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即将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将面临稳定增长、调整结构和提高质量等综合性挑战，如何在“新常态”背景下保持中国对外贸易的平稳增长和结构优化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理论创新与政策研究”学术论坛于2015年5月16日在东南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沈坤荣教授，东南大学徐康宁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Kevin H. Zhang博士，东南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邱斌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大会主题发言。来自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近6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参会学者围绕中国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研究、新常态背景下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研究、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应对战略、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新型比较优势构建研究、异质性贸易理论和其他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进展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分享了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一、 “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外贸形势
    裴长洪教授以“经济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为主题做了大会主旨报告。裴长洪教授以如何理解经济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作为切入点，论证了中国现阶段对外开放的三大总体目标，即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及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深入分析了新常态下中国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现状和目前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并着重阐述了“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和合作机制及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实现路径。
    在此次论坛的先期会议中，南开大学盛斌教授详细界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丰富内涵，从十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中国对外开放“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从发展速度上看，外贸与外资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从贸易模式看，产业间贸易转向产品内贸易，贸易收益从注重规模转向注重附加值；从地区结构看，由注重发达经济体转向并重扩展新兴市场；从贸易结构看，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与知识产权贸易；从资本流动看，从利用外资转向对外投资；从贸易与外资政策看，从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第一代”政策转向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政策；从对外贸易与投资协定看，从低标准、低水平合作转向高标准、高水平合作；从国际竞争优势看，从传统区位优势竞争转向新型制度优势竞争；从国际合作方式看，从单边转移型的对外援助、贷款与投资转向互利共赢型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从经贸争端与摩擦看，从政治紧张化转向商业常态化。盛斌教授最后指出，需要从如下几个角度来构建经贸发展的新动力，即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并以改革促进开放，谨慎对待外部压力并重塑发展动力，注重内部创新平台构建。
    沈坤荣教授以“改革创新培育增长新动力”为题做了主旨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和潜在风险已经显现，经济面临的问题包括地区增长动力处于丧失期，全面改革红利不能充分协调发挥合力，以及全球竞争格局演变导致开放红利暂缓释放，因此从长期看，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要以外部拓展和总量增加的空间来赢得内部改革和提质增效的时间，利用改革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及重塑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分析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徐康宁教授对中国经济下行风险表达了深度担忧，其指出政府需要选择适宜的刺激工具来实现“经济下行”压力下经济的平稳发展。政府应谨慎使用超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通过降税来提升市场投资意愿并借助于市场机制来重整经济发展动力可能会是更好的刺激工具，同时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出口引擎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强化开放条件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尽管中国经济和外贸发展正在面临各种难题和诸多挑战，但是以往的工业发展业绩仍值得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可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注入更多信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系Kevin H. Zhang教授利用WTO提出的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测算指标，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表达了十分乐观的态度，指出中国正在逐步跨入制造业强国的行列，而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提升是造就“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
    在对外贸易波动问题上，邱斌教授以“比较优势变迁、真实有效汇率和贸易波动”为题作了主旨报告，研究指出当两国的比较优势更为接近时，两国产业内贸易或产品内贸易规模会加大，这将有助于两国结合成更为紧密的贸易关系，进而减低两国之间的贸易波动。这一研究成果表明，贸易中的双多边国家增加经济贸易往来以及广泛开展多方位交流和技术合作，有助于区域内经济抵抗外部的不利冲击并保持该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这也为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框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二、 中国对外贸易结构转型升级与“新常态”下的服务业发展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发展，要以探索经济发展新动力和重塑新型比较优势为基本政策导向，而这又要以改革创新的推进和要素禀赋结构的逐步升级为前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钱学锋教授分析了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及其产品转换行为对企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影响时，指出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进口中间投入品，企业会根据中间投入品要素密度调整进口种类数量与规模，发生产品转换行为，而企业进口产品转换时，会通过中间投入品生产要素流动引起了企业要素密度的变动，并最终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显示，进口中间投入品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04个百分点，进行产品转换则提升了企业资本密度大约03个百分点。企业会通过进口的二元边际提升资本密度，但扩展边际的作用要大于集约边际。因此，通过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减少企业中间投入品进口及其进行产品转换的外部政策约束，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并进而改善整个经济体的生产与贸易结构，最终推动中国贸易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余颖丰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下的多部门DSGE模型，刻画了贸易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各种影响。通过数值模拟得出，贸易调整的策略和路径对不同冲击下经济运行存在差异化的影响。具体而言，国内经济冲击下的贸易调整会对经济稳态产生影响，国外经济冲击下的贸易调整只会影响短期国内经济调整，而对国内经济长期运行影响不显著。此外，进口占比主要影响消费、资本、投资和实际汇率，国内外产品替代弹性则主要影响资本、经常账户和实际汇率。中央财经大学马光明博士关注了中国贸易方式及对应生产方式的变化对近年城镇全行业和制造业女性就业人员占比所产生的影响。研究指出，加工贸易占比与女性就业占比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制造业女性就业占比受影响程度显著大于全行业，东部省市受影响程度显著大于中西部。因此，政府应重视贸易与产业结构变化对女性就业的挤出并努力防止就业性别歧视的发生。
    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向下，随着人民币汇改的深入和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南京财经大学徐圆认为，汇率波动时，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有助于出口企业抵御短期流动性冲击、克服额外的沉没成本并稳定生产。而且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的负面冲击会在高外部融资依赖的行业中被放大，但金融发展较为发达地区的出口受到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明显要低，其中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对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的增量效应和对非外资企业的再分配效应。
    中国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战略，与德国工业4.0及美国工业互联网战略存在发展思路上的高度吻合。无锡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唐德淼指出，以工业4.0为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将是新时期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新常态”下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在先前的经济发展中，经济出现环境恶化、产业碎片化、低效无序、资源浪费等不良现象；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要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下的集约发展，同时要结合新工业革命和工业4.0的新趋势，重点关注经济发展的环境生态、集约持续和转型升级，促进新产业和智能互联网的协同融合，努力实现三次产业协同均衡发展并不断优化服务经济占主导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服务业具有无形性、高技术属性以及低边际成本等行业特性，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服务业增长而言是一项十分关键的制度安排。南京财经大学唐保庆副教授系统地剖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服务业增长的复杂的非线性传导机制并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的服务业增长，已经成为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制度动力源泉；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服务业增长的作用呈现先扬后抑的“倒U型”特征，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尚未达到“最适强度”，依然处于需要加强的阶段；相比于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强度与自身的“最适强度”更为接近，因此中部地区缩短了与东部地区的服务业增长差距，而西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过低，它与东部地区服务业增长的不平衡状况未能缓解。
    三、 出口产品质量、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趋势
    如何测度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附加值问题，是本次学术论坛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东南大学陈丰龙指出，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指数总体较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略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阶梯整体平均较长，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最长，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略短。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指出，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均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阶梯的提高，而资本密度对于出口产品质量阶梯的影响并不明显。
    山东财经大学王明益从要素价格扭曲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问题，指出原材料（能源）价格、劳动力工资、利率价格变动对产品质量起反向推动作用，而进口中间品的价格变动对产品质量起正向推动作用。进一步的经验分析发现：在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较大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较快；当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减轻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速度也在减慢；每种要素的价格扭曲只有利于提高该要素密集型出口产品质量；进口中间品的价格扭曲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方向与其他要素相反；研发与人力资本的加强均有助于缓解要素价格上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冲击，但研发的效果要比人力资本要好；外资企业在享受要素扭曲福利的同时更注重加大研发力度，其出口产品质量明显优于国有企业。
    提升企业在出口过程中获取的实际收益也是构建出口比较优势的关键问题。武汉大学葛明在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出口价值来源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呈现“U”型轨迹，近1/4的价值由国外提供，其中美、日、德等发达国家贡献比较高，发展中国家占比有所提升，但随着中国嵌入GVC的程度不断加深，中间品贸易贡献的价值逐步提高。中国主要出口产业国内增加值率较低，整体趋于下降态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南京大学郑丹青指出，外资存在促进了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提升，外资进入影响中国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率的机制依赖于外资进入的溢出效应，而非通过劳动投入增加或是否有研发投入来发挥作用。
    东南大学冯伟从劳动力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人力资本等两个层面对劳动力成本优势和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单位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均具有门槛效应，且沿海地区的门槛值要低于内陆地区，这意味沿海地区在引资过程中更容易失去劳动力成本优势。此外，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结构效应，即不同层级的人力资本对引资会产生异质性的作用结果，主要表现为高级人力资本的引资效应还没有显示出来，中级人力资本对外资已难以产生吸引作用，低级人力资本低廉的引资优势也已难以显现。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和趋势也在不断变化。河南大学郑展鹏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收敛假说的思想，研究了中国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收敛性。研究显示：中国及各俱乐部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表现出了“总体收敛、局部分异”的动态演变规律；从σ收敛来看，全国层面及中部出现了σ收敛，东部σ收敛的态势不明显，西部则趋向发散；从β绝对收敛来看，全国范围及东部、中部表现出绝对收敛的态势，西部没有表现出绝对收敛；从总体来看，工业化水平、对外开放对中国及三大俱乐部的β条件收敛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东南大学邱斌和陈旭对空间集聚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非线性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拥挤效应导致中国企业的出口二元边际与空间聚集水平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端。此外，空间集聚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在异质性企业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比如相比于沿海地区，中国内陆企业的出口行为与空间集聚尚未表现出倒U型关系，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行为受到空间集聚显著的倒U型影响相比，空间集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行为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
    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战略，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重大契机。作为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税政策又是助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天津市地税局于学深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分析入手，重点分析财税政策对区域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以及现有财税政策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税政策的经验借鉴，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所需的财税政策体系。
    四、异质性贸易理论和其他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进展
    当前，稳出口、调结构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实现的外贸目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教授以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准自然实验来考察中国遭受外部冲击后贸易反弹的微观结构特征，测算中国出口反弹的微观结构以观测新出口增长动力和稳定出口的路径。研究表明，危机后贸易反弹主要沿着集约边际进行，二元边际呈现弱反弹走势且集约边际的反弹不如扩展边际稳定。进一步研究发现，危机后东盟、低收入国家贸易反弹速度更快，且中低收入国家、异质性产品的出口贸易关系更为稳定。对中国来说，全球产品网络的深化和出口产品网络的广化有助于贸易反弹和出口稳定。
    随着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贸易依赖程度也日趋强烈。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日趋抬头，世界经济环境继续动荡，复苏的经济体仍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引发的贸易冲突不胜其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勇兵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利用GDELT的政治冲突数据和CEPII BACI1995—2010年HS-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深入贸易额内部探索政治冲突对出口的二元边际的影响。政治冲突对于扩展边际构成显著地正面影响，对集约边际却存在负面冲击，而政治合作对扩展边际有消减作用，对集约边际却是积极影响，因此，政治关系对贸易额的影响取决于两者力量对比。
    东南大学吴飞飞考察了企业出口决策中的产品创新行为的重要性，研究指出，实施产品创新的企业更易匹配国外消费者偏好进而成为出口企业的概率更大，且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数据的经验支持。此外，产品创新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企业、不同所有权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出口决策更加依赖于企业的产品创新资源投入。因此，对于中国企业的产品“走出去”而言，前期的产品创新十分关键，尤其是对于内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而言，通过产品创新开发出满足于目的市场消费者偏好的产品显得尤其重要。关于创新行为对出口决策影响的另一篇文章中，南京大学康雨利用世界银行网站提供的2012年对中国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出口决定的相互影响机制。研究得出，企业的出口预期会通过“预期效应”影响其创新行为和出口决定，而企业创新行为对其出口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强调了在鼓励企业出口的政策引导中，调控企业出口预期比引领企业进行创新行为更为关键。
    东南大学陈健从进口技术溢出的角度，在充分考虑国别和行业层面研发知识源构成情况异质性前提下，研究聚焦于制造与服务部门关联效应下的进口技术外溢及其多样化分解特点，考察了其对中国相关产业部门效率水平提升的影响。研究证实：在考虑本土产业间和产业内关联效应的情况下，进口技术外溢对中国各产业部门效率水平的提升作用均有明显提升，关联效应起到了重要“催化”作用；尤其在关联效应下，相比各产业部门内直接进口技术外溢，无论制造还是服务部门，通过间接进口技术外溢获得的效率水平提升更加突出；受关联效应下的逆向需求和前向投入关联影响，制造或服务进口技术外溢均表现出对另一方效率水平提升更显著的推动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李亚波则开展了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市场多元化之间关系的研究，研究发现，出口多元化程度不同的企业存在着显著的生产率差异，检验结果既支持“自我选择”，又支持“出口中学”，而那些出口密度低，或者出口至高收入市场的企业，反映出了稳健的“自我选择”效应，并且随着时间跨度的加大，“出口中学”效应才逐渐明显。
    东南大学刘修岩和秦蒙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间收入转移对贸易条件产生的影响时，通过建立包括两个国家、两种产品、财富转移同时影响收入与需求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发现财富转移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视生产函数的特点而定。以国际间借贷为例，发现了贷款接受国的投资回报率提高对贷款提供国的贸易条件有利，国际间利息率下降则利于贷款接受国的贸易条件。
    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实施了近三十年，但目前该政策受到了不少质疑。东南大学邵军副教授和吴晓怡基于2000年至2012年的县域层面统计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得出，获得“国家级贫困县”这一名号及其相应的政策支持并未对县域的工业化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实施对于该县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削减贫困的实际作用有限。
    五、 结语
    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正处于制度变革、结构转型和要素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探索中国经济的新型发展动力和塑造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型比较优势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等挑战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结构转型与外贸升级的良性互动，如何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未来很长时期都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努力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邱斌、刘修岩、吴飞飞、陈旭，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10096，电子信箱：b_qi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