳动力的代际变化,要求经济发展的参与和分享度更高。劳动力供给状况的这些变化加速了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也带来了人口与劳动力政策的风险,包括新增劳动力减少引致的用工成本不断攀升风险;生育意愿下降导致养老压力;过早人口老龄化导致的财政支付压力;工资上涨诉求与劳动技能缺乏的张力。他提出应以积极劳动政策支撑经济新常态。
    三、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决在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中出现的问题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会带来一些问题,其中去工业化是需要防范的问题之一。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认为,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业已形成的制造业优势走向萎缩和衰落的态势,表现为制造业产值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去工业化会带来产业供应链无法形成、资本循环难以实现、投资乏力、技术创新失去依托、就业机会丧失、出口能力锐减、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和经济刺激政策失效等严重后果。对于工业基础并不牢固的中国经济来说,去工业化一旦发生,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何自力教授提出防范去工业化的措施应该包括,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形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确保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正确引导,加强对外投资方向和规模的管理,防止产业空心化的发生;继续加大制造业的投资规模,积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切实落实中国制造2025规划;要使金融业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的发展,防止经济虚拟化和过度金融化;要正确看待GDP。
    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复旦大学严法善教授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相对薄弱的领域,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分必要。他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有赖于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变。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二元性,指出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他认为绿色发展应建立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耗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他指出中国绿色发展存在三大误区,使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面临许多困难,而全面树立珍惜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尽快制定资源能源补偿标准、避免资本统制力对生态的破坏、以科技手段来加速生态的修复及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
    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是新常态下必然的战略选择,同时也意味着需要面临更复杂的局面。TPP的推出对中国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研究员提出,对于TPP,保持定力精细分析极为重要。首先要认真研究美国主导TPP的动因。他认为TPP协议条款中提出的保护工人、保护环境、确保食品安全、促进和完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促进谈判透明度、确保自由与开放的互联网这六项内容,核心是要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但很难达到目的。其次要审慎考量TPP新规则的要害。他认为TPP新规则不仅体现在对各参与经济体减免贸易壁垒的具体要求方面,而且还体现在TPP规定的非贸易壁垒的硬约束条款方面。显然,这两方面的标准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讲影响是不同的。非贸易壁垒方面的硬约束条款更具有穿透力和影响力。最后要精细分析中国的差距所在,他认为与TPP制定的标准相比,在保护投资者披露指数、获取信贷的法定权利指数、信贷的信息深度指数和后勤绩效指数等4个方面,中国与TPP成员相当;在关税水平、企业税收占商业利润的比重方面中国与TPP成员还有一定差距。
    “一带一路”是中国开放战略的重要推手。复旦大学周文教授认为“一带一路”的构想既为中国创造了通过商品交换、资金输出、技术交流以及劳务输出等扩大开放的机遇,又为中国提供了与沿线各国增进了解、改善经济关系的机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分工和国际交换,吻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一带一路”能以资本输出实现合作共赢,推动要素资源全球分工,促进全球治理结构多元化。
    资本仍然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关键。河南大学孙世强教授提出资本投入越接近极值,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最终呈现微增长或零增长。资本积累常态是资本投入渐进向极值靠拢并体现阶段性增速放缓的过程。新常态就是设法提升均衡值并向新均值靠拢而拓展出新增长空间的过程。安徽大学荣兆梓教授认为国有经济公司制改革仅仅实现公司法人财产权制度的独立是不够的,还要解决国有资本股东代表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应该从管企业为主转到管资本为主。
    淮北师范大学周志太教授提出新常态下稳增长的核心是增加劳动收入,并提出通过农民增收、扩大就业、降低地价、财政惠农支农、化税为薪等途径提高劳动收入。
    四、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寻找经济新常态下“三农”问题的破解之道
    来自农业大省的学者更多关注经济新常态下“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她认为现在中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存在一些问题,表现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投资主体过于单一且培育效率较低;农业生产的低收益难以吸引新生代农民;大量返乡农民工并未从事农业生产;未能有效利用留守劳动力优势。她提出应该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
    河南大学李恒教授研究了中国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结构与绩效,发现社会资本作为农村社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发展和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越高水平社会资本的家庭其收入水平也越高。现在,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来源出现了较大的转变,从以血缘、亲缘、地缘和村民自治结构为主向业缘、农民互助等现代联系方式转变,但仍然以传统文化维系的关系为主。河南大学朱涛教授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的影响,发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农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
    河南农业大学张颖举教授调查了农民入住已建新型农村社区的意愿,发现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在旧宅补偿、新社区及新房建设、节约建设用地处置三方面匹配程度较差,农民入住意愿和实际入住率均较低。农业依赖度、旧宅拆迁补偿政策、节地收益分配政策、新社区规模、新社区住宅形式是影响农民意愿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应该以具备产业支撑为前提开建新型农村社区;政策制定突出保障农民权益;建立有效的农民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
    河南师范大学杨玉珍教授认为地权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也是法律问题;是一束权利,也是一种权力;是社会关系,也是法权关系。她分析了农地权国家建构、社会建构的不同路径、规则,社会建构与国家建构的关系以及多元主体不同规则援引诱发的矛盾,期望学者对农村地权的研究注重学科融合,关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地权的复杂作用。她提醒决策者充分考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被制定政策与被执行政策的碰撞,考虑土地流转的时间周期,现在只是共识阶段,切勿运动式推进,应关注制度供给、制度实施的绩效。
    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只有在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的实践中才能得到发展、创新。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诚研究员所说,中国理论界应“接地气”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升其影响力,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决现实问题,才能共同书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辉煌历史。

   
     作者:高保中、赵学增,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475004,电子信箱:gbz@h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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