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银行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广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理论上建立健全银行治理体系，客观评价银行治理建设的成效、问题和长期走势，建立健全银行治理建设的长效机制，对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治理水平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在银监会的大力提倡和各界的积极努力下，我国各类型银行的公司治理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特别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稳健发展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国内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建设即将进入“从形似到神似”的新阶段，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将成为下一阶段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际，如何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理清各个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关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银行业实际的商业银行治理机制体系，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基于上述背景，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杂志社与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于2010年6月5—6日在济南联合举办了“首届银行治理研讨会”。研讨会由齐鲁银行等单位承办。研讨会拟搭建围绕银行治理的交流平台，尤其是适应银行治理研究的实用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尝试建立银行治理研究的沟通机制，使银行治理的学术研究更有针对性，更能提炼中国特色的银行治理问题，推动国内银行治理研究的快速发展。会议吸引了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山东大学以及银行界的50多位专家学者，他们围绕银行治理的理论架构、银行治理的机制体系，尤其是如何建立以治理风险为导向、适应中国现实需求的银行治理体系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
一、 公共治理与银行治理的理论研究
与会学者从公共治理、公司治理、治理环境等多个角度分析了银行治理问题，为银行治理理论架构的建立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尝试和努力。由于公共治理与银行治理的研究密切相关，好的公共治理可以为银行治理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这方面的研究也因此受到了研讨会的重点关注。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形势和制度因素，与会专家学者分析了公共治理与银行治理的理论关系，试图从公共治理的角度完善银行治理的理论框架。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范博宏教授分析了公共治理与银行治理的关系，进而对中国的官僚资源分配体系与中国商业银行的人事治理制度进行了研究。范博宏教授认为，由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有限，缺乏进行大规模研究的数据，因此在外部人不能够提出有效治理建议的情况下，进行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显得更为重要。现阶段银行体系中的高层领导与党组织体系的人事是交互聘用的(如汇金、中投、人民银行)，我国银行体系的人事治理重于所有权治理。从这次金融危机看，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是有缺陷的，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这种市场机制与官僚体系交叠的体制为什么能够抵御危机的冲击，怎样做到在危机后迅速地将资金配置到经济最需要的环节。银行体系内的人事网络，具有有效的监督和激励作用，但是全世界还不清楚这种制度到底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当然人事治理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它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缺乏外来竞争的压力，有碍激励、留任与时俱进的专业人才，体系内权力容易集中，容易形成系统性腐败。我们需要研究的重点是：这种人事体系中人员的甄选、培养、升迁与激励机制。
国务院国资委改组局的秦永发局长认为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已基本确定，国有企业是市场的一部分而不是政府的附属体；官员与企业家的交互聘任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董事会的建设，要适合企业发展的阶段，一定要考虑党组织的问题，不能照搬国外的董事会结构建设。同时要培养高素质的外部董事队伍，要将外部董事队伍由安置性的队伍变为职业性的队伍。公司需要战略性的董事，需要进行人员的动态调整。另外，国有企业的治理与一般企业治理不同，治理研究不能脱离国情。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张杰教授认为银行体系的改革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各种国际指标都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是脆弱的，但是在次贷危机中却经受住了考验，说明西方学者看中国问题有局限性，他们只看到我国银行体系中的有形资本金。张教授认为中国银行资本金有其特殊性，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应该由两部分组成：无形资本和有形资本。以中央政府为背景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如果这样计算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是非常充足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研究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研究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银行只是国家动员资源的工具，金融体系经常被透支。通过一系列宏观体制改革，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逐步改变，到2002年基本完成业务转型，主要大型银行陆续上市，银行体系逐步市场化。迄今，虽然已经建立银行制度结构，但是政府的干预一直没有减弱，所以银行改革举步维艰。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市场体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但是所有经济体的发展表明市场经济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把激励做好就行，还需要将治理做好，银行治理要有一个很好的公共治理环境。
关于公共治理的问题，对外经贸大学的陈德球博士认为，在政府质量高的地区，公司现金持有量低，其作用机理是政府通过增加银行贷款、应付票据及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来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地区政府质量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来说，政府层面的第二种代理成本显著高于内部人的第一种代理成本。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决策需要以地方政府营造的良好制度环境为基础，而不是仅仅考虑公司财务状况。南开大学的马连福教授和曹春方博士也就地方干预对公司治理的安排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当地政府以社会稳定为目的，拥有多重目标；公司则一般以营利为目的，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目标冲突越大，政府越倾向于干预；冲突越小，政府越倾向于公司自主经营。市场、法律等制度环境发达程度也影响着政治成本的大小，制度环境越发达，市场竞争、投资者保护等制度建设越健全，政府干预阻力越大，尤其是间接干预较难达到，公司所承担的政治成本也就越小。政治成本体现在公司决策中，使得公司的决策目标发生偏移，决策科学性受到影响。
二、 公司治理与银行治理的理论研究
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银行不仅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要将自己的风险降低到最小。银行经营的多重目标性，决定了银行治理理论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公司治理理论。与会专家学者试图从银行经营的特殊性寻找突破点，推进银行治理的理论研究。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李维安教授重点阐述了治理风险与银行治理之间的关系，并以中国目前银行体系抗风险的“超预期能力”这一独特现象从治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李教授认为公司治理是个过程，公司治理不得当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由改革开放前的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变，如果行政型治理完全放开，经济型治理还没建立起来，则会出现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所以行政与经济型治理要交叉运行。完善公司治理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简单的剥离呆账不是解决银行问题的有效方法。李维安教授回顾了近几年商业银行改革带来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机制的变化。内部治理机制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股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和自然投资者成为银行治理的新主体，使得治理的边界从“共有产权”的模糊状态逐渐变得清晰；股东权益的治理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董事会的治理状况虽然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在提高。外部治理环境的变化表现为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快速发展，对原本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国有银行形成实质性的竞争压力，外部市场治理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曹廷求教授对商业银行治理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并就当前银行治理理论研究和我国银行治理实践问题进行了总结和阐述。他将目前商业银行治理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将商业银行等同于一般工商业公司，将公司治理理论直接应用于商业银行。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从商业银行(区别于一般工商业公司)特殊性出发，研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第三个阶段的特征为从金融中介等基础理论出发，研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治理机制与风险承担、市场约束与银行行为、董事会机制建设和行为以及银行监管治理等未来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希望引起与会嘉宾的研究兴趣。
济南大学管理学院的徐伟教授对控制性股东的治理风险进行了研究。徐教授认为股权集中是中国上市公司的典型特征，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是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在控制性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中，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成为现代公司治理风险重要之源。如何界定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规避股东治理风险，防止公司治理风险的累积和放大，形成和谐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中国公司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徐教授得出的结论是：风险损失、偏好、约束是影响控制性股东风险行为选择的要因，不同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机制对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作用不同，不同类型控制性股东的治理风险特征不同，外部治理机制对于中国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有重要的抑制作用，分散股权结构下控制性股东治理风险强度较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梁琪教授探讨了所有权、控制权与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问题。梁教授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从最终控制人的角度出发，所有权与控制权信息如何影响企业财务危机的预警？如何通过模型构建来体现反映最终控制人所有权信息与控制权信息对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间接影响？如何通过样本的选择来规避财务危机组和财务正常组样本的错配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危机发生的概率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力负相关，而与市盈率等市场指标是正相关的，财务变量与财务危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公司的所有权控制权结构。他认为由于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上市公司为了满足配股、增发等股权融资的要求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对于具有较高控制权水平的公司而言，其最终控制人很容易实现隧道效应和盈余管理，财务比率容易失真。而对于控制权相对分散的公司，最终控制人实现隧道效应的盈余管理的成本较高，因此财务比率要相对真实和可靠。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郝项超博士作了题为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金融危机冲击的演讲，总结了国际上对公司治理与金融危机关系的反思，认为公司治理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激励与长期目标不一致和监督不力，因此公司治理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而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受到的危机冲击较小，我们也需要对此作出总结。中国商业银行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改革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设立专业银行，设立国有独资银行，成立股份制银行和公开发行上市。郝博士认为商业银行的治理有自己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商业银行的股东权益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以及利益相关者治理都要优于非银行公司，信息披露治理要低于非银行公司，但经理层治理与非银行公司没有显著差异。
商业银行有其特殊性，所以商业银行的治理不能等同于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战略管理部的袁江研究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相关问题。他认为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大股东的国家不仅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股东，而且扮演者经济社会建设领导者、公众利益维护者以及银行改革主导者的角色，因此在事实上修改了现有银行公司治理理论对股东角色的基本假设。国有银行在一般企业角色、国家资本意志执行者与公共利益相关者角色之间存在冲突，他将此称之为”三元悖论”假说。但是商业银行的改革起点是化解金融风险，国有银行的三个角色存在利益一致性，袁江认为未来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保持国家对金融的全局控制力；注重保护存款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银行内部治理机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媛春博士研究了知识守护对企业分权制度的阻滞作用，她认为专家知识是专家获得权力和相应利益的基础，为了维护权力和利益，专家会采取一系列的行为对专家知识加以守护，知识守护会使企业下放权力这一制度安排无法获得相应的知识效率。知识守护不仅降低了知识的效率，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组织政治成本，单纯的权力下放并不能实现知识与权力匹配的效率。企业实现有效的分权需要一个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而不是孤立的权力下放。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高金窑博士做了题为信息质量、不确定性规避与截面证券收益的演讲，研究了信息质量不确定条件下的资产定价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实证支持。
齐鲁银行董事长邱云章先生结合自己多年的银行治理经验和齐鲁银行的公司治理实践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银行企业的文化是银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董事长及高管的文化素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党委在银行治理的既有角色，要引入能够适应本国文化的外资董事，银行治理不仅仅是银行内部的治理，还需要良好的国家宏观层面的公共治理。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的王志强副行长也结合中德银行的治理实践阐述了对银行治理的独特理解，她用中德银行具有特色的治理安排及其成效说明了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其公司治理模式不同，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适合企业发展的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
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与风险承担
银行监管问题是银行业改革的重要环节，银行监管不力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与会的专家学者就如何进行银行监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潘敏教授围绕外部监管与银行内部治理的替代和促进作用展开研讨。通过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潘教授认为，相比于制造业企业，我国商业银行拥有较大的董事会规模，但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水平均较低。这表明，银行业的内部治理机制较弱，所能发挥的内部监督作用有限；作为外部监管代理变量的银行风险程度变化与银行绩效变化显著负相关，自有资本充足水平变化与银行绩效变化显著正相关。而反映银行内部治理水平的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等指标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所以现阶段，中国银行业的外部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银行内部治理，在保证银行安全稳健经营的同时，有效促进了银行绩效的提升。潘教授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特别是应强化董事会在内部监督中的功能和作用。由于内部治理机制构建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当前仍要充分发挥外部监管在银行治理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
厦门大学金融系的何建勇博士实证研究了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信贷风险、监管约束与银行最优行为问题。作者认为，为应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负向冲击，中国政府启动了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宏观基调感召下，我国银行信贷投放总量急剧膨胀，银行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本金约束，但是在中国银行业信贷膨胀的同时，有关当局也在持续不断地提示信贷风险和强化监管约束。监管约束机制仅包括通常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而且还引入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存贷比约束。何建勇博士基于Chami & Cosimano(2001)提出的CC模型分析了资本松约束和资本紧约束下银行的最优行为，同时也研究了银行资本的决定因素，并特别指出了信贷风险和存贷比约束具有双重强化银行资本顺周期性的特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黄隽副教授讨论了商业银行资产规模、非利息收入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她以美国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银行规模越大，破产风险也越高；银行规模越大受到政府“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隐性保护越多，道德风险会刺激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银行的规模与涉足资本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和结构性产品的程度呈正向关系，这也增加了银行的风险。而过多地依赖非利息收入会给银行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银行监管部门允许商业银行使用比贷款更大程度的财务杠杆。黄教授还就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定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商业银行的客户主要是储蓄客户，对利润的要求不高，他们要求安全第一；投资银行的客户则不一样，风险承受能力大。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属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个不同的领域，商业银行需要改变泡沫时期的盈利模式，不应该远离或抛开为储户服务的使命，不能过度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钱先航博士在引入强制性治理概念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讨论了治理风险的度量问题，他认为治理收益包括四部分：公司绩效的改进和价值的提高，便利收益，决策水平的提高以及代理成本的减少；治理成本包括直接治理成本和间接治理成本两部分。将治理风险定义为公司的治理收益未达到治理成本时所造成的损失，进而讨论了不同层级的公司治理与治理风险问题，探讨了公司最优水平的确定，强制性治理与治理风险，自主性治理与治理风险以及在不同法律环境下的治理风险问题。考虑到治理风险的特性，曹教授提出以下防范治理风险的措施：监管部门需要实施适度、宽松的治理监管；加强监管部门与公司治理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公司要实施积极的自主性治理。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的张金清教授和吴有红博士认为监管资本强度对成本效率有正面的影响，严格的监管资本强度有利于降低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以及风险管理活动的成本支出；而业务准入监管对成本效率产生了负向影响，因为银行在业务经营范围上所受的监管多，银行就无法凭借混业经营获取成本优势，无法通过共享资源等途径充分挖掘营业网络的资源潜力，从而降低了银行的经营效率。
范博宏教授将中国的官僚体系视为一种公共治理机制，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外部公共治理机制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交互作用。通过实证研究，范教授认为，在我国，官员担任董事长与总经理的现象占上市企业的比例很大，并逐年上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如此。地方官员的升迁与当地经济的增长有很大关系，而他们扶植企业的政策要通过银行系统，因此中国官僚体系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治理与改革有很大影响。另外，官员素质在人事治理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范教授研究了官员被双规前后，他所管理辖区内企业融资能力的变化，企业长期贷款融资能力在有关官员双规后下降。官员是如何通过银行将资金输送到他们想要输送的企业，我们怎样设置一种机制防止这种现象发生，这是监管人员监管的重点内容。他还认为银行体系的治理是从上而下进行的，如果仅从体系下层进行内部治理，恐怕只能治标不治本。
四、外部环境与商业银行治理
新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从相对封闭、逐步开放到全面开放的全过程，外资进入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商业银行业面临的行业竞争程度更加激烈，外部市场治理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对我国银行治理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的何维达教授和于一博士做了题为外资进入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的讲演。外资进入能够刺激竞争，提高国内银行盈利能力，但其“摘樱桃”效应也可能增加国内银行风险行为。银行的稳健性是银行监管和银行改革的首要问题，作者运用Z指数作为衡量银行风险的统计指标，通过实证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与我国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引入风险投资者，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但是也增加了银行的风险，需要监管部门的谨慎对待。他们认为，未来商业银行改革应该由“所有权改革”转向“控制权重新配置”，要适度审慎推进银行业开放，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风险监管。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的金成晓教授和纪明辉博士总结了中、东欧的转轨经济国家商业银行改革与引入战略投资者给本国银行业带来的影响，在这些改革中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上升，国家持股逐渐退出，在战略投资者的主导下构建起现代银行治理结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是：能够形成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改善落后的薪酬制度，增强信息披露，加强外部治理效应。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基础产权制度缺失以及存在地方干预金融制度的体制，所以引入战略投资者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银行的公司治理。
随着银行外部治理环境的变化，银行治理的思想也在变化，2005年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明确地提出了“流程银行”的概念，来自北京大学的冯科副教授从流程银行的视角对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进行了研究。他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关注业绩表现，对经营风险考虑较少，第一大股东对银行的经营起到了监督作用，我国商业银行的薪酬设置不合理，对银行治理起到了阻碍作用，而银行业务流程的改进提高了银行公司治理的业绩。然后，冯教授从流程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应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难题的建议，他认为要建立以流程为基础的银行组织结构，分割银行权利形成权利的制衡，培养以客户为中心的流程银行文化，在银行治理现状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同时要审视商业银行本身的竞争优势，明确银行的核心业务流程，剥离低附加值的边缘业务流程，通过不断创新，提供给客户差异化的优质服务。
法律环境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环境，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特别是La Porta et al.(1998)的研究以后，关于法律制度对公司治理影响的探讨逐渐兴起。与会专家学者也讨论了该问题，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王倩博士探讨了不同法律环境下商业银行股权机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她通过采用不同法律环境的国际化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法律环境的改善没有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而是限制了银行的经营和投资行为，股权结构对于银行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
另外，银行业的开放加剧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外部竞争，同时国内银行业改革加速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中国科技大学的王金利教授和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薛健同学对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进行了测算。他们认为自2004年以来，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商业银行开始增加，从对生产力提升的贡献上来看，四大国有控股银行的生产力提升主要来自于规模效率的提高；其他股份制银行的生产力进步更多地是来自于技术水平的进步。同时他们用Malmquist指数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现状进行了分析。复旦大学张金清教授和吴有红博士比较了国内外两组银行效率测度值的均值和中位数，他们认为人均GDP水平越高，居民对银行产品与服务的需求规模越大、需求类型越丰富，这为商业银行拓展业务范围、调整资产配置提供了积极的外部条件，从而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同时非利息收入占比显著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