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深入地解读我国银行业在此次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得以稳健经营的治理原因，建立健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建设的长效机制，并且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的观念和主动性，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杂志社于2011年7月2日在济南市联合举办了第二届“银行治理研讨会”，研讨会由山东省应用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和山东省金融风险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银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广东商学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北京普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学者60余人汇聚泉城，共享银行治理研究的学术盛宴。
        一、外部环境与银行风险
       （一）经济形势、政策变动与银行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教授从经济增长速度、通胀压力、国际收支、社会信贷和融资等角度对2011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进行了综合分析。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投资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并且前5个月份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依然来自房地产业开发投资的增长，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保障房投资拉动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业投资的加快；在通货膨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进一步提高，并且随着租金、劳动力成本的持续大幅上涨，价格上涨向服务项目蔓延将是大势所趋；在国际收支方面，在贸易出现逆差和数量顺差不大的情况下，经常项目和整个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顺差。在信贷和融资方面，尽管信贷较前期有所减少，但是社会融资规模依然较大。裴长洪教授针对当前消费增速放缓、进口增长加速、控制通胀难度加大等三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与解答，同时又从投资、消费、出口以及政策调整与否的角度对2011年第二季度和下半年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合理审慎的预测。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日趋浮动，使我国企业暴露在更大的外汇风险中，而商业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其面临的外汇风险暴露理应得到重视。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陈晓莉副教授在对外汇风险暴露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金融机构的外汇风险暴露情况与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自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后，我国上市金融机构总体上确实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外汇风险暴露，不管是对加权汇率还是分币种测算，我国银行业都面临显著的外汇风险暴露，人民币升值对其股票收益和现金流有不利影响。
        诸多国外学者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部分归因于美国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指出较低的联邦基金利率是金融机构进行过度风险投资的重要原因。基于此种角度，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曹廷求教授和硕士研究生朱博文首次通过运用中国银行业的样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利率的变化还是准备金率的调整都能对银行风险产生显著影响。利率水平越低，银行风险水平越高；存款准备金率越低，银行风险越大。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得银行风险水平更高；不同类型和期限的利率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以及银行风险波动的影响不尽相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越高，银行风险水平越低；上市银行与非上市银行在面临货币政策调整时，其风险改变的程度不尽相同；货币政策变化能较大地改变非上市银行的风险水平，但对于上市银行，由于其能依托于资本市场进行资金的融通，其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考察了货币政策对银行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后发现，同业拆借利率变化能够使得银行贷款和投资增长加快，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着相反的作用。由于我国存贷利率差较大，银行在面临货币政策变动时，并没有迅速调整其资产的配置，而是被动地根据市场的需要来配置资产。
        随着金融深化中利率市场化进程，净利差高低及其决定因素受到重视。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徐漳勇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郭梅亮博士对商业银行净利差的决定因素从微观层面、行业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他们指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宏微观因素在净利差决定中的重要性也不相同，不能简单地把工业化国家商业银行净利差模型简单套用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中。因此，在利率市场化渐进改革的过程中，利差水平及波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不能仅满足于对已有利差模型的简单套用，而更应当注重中国银行业利差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在中国现实中所特有的经济内涵，同时在制定利率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利率水平高低，而且也应注意在不同经济周期中净利差波动在经济中的影响。
       （二）金融监管与银行风险
        中信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彭金辉博士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国际银行业监管的缺失。彭金辉指出以内部治理失衡和信息不对称加剧为特征的内部治理失灵和以监管创新不足和监管效率低下为特征的单边监管阻碍了政府对银行业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因此，彭金辉博士提出应从准公共品的角度审视银行业发展，银行业应该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利益共同体。政府作为银行业利益相关者之一，应将外部监管与银行业内部治理融为一体，转变传统的单边监管模式，逐步搭建网络型监管模式。
        在近段时间，央行在收紧银根之时，银监会又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影响下提高资本监管的标准，从而使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本压力。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王倩博士从资本监管的角度分析了资本要求对银行资本增长、融资形式选择和融资规模等行为的影响。银行面临的资本监管压力是银行进行对外融资的直接动因，当监管压力越大时，银行的资本增长越迅速。同时由于银行的利润增长和内部留存收益的积累不能跟上存款和资产的扩张速度，因而银行必须通过频繁的对外融资进行资本的补充，以缓解监管部门的资本要求对银行资本造成的压力。在对外融资形式的选择上，银行受到监管的影响，更多地使用股权融资，只有当银行面临的监管压力并不太大时，银行才更多地使用债券融资。另外，由于银行监管部门的资本要求对银行的资本增长和外部融资影响巨大，因而如果银监会在短期内较大地提高资本标准会导致资金需求的骤然提高，造成银行和资本市场面对较大的压力，所以我国监管部门在参照巴塞尔协议新规定时需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分阶段、分内容、分个体地实施新的资本标准，以最小程度地降低由于大规模融资造成的市场动荡。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对于金融监管的再监管必将成为政府部门慎重考虑的问题。厦门大学金融研究所江曙霞教授和郑亚伍博士针对监管者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对政府部门与金融监管人员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下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行了数理分析。对违规行为的查处是由具体的监管人员来实施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在各相关利益者的博弈互动中，他们在做出是否查处某一违规行为的决策时，必然对其相关的利益关系进行权衡。研究发现，监管者对违规现象的查处取决于政府部门制定的风险激励、自身努力和市场风险；现代的金融监管工作已不再是简单的合规性监管，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知识经验、道德水平、激励程度等主观因素对监管绩效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监管绩效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程序、操作规程来指导、约束监管人员的履职行为，实现对监管人员的激励相容及绩效评估, 以提高监管效率，达到最优监管状态。
       （三）地方政府与银行信贷
        中国式官员治理模式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切入点，而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银行信贷无疑是地方官员实现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政府对银行的广泛所有权又为信贷干预提供了可能，因此地方官员的治理特征势必会对银行信贷有重要影响。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李维安教授和钱先航博士从市委书记个人治理特征层面分析了其对城商行的信贷投放的影响。钱先航博士指出，不同类型市委书记辖区内城商行的信贷投放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地方官员的来源、去向以及任期等治理特征会对辖区内城商行的信贷投放产生重要、显著的影响。
        在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情形下，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进行干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动机就是为官员产生直接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基于法与金融的背景，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营和硕士研究生马莉从法律环境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地方官员腐败对城商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市级官员腐败行为主要影响非国有控股城商行，其对国有控股城商行的影响显著弱于前者。不同层面的官员腐败对同类型城商行的影响不同：省范围腐败行为对两种性质城商行的信贷行为具有不同影响，但对国有控股城商行的影响更大，并且会显著增加国有控股城商行的风险。因此，不同性质城商行在进行信贷决策和处理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时，需要对地方政府动机加以区分，以有效合理地进行信贷决策防控银行风险。
        二、银行业发展与商业银行治理
       （一）银行业发展
        除了金融监管、内部治理之外，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和“联系太紧而不能倒”导致的负向外部性以及道德风险问题，也是导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范小云教授认为银行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银行体系是否稳健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平稳运行，而银行体系的稳健主要在于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健康情况。要解决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问题，增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有效监管，首先需要识别与评估哪些银行具有系统重要性，以及决定银行系统重要性的关键因素。负债关联程度是影响银行系统重要性的重要因素；通过银行间负债与其它银行关联性高的银行不但容易引发系统性危机，而且导致银行破产数目和系统性损失更大。若简单地主要以资产规模为评判标准，可能会进一步鼓励系统重要性的“道德风险”行为——在控制资产总规模的情况下扩大银行间负债，进行监管套利。因此，在增强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时，规模固然需要关注，关联性尤其是银行间的负债关联程度可能更为重要。研究也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更容易诱发系统性危机，这就需要监管当局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应该加强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早发现问题早处置。
        由于市场价格信息的不稳定性与相关法令的限制，公允价值计量机制将诱导经理人在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时持有金融资产，而在价格下降时预先出售金融资产，因而增加证券价格的波动性与系统性风险。据此，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徐浩峰博士探讨了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和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扩大了市场收益下跌的传染效应，并且导致证券流动性和市场流动性趋同，进而进一步扩大市场收益下跌形成的流动性枯竭效应，从而解释金融危机时流动性枯竭引发的股价连锁性暴跌效应。研究同样可以应用于探讨公允价值计量与资本市场价格形成过程的关系，为金融危机以来公允价值计量产生的种种争议提供了实证证据，有助于深刻认识会计信息与我国市场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的特征，对进一步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与抑制金融系统不稳定因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对顺周期问题提出了新的制度规则措施，要求银行在经济扩张期建立资本缓冲以更好地吸收整个经济周期内不利冲击可能造成的损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党宇峰博士实证检验了资本缓冲的周期性效应以及资本缓冲对实体经济的数量约束和价格约束两种影响机制。在我国资本缓冲随商业周期正向变动，即暗示经济扩张期，银行会保有较多的资本缓冲；在传导机制方面，在我国资本缓冲能够通过信贷供给渠道对经济产生影响，这与其他多数国家表现出的顺周期效应并不相同，而对于价格渠道影响机制，并未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针对异于国外的研究结论，认为除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因素之外，监管当局在构建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和引进巴塞尔资本监管协议时，应该考虑到资本缓冲对信贷供给这种特殊的影响作用，理清顺周期问题的真正来源和影响机制，从而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和制度。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郭文新副教授从投融资交互与银行业竞争的角度通过数理模型阐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市场均衡。当两家银行的资本满足不了它们认为值得贷款企业的资本需求时，银行会各自选择较高的利率进行融资，但是当市场上银行的资本供给超过需求时，银行会各自选择较低的利率进行贷款供给。在信贷市场的资本受约束的银行产业竞争中存在Stackelberg战略均衡和对称的抢先均衡。在融资阶段，当存在双方最优的资本投入时，支持第二阶段的抢先均衡；两银行资本投入的竞争最终表现为甄别技术的竞争；考虑逆向选择效应的结果是，两银行都会收缩资本的投入，但技术更好的银行收缩得更大。
        基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结合银行信贷经营现状及银行社会责任问题，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经济师李成青从房地产信贷、小企业信贷、个人信贷、信贷集约化经营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分析，指出银行的信贷经营出现追求短期利益的整体倾向，而忽视了银行的社会责任以及金融职责，未兼顾经济发展及银行发展的包容性。鉴于此，李成青提出了信贷包容性经营的概念，指出当前国内银行业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经营中应考虑包容性增长原则，兼顾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经济实体实力不均衡的情况，转变经营思路、弱化短期业绩增长目标，建立基于长期经营持续性的考核制度，在全行范围内统一调度资金，结合不同的主体有侧重点地倾斜信贷资源，在实现各经济主体的共同发展，进一步促进国内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不同类型银行研究
        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治理模式和治理风险并不相同。刘澜飚教授、宗良博士和段军山副教授分别从“影子银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影子银行系统”，它是造就美国金融业昔日辉煌的金融安排机制，也成为了推动本次危机蔓延的关键环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刘澜飚教授指出，影子银行是一种行使类似传统银行功能的系列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四类：政府发起的证券化机构、市场型金融公司、资产支持票据的发行主体、证券经纪和交易公司及投资银行。其运行方式、交易模式、监管制度等方面都与传统银行有着显著的不同，与之相伴的是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仍然较低、政府对市场发展的限制仍然较多、市场自由化程度偏低。因此，在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应充分对影子银行的形成、发展、运行等环节进行全面严格的监管，建立健全相应法规，主动防范危机发生的可能。
针对我国的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博士分别从其特点、路径和前景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一方面，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经历了改制、股份制改造、上市，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和资产不断扩大，二者的发展相互促进，尤其是中资银行积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公司治理实践为例，从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股份制改组、引进战略投资者、人力资源的改革、业务流程的整合、上市等治理改革路径进行了详细说明。
        对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框架，与会专家分别表达了各自的看法与观点。冯海霞处长着重从董事会建设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汪健豪教授、曹廷求教授分别从基于PCRI的管理治理、一般性的银行治理角度阐述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框架的构建，以理清商业银行黑箱内部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传导和相互作用，从而使得银行治理成为银行与治理的和，而不是商业银行与公司治理之和。
        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环境以及农村信用社自身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农信社资金流失严重、信贷支农资金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广东商学院金融学院段军山副教授从经验分析的角度验证了政策激励、内部治理与农信社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农信社在拓展非主营业务方面的绩效不高，农信社仍然无法做到涉农贷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农信社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不高。因此，农信社需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内部治理程度、充分发挥董事会的核心作用、提升监事会独立性与有效性、加强技术创新，以提高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和农村金融覆盖率。
        住房抵押贷款是银行的重要资产，其违约率对利率政策较为敏感。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方匡南博士首次将非参数RF方法成功应用到了我国商业银行贷款违约预测上。贷款“已偿还比例”是借款人是否违约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贷款已偿还比例高于40%的借款人一般不存在违约风险，而已偿还比例低于10%的借款人是违约发生的高危段，银行应该更加关注这部分人群。他还发现，在当前利率环境下，若对贷款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将使得违约人数增加3.53%。这有利于为银行建立基于信用风险甄别的有效风险控制机制。基于此，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加快征信体系的建设。同时不断提高信用评级技术，如将RF等新型方法引入到定量化风险管理模型中，更为有效地利用征信数据库，减少信息不对称，为商业银行提供有效的信用评级技术和预警模型。
        三、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与银行风险
        中国银监会监管二部冯海霞处长分析了金融危机以后国际金融机构和公司治理的一系列反思与思考。银行自身所具有的脆弱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特点迫切地需要公司治理，因为高的外部性牵涉到众多存款人的切身利益，同样信息不对称性使得存款人较难对银行行为进行有效监督。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脆弱性是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冯处长指出的，在银行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中，公司治理的作用不可替代。在整个金融危机过程中，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存在较多的缺陷，例如，董事会的管理职责较为笼统，风险管理委员会结构不完善、管理效率低下，董事会与下属委员会、内部人之间缺乏有效的独立性，独立董事的监督功能较弱，薪酬激励有效性不足，董事以及董事会有效性的评价不足。以上种种缺陷造成了董事会整体风险治理能力较弱，尤其在新产品的出现和集团运营日趋复杂化的情形下，董事会风险管理能力没有跟上创新的步伐，最终导致金融风险集聚。针对国际机构与国际社会做出的一系列改革和我国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状况，应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提高董事会运作的有效性，提高董事会风险管控能力和独立性，加强董事会履职评价的关注度，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和问责机制，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
        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目标是提高中资银行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那么，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无疑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中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曾勇教授研究了战略引资这种“以开放促改革”的模式对中资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在短期内显著提高了引资银行的创新能力；然而，就事关核心技术的风险管理能力而言，战略引资的影响有限。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中资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之间呈倒U型关系，由于外资“少数股权”的限制，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积极作用未能有效发挥。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罗凯和刘芬的研究发现，合法前提下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效率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并指出在法律制度框架下应该充分发挥战略投资者的积极作用，推进其治理结构的完善，不断降低大股东持股比例，从而从根本上遏制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进而处理好引进与吸收的关系，拓展盈利空间并提升银行核心竞争力。
        北京普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汪健豪教授在对OECD、BIS的相关公司治理原则进行回顾之后，提出了任何银行组织结构必不可少的四种监督形式：由董事会或监事会实施的监督；由不参与各业务领域日常经营的人员实施的监督；各业务领域直接的条线监督；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合规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关键岗位人员的适宜性和恰当性。在分析了风险应对策略之后，详细阐述了银行管理治理结构框架，并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解释了以流程为核心，以目标、组织架构、风险管理为视角的内部控制四元结构。遵循内部控制的四元结构模型，汪健豪教授论述了基于PCRI的管理治理，即基于流程、合规、风险、指标的管理治理，并指出必须明确PCRI的最终管理责任、PCRI的委员会的职能、PCRI的独立预算地位以及报告路线才能够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
        曹廷求教授将银行治理研究的现状、研究中的疑惑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做了系统性的阐述。将现有银行治理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对于银行本身照搬公司治理，基本不考虑商业银行的特殊性；第二阶段，基本研究规范是从商业银行特殊性出发去研究银行治理问题。在研究逻辑方面，银行治理并不一定是公司治理在银行领域中的应用，而更多地是一种泛治理的概念。围绕银行治理、治理风险等概念，理清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内在逻辑，构建完善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框架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之一。从一般性的银行治理问题出发，对国有控股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信社等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对股权结构、董事会、薪酬激励等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研究，理清市场约束、政府监管、同业竞争以及货币政策等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之间的关系是下一步研究的重中之重。
        芜湖扬子农商行董事会秘书叶青松从扬子银行自身的实践方面阐述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扬子银行在股权结构、董事会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善，但是叶青松指出董事的履职能力、董事会功能的发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还提出监管部门是否可以通过充分明确执行董事、外部董事等的相应职责提高董事的履职能力和董事会的决策能力。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罗凯和刘芬通过交替使用动态银行效率测度模型并应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首次从动态视角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变动趋势以及影响动态效率的各种可能因素的作用进行了估计和分析。他们发现，市场结构与所有权结构不合理依然是造成目前我国银行业效率低下的最主要的根源。因此，他们指出，要继续巩固与深化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成果，推进其治理结构的完善，不断降低大股东持股比例，从而从根本上遏制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在推进所有权结构改革的同时，加速促进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多元化，从而提升银行竞争力。
        
        作者:曹廷求、王营、马莉、朱博文，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250100，电子信箱：tqcao@126.com。作者对参与此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表示深切的感谢。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