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论坛和本文作者在此对所有提交参会论文、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37321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00)、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公开招标项目(2012GXS1D004)的资助表示感谢。2015年6月15—16日，由西南大学、中国西部开发研究联合体、中国区域科学协会西部发展专业委员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经济研究》编辑部和《管理世界》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国西部开发研究联合体第10届学术年会”在西南大学隆重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教授和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教授担任大会主席。来自国内外的145名嘉宾和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设置了专家主题报告和六个平行论坛，与会代表围绕“新型城镇化与西部大开发”展开了深入讨论，分享了研究成果。本文重点围绕“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的影响”以及“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综述。
一、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21世纪初，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得以提出，并不断演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尽管如此，传统城镇化形成的路径依赖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罗必良教授利用泰尔指数(Theil Index)测算了三类区域的收入差距，发现农村之间、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都远远小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总的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了80%。在中国经济不断扩张、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引发了罗必良教授对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与中国现实强烈反差的思考，并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化”进程中更多受益的是城市本身。通过对1978—201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城镇化本身对城乡差距的贡献，最高时达到72%。二元结构并没有因为城市化快速推进而消除，反而因为农村人口较少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教授基于全球城镇化与中国城镇化的对比分析，认为中国城镇化处于从世界的第三梯队向第二梯队迈进的阶段；城镇化已由低成本发展逐渐转向高成本发展阶段。尽管如此，中国城镇化还面临着诸多问题：(1)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2013年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是1.22，而在2010年全球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平均比值却是1.95，美国为4.1，法国为4.11，英国为4.09，德国为2.64，日本为2.48，金砖五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分别是3.22、1.97、1.38和1.15。数据显示，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在中国失灵。(2)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1990—2011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3.39倍，而同期城镇总人口仅增加了2.29倍(在将常住非户籍人口都统计在内的基础上得出的数据)。(3)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配置不合理。首先表现为东中西部配置不合理，东部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中西部资源承载力强的地区城镇化潜力有待挖掘。其次表现为大中小城市配置不合理，高行政层级城市和大城市过度占有资源，省会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比重超过30%的省区11个，房地产投资占比超过30%的省区18个，而且大城市病问题突出。(4)城镇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突出，表现为农业经营困境、农村空心化突出、农业劳动力流失。《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社副主编杨万东教授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的约束条件：秦代以来持续两千多年的一体化体制；中国地理结构的丰富多样性，东低西高，北冷南温，北旱南涝，人口分布集中于东南方向中东部的广阔土地上；东部地区临海港众，近市场，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起步早，市场意识普及；西部地区高山阻隔、近邻不富、宗教信仰和民族成分多样，经济封闭而落后。他指出中国人口城镇化按官方统计约为55%(包含在城镇生活每年超过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东北地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已达80%以上，达到欧美发达国家水平，但地方治理和产业发展仍存在很多问题；西部地区和许多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城镇化水平仍很低，但也存在劳动力大量向东部转移和向城镇集中的特点，部分城镇建成区季节性和空心化情况严重；城镇化区域差异显著，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为69.15%，中部地区为48.45%，西部地区为42.81%。传统城镇化导致了农民边缘化、农村空心化、农业粗放化，同时城乡土地转换还存在套利普遍化。西南大学罗超平和周子琳围绕城镇化“新型”的内涵，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分类考察了主要因子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大小和作用方向，发现现阶段的新型城镇化总体上还没能摆脱传统城镇化的影响，在社会发展、环保、公共服务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离城镇化“新型”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在城乡协调、环保以及经济结构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健康推进的因素。重庆大学伍芸玉等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为城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导致其作用尚未完全凸显，而农业现代化水平高低对人的城镇化影响最为突出。兰州大学李彤彤、魏丽莉等从综合区域发展、城乡关系、城镇空间布局、城镇化功能承担等四个维度，将中国的城镇化区域划分为三类：成熟型区域、发展型区域、成长型区域，并认为西部地区城镇化主要属于发展型区域和成长型区域。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教授认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是限制农业而是推进农业现代化，不是放弃农村而是建设美丽新农村。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罗必良教授认为城镇化“新型”的核心取向必须改变单纯以大城市为主线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必须是推进人(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必须是节约、集约用地的城镇化，必须是城乡统筹、带动农村农业发展的城镇化；以中心城镇(特别是县城)为主线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成为中国阶段性的战略选择。同时，他指出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设计应抓住两条关键主线：一是启动农村土地市场，保障和维护农民土地的财产性权利，构建农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与城乡统一的非农用地市场。二是建立城镇分工体系，以中小城镇特别是以县城为主线，融入合理的城镇体系与分工体系，由此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杨万东教授指出，未来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包括：制造业的资本化偏向会对劳动力形成挤出机制、人口老龄化成为未来城市的普遍现象、智性化元素的更高追求、分布式创新与横向就业链条的形成等。
关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大会主题报告的专家们进行了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引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官方文件，就“一带一路”的提法、理念、原则、合作机制、亚投行的治理结构等进行了精准的解读。他同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为此，举国积极响应，这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西部大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等的规划和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的建设和发展；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建设和发展；郑州、西安等内陆城市航空港、国际陆港的建设，“中欧班列”品牌的打造等等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运输通道的建设，将有力促进内陆口岸与沿海、沿边口岸的通关合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国际合作局局长程国强教授指出“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东中西互动合作，促进全面释放内陆开放潜力、提升内陆经济开放水平；“一带一路”提出的国际大通道、六大经济走廊建设，主要与中国中西部地区直接连接，将极大促进西部地区铁路、公路、机场、管道、口岸、港口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落地，重大水利工程启动修建，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加速，有效改善中西部经济发展条件与环境，为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改善环境、夯实基础、培育优势；“一带一路”将推动西部地区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模式和新格局，同时西部地区也应注意在开放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变化。
二、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者，那么在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的背景下，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什么变化？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又面临着怎样的困难？与会专家和学者们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前会长、加拿大菲沙河谷大学陆丁教授对中国农村及贫困地区青壮年人口流失以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人力资本增长模型和老龄化对全要素增长率影响的CobbDouglas回归模型，结果发现青壮年流失将加剧地区间的差距，并带来严重的全国经济福利的不均衡问题；青壮年流失实际是以贫穷地区的福利损失为代价，来帮助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的诸多问题。由此结论而形成的政策含义是破除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体制障碍，便于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工作地永久居住下来，同时使农村土地具有可交易性。西南大学李晓阳和张琦选取中国西部十省劳动力流动数据，分析了不同流向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入对该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劳动力流出则对该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净流入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经济因素中住宅销售价格的升高也会使得劳动力净流入减少，人均工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则会促进劳动力流入。西南大学李晓阳和林恬竹选取2000—2013年重庆市及其五大功能区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重庆市及其五大功能区内劳动力净迁移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结果显示，重庆市及其五大功能区(城市发展新区除外)的经济均显著收敛，其中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收敛速度最快；重庆市及其五大功能区的劳动力净迁移率对其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抑制，而经济增长也同样对劳动力净迁移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净迁移率的抑制作用明显小于劳动力净迁移率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抑制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正效应，但并非全部功能区均显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雪萍和李丹青基于2008—2013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面板数据，就各区域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部和西部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就业损失效应；东部技术进步的就业损失效应则大于就业创造效应；技术进步对各区域就业的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西南大学许秀川等认为城镇化对内需拉动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内需拉动的最终效应亦是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口结构中少儿抚养比则与内需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小珉利用“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2013)”数据，考察被调查点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员的态度。研究发现，7876%的被访当地居民对外来劳动力持比较欢迎或非常欢迎的态度，但存在地区、户籍、性别、民族、政治面貌、收入水平及年龄差异。被调查地区城乡居民对外来劳动力不欢迎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因素，而不是社会文化因素。
四川大学Ingo Bruer认为关于城市化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影响的学术辩论，一直都缺乏明确的分析范畴，关于农户从农村生活转向城市生活的这种社会转变也没有清晰的逻辑分析框架。为此，他利用脆弱性、资源的处置权、中国西部城市化过程中的民生保障等概念，来解释中国西部城市化和与之伴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流动性间的交织过程。他解释了农户从农村生活转向城市生活的这种转变过程中家庭资源组合是如何转变的；明确了“涓滴效应”如何影响现实生活中的家庭；界定和分析了在某种城市化进程中的得益者和受损者。重庆大学的李华等利用城镇化率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比重刻画城镇化程度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并用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来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探讨了新型城镇化进程对重庆市农村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城镇化率对农村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有负影响，即城镇化率越高，农村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及质量得到改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比重对农村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有正影响，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比重越低，农村居民生活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及质量得到改善。
关于农村居民进城务工对自身家庭的影响，西南财经大学温兴祥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子女跨省外出务工对留守中老年父母健康的影响，并采用省级迁移网络与经济增长交互项作为家庭是否有子女跨省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以克服外出的自选择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有子女外出的家庭，中老年父母自评健康和认知状况较差、抑郁程度更高，患关节炎、胃病、肺病的可能性也更大。子女外出对父母主观健康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但男性、年龄小于60岁的个体在慢性疾病上更容易受到子女外出的影响。另外，外出子女比例越大，对父母健康的不利影响也越严重。最后，子女外出增加了父母从事隔代照料的可能性，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影响没有发现一致的结论。隔代照料负担的增加可能是子女外出对父母健康不利影响的原因。重庆大学李华等以描述社会结构变迁的城镇化率和非农业人口比两个变量对居民离婚率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离婚率随城镇化率提高而显著提高，但在时间上有2年的滞后性；而非农业人口比对居民离婚率具有正向影响，其存在4年的时滞。
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美国林肯大学Henry HLChan研究了香港和新加坡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对居民住房解决的经验，认为在西部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建立公租房是为了使农村人口更有意愿长期居住在城市。公共住房在减轻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实际上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部地区城市如重庆和成都，应加速公租房建设的力度，原因是西部城市在未来几十年将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后庭，将会有很多经过训练的劳动力定居于此。不仅如此，代际差异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重庆大学陈升等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与第一代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弱于第一代，人力资本对其市民化影响则强于第一代农民工。农民工融入城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就业问题。北京大学章铮认为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部分由制度因素决定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支出差异。在民工潮时期，上述差异在促进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同时，使城镇劳动力二等市场上劳动者的收入下调到只有其家庭部分生活于乡村的农民工才能接受的低水平，完全生活于城市的劳动者则因生活支出高、对收入的要求相应也高而被从这些行业中挤出。在民工荒时期，城镇劳动力二等市场收入偏低的局面并没有大的变化，无法靠二等市场的收入正常生活于城市使农民工没有经济能力城镇化。四川师范大学刘珺认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普遍面临制度、城市承载力、安居成本、能力和心理等内外部诸多障碍，进而提出了综合配套改革、实现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农民工就业保障体系、提升就业能力和适应能力等措施。关于农民工进城的户籍制度改革，重庆大学易宇认为现阶段政府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大于所需成本，有激励主动推动农民工转户进程；农民工出于对转户后生活不确定性的考虑，需要政府适当保留其部分既有利益且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后，才对转户有持续积极性。为了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可持续稳定前进，政府在短期可能需要付出足够多的经济政策扶持。
基于以上分析，农村居民对城市生活充满了热情、向往，而又无限惆怅。于是学者们展开了对农村居民市民化的意愿及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西南大学苏航和李晓阳通过对重庆地区871名农民工的调研分析，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进城务工年数、是否携带家属、务工地居住时间、上一年务工净收入以及务工期间遇到的困难数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决定他们转变身份(市民化)的意愿。西南大学刘新智等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对其所在城镇满意度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配偶、外出务工年限、务工月收入、空闲时间参与文娱活动、更换工作的频率、朋友圈子的大小、遇到困难的多寡等因素，对农民工在城镇务工期间关于工作、收入、休假制度、工作环境、薪酬发放的及时性、个人精神状态等的评价有显著影响。重庆大学郑月龙等研究了失地农民的维权行为以及农民工的讨薪事件，认为失地农民维权行为具有较强的学习与模仿等有限理性特征；预期征地补偿是失地农民选择维权的基本动力；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越是担忧越可能选择维权；较高的维权难度和较大的失地农民群体规模是抑制失地农民维权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农民工群体讨薪事件的事态发展，受到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强烈影响，若农民工群体未出现暴力讨薪，地方政府的强势策略可迫使农民工放弃维权而委曲求全，事态发展趋于缓和，但为社会冲突埋下隐患；若农民工群体中少数参与者采取暴力讨薪，机会主义的政府转而会采取退让策略，从而诱导更多农民工的学习与模仿行为，更可能使讨薪事件发展为群体性暴力事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三、 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要与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中共湛江市委党校王守智认为，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彼此促进、协同发展的耦合联动关系。然而，在一些地方实践中，由于各种非理性、非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往往轻视或者忽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城镇化发展的“推拉效应”，最终导致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产城关系“两张皮”，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张宏霖教授构建了工业竞争力与新型城镇化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2005—2013年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工业化特别是工业竞争力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区域城镇化与工业竞争力包括工业产出能力、工业集聚度、工业质量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总的来说，快速增长的工业竞争力会促进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工业产出能力对区域城镇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由此，他提出西部地区应培养较大的工业产出能力以提高城镇化水平，如果引不进世界500强，就引进东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和就业机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石军伟和宋建强引入劳动力流动因素，构建了基于产业分工演化进程的理论框架，并借助1995—2013年中国省级水平的面板数据，对城镇化、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国家总体层面上，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显著地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流动对此过程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劳动力向第二产业流动在对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显著负作用的同时，加重了城镇化的负面效果；但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增加则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减轻了城镇化的负作用。此外，分组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依然显著为负，但在东部地区却显著为正。这一发现支持了城镇化进程的作用随经济发展阶段而不断演变的判断。西南大学张卫国等的研究表明，中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不断提高，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协调度较高，协调发展度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香港城市大学Yong Wang对1978—2010年间投资率的上升和部门TFP的增长在中国TFP和GDP的增长结构转型中的贡献程度进行了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进行了反事实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推动GDP增长和储蓄增加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和国有部门改革的逐渐推进对GDP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俄罗斯科学院SADOVSKAYA Yelena认为在贸易、经济、迁移等方面有着密切往来的边境地区得益于他们地理位置的临近，中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应强调城镇化，以城市为中心方便开展贸易、经济合作和交通运输等经济社会活动，以有效地适应“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城镇化往往是由于快速的工业和技术发展推动的，同时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也增强了城市政治和文化功能。西南大学李晓阳和彭芸蕾实证分析了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效果。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劳动力参与率负相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参与率负相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高于产业结构偏离度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排斥劳动力的能力，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该差异最终导致劳动力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水平受其滞后期的影响，且影响程度较大。西南大学梁东和黄庆华基于2010—2014年重庆市制造业数据，利用区位熵和行业集中度指数对重庆市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测评结果表明：重庆市制造业积聚的总体水平较低，产业集聚水平差距较大，基本局限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不过部分技术密集型行业正在崛起。他们提出要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走一条适合重庆市自身特点的产业发展道路；并通过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加强产学研深度结合等建议和措施，以促进重庆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张卫国、罗超平、李海明，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00715，电子信箱：zjclxy@sw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