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深入反思和总结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由辽宁大学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发展高级论坛”于2010年9月11日在辽宁大学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反思与启示及金融可持续发展”。出席本次论坛的40余位专家学者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西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20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分行等金融机构。

本次论坛包括上午的主旨发言和嘉宾演讲及下午的两个分会场的论坛和自由发言及讨论。在发言和讨论过程中，气氛热烈，发言踊跃，与会嘉宾从多个角度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教训总结，提出了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若干富有新意的对策建议。本次论坛的研讨与交流突出体现了三条主线：第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第二，危机后的国际金融改革；第三，推动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已经蔓延三年之久，如今虽然有关国家和地区已逐渐步入复苏阶段，但是经济形势仍然不稳定，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尚未完全得到恢复。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深远的、复杂的和广泛的，其影响是深刻的，将会对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有关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从而引起了金融学界严肃的反思并引出了深刻的启示。

厦门大学张亦春教授从传统金融学和现代金融学必须协调发展、互相补充的角度阐述了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他认为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进而发展成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由于美国对传统金融学的忽视，对现代金融学的过度依赖，造成了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错误判断，从而误导了全世界的投资者。美国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在证券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产生了支持房屋抵押债券和支持房屋抵押债务债券。而同时，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在进行信用评级时看到的是发行衍生品主体的信用，而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支持这一衍生品的基础资产的风险问题。正是由于美国只是运用现代金融学而没有运用传统金融学对其进行历史的、逻辑的、联系实际的分析，从而导致了这场波及面甚广的金融危机。

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首先是美国国家信用危机或美国国家道德危机以及全球信用和信心危机，第二是美国极端的消费主义文化危机，第三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即是美国霸权主义和美国新私有主义的危机，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危机，第四是过度虚拟、过度衍生、过度放行的金融危机，第五是经济学、金融学的人文价值观认同的危机，第六是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以及国际金融结构严重失衡的危机，第七是人类某种现存的思维方式，思想方式、生活方式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

吉林大学杜莉教授把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和中国的地方债联系起来，总结了欧洲主权债务和中国地方债的相似点，主要在于：第一，都是作为独立的主权向自然人或法人负债；第二，欧盟的货币政策是统一的，我国的货币政策也一样。第三，一旦发生债务危机，其传导方式和扩散的途径和渠道也是一样的。但是，欧元区国家有共同的债务约束力，即要求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债务不能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而中国地方债则没有赤字或债务的约束。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有产业的空心化、产业升级缓慢、缺乏明显的资源优势以及高工资和高福利等。中国为避免发生债务危机应强化地方政府对本级负债的清偿责任，消除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还债依赖心理，允许政府发行公共债券、地方债，将隐性的债务显性化，同时引入市场的监管体制和信用评级体系。

北京工商大学杨德勇教授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包括军事格局的影响可以分成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影响。从短期看，危机对美国、欧盟以及西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全世界对美国的金融模式提出了更多的质疑，对美国全球金融霸主地位的信任危机可能短期内无法消除，对美元以及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在世界上将来短期推广产生极大的冲击。同时，危机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冲击也非常大。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推出的多项金融和财税体制的改革措施对美国金融体系结构、框架、监管的法律规范等方面的调整还刚开始。从中期看，这场危机虽然对美国打击很沉重，需要逐渐恢复的过程，但我们不能低估美国的自我疗伤能力，美国金融的霸权地位可能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削弱。从长期看，中国大陆在未来20年时间里经济能否平稳发展，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别是产业结构能否得到有效地调整，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实力，进而也会影响中国在中美之间未来的整个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

此次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美国房地产泡沫崩溃并进一步引发与此相关的金融资产价格暴跌造成的，但是究其根源，既有前述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原因。

厦门大学郑振龙教授把此次金融危机归结为四个原因，即四个套利：工资套利、金融套利、知识套利和监管套利。危机前，美国的保险公司大量卖出信用违约保险（CDS），投资银行大量出售深度虚值期权。金融机构违约及深度虚值期权被执行都是小概率事件，一般不会发生，这样CDS的保费收入和期权的保险费就成为公司的纯利润。而美国次贷问题触发了这个小概率事件，导致保险公司和投资银行出现巨额亏损甚至倒闭。这是人之祸，不是工具之祸。根源在于美国的公司治理问题。美国公司股权非常分散，公司控制在经营者手中，薪酬制度和激励制度也由经营者制定。因此使公司的激励只有正面激励。这种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性使公司经营者更愿意从事高风险业务以满足公司高盈利和自身高薪酬的需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宋清华教授主要论述了金融机构规模与风险的关系，他认为应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防止金融机构过于大型化。这不等于说要缩减金融机构规模或者要分业经营，也不等于说一定要把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拆分，而是要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防止其规模过大后不能救助。同时，应加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防止大型金融机构倒闭。即大型金融机构应该受到更加严厉的监管。为此，应加强金融安全网建设，尽量降低大型金融机构倒闭的负外部效应。

应该注意的是，以美国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为主导的信用评级机构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助推作用，他们认为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垄断了全球信用评级业务的90%，它与美元霸权、美国霸权、其他霸权包括对国际银行体系的垄断和控制互相配合，掌握着全球资本市场定价权，并使美国得以取得全球金融产品的开发权和控制权。正是这些信用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结论误导了全球投资者，才导致了此次金融危机。有鉴于此，为了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并避免被外国所控制，中国在未来必须积极地发展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以掌握信用评级领域的话语权。

二、危机后的国际金融改革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然而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有学者认为此次危机的冲击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暴露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及相关规则存在一些漏洞。痛定思痛，国际社会提出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加强国际间的金融监管与金融合作、把金融衍生产品纳入管理范畴、对国际金融活动实行跨国金融监管以及对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进行改革等。

山西财经大学孔祥毅教授介绍了金融危机爆发后，华尔街开始注意到了中国山西票号的先进经营理念，深刻阐述了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和孔夫子的思想在当今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必要性与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票号的理念是现代企业应该研究学习的。山西财经大学的崔满红教授认为，金融过度创新（主要体现在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和滥用）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和迅速蔓延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正是国际银行的贪婪与豪赌制造了金融危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山西票号的节制与稳健则实现了票号的持续、健康发展。山西票号经营的金融远期业务是当时对金融产品的首次创新，它最早有规模地运用金融衍生品进行风险规避。

山西票号审慎对待金融衍生品的态度、对资金安全的重视和对利润追求的制衡，及其利用远期交易管理风险的做法，正是危机后国际银行家应着重反思与借鉴的重要方面。除此之外，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也是未来全球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厦门大学杜朝运教授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来分析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特征，在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存在各个利益集团集体行动的困境。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史可以看出，历次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或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最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着英国、美国这样的“领袖”或“霸权国”，以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危机后表现出明显的负外部性，但由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因此短期内无法进行颠覆性的改革，只能进行局部的调整和完善，这需要各国的合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

上海财经大学戴国强教授认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由于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其危机问题，在贸易方面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在金融领域也采取了金融保护主义。这种做法从国家的利益角度来看无可厚非。美国为了要摆脱危机、改变经济结构、增加出口，当然也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保护主义。但是，美国的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会对我国的外贸和对外金融产生巨大影响，而且FDI资金撤离还会导致我国失业水平进一步上升。这反过来也会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不利影响。从这个角度看，金融保护主义会对世界各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产生负外部性，进而制约全世界经济的复苏。因此，要加快国际金融改革，首先必须破除以邻为壑的金融保护主义。

辽宁大学徐明威副教授从金融危机传染的角度论述了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传染，认为此次危机主要通过直接贸易渠道、金融渠道以及心理预期渠道对中国经济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提出未来我国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应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进一步发挥外汇市场供求的基础性作用，并适时、适度、稳步地推进金融开放与自由化进程，与此同时我国还应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风险防控能力，实现自身的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当然，我国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三、推动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从浙江地方金融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他在概要地介绍了目前浙江省金融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浙江金融业快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浙江经济发展新阶段以及银企矛盾寻求突破的必然的要求。由于大银行的贷款对象多是大企业，所以就会出现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从而地方金融就悄然兴起，而与此同时浙江民营经济也成为地方金融发展的坚实基础。他认为，今后浙江民间金融的发展前景是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中心，加大中小企业金融创新的功能；大力发展民间投资管理中心，实现财富的世界级管理和全球化配置；发展规范化的区域性柜台交易市场；创建金融创新试验区，让各式各样的金融组织、各式各样的经营方式在此进行实验，让其规范发展。

辽宁大学赫国胜教授从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角度论述了我国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问题，他认为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仍然以利息收入为主，非利息收入占商业银行总收入的比重平均在15%到20%，而且过度依赖手续费和佣金，而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50%以上，并以投资收入为主。这一方面反映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构成和收入构成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也反映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在非利息业务方面的发展空间非常大。为了不断提高非利息收入业务的比重，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明确非利息业务这个增长点，把各种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更多投入到该项业务的发展中，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一步拓展业务品种，同时加强业务创新，提供新的服务方式。

辽宁大学张荔教授以本次危机中资产价格波动为切入点，考察了资产价格波动对中国银行收入结构和银行风险的影响。认为伴随着中国银行业资产证券化改革的推进，中国银行通过上市融资等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的方式来改善自身的资本资产结构，银行收入结构发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银行非利息收入的比例增长较快、银行业的收益和资产状况得以改善、银行体系稳定性明显增强。但是，资产价格波动对银行收入结构及银行风险生成的影响不容忽视。他们认为资产价格波动跟非利息收入结构有明显的正相关，而跟利息收入结构有显著的负相关。与资产价格相联系的银行的某些创新产品在短期内的利润是非常惊人的，但同时也更容易受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再加上，对这些创新产品的监管往往处于滞后的状态，导致部分风险可能被短期的高收益所忽视，使得银行业潜在的风险增加，影响银行业的稳定性，进而导致系统风险。

有关未来中国金融监管领域的改革问题，厦门大学郑振龙教授指出，美国次贷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开发过度但监管不足，而中国目前是金融创新不足，是金融抑制。所以在这场全球性金融资源开发战上，中国是处于一种绝对的受害地位。因此，中国应该鼓励金融创新，放松监管，同时多学习现代金融，做更多的尝试，并保护好投资者的利益。

武汉大学叶永刚教授从美国金融危机出发，提出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是一个机遇。他认为中国的广大农村和中西部在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国应该利用金融去帮助这些地区的发展，并指出，金融学是应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应让金融学为经济发展服务。

湖南大学杨胜刚教授认为，后危机时代面对美国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国应在国际新秩序、新规则的制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不断提高话语权。在人民币汇率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中国应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参考一篮子货币来形成人民币汇率。至于一篮子货币怎么选，这是中国政治或者说是技术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还应稳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从长期来看是中国慢慢在国际新秩序中扮演自己角色的很重要的制度设计。

暨南大学刘少波教授将金融危机冲击与已有的银行挤兑模型相结合，分析危机冲击与银行利润、贷款业务变化的关系。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金融危机冲击会使银行的绩效受到不可预期的负面影响，进而使得利润值及中长期贷款减少。就中国的商业银行而言，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较强的政治关系有助于未预期中长期贷款的增长；但拥有较强政治关系的国有银行其利润增长却没有表现出相对优势，从长期看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负面性，需要及时予以关注。

对外经贸大学吴军教授认为，我国长期积累的高额流动性存量及货币信贷投放，却未引发明显的通货膨胀，使货币主义的经典公式受到“中国之谜”的挑战。他从需求层面分析我国潜在通货膨胀的流动性压力的形成原因，并解释了体现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需求的货币表现。他认为在广义货币M2存量偏高、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强的前提下，M1增长率高于M2增长率、M1占M2比率提高，则表现出沉淀或累积的有支付能力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预示着通货膨胀可能会由潜在转化为现实的结论，进而提出了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将表明我国的经济结构开始改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趋于好转的推论。

总之，在后危机时期，为了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我国应在根据国情调整自身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前提下，理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完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