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正在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日益突出的重要地位，中国及亚洲如何进行结构调整，引领经济复苏，不仅成为本地区人们关心的焦点，而且也吸引着全球的关注。为了发挥侨校和名校的国际化优势，凝聚国内外智慧，为中国和亚洲的经济转型与发展献计献策，暨南大学和《经济研究》编辑部，以及日本立命馆大学、日本兵库县立大学、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泰国国立NIDA大学，于2009 年12 月5 日至7 日在广州举办了“后危机时代的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暨第四届亚洲经济合作与创新论坛”。
大会收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110余篇论文，30余位外国专家和60多名国内学者围绕金融危机影响与金融改革、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东亚经济合作与结构转型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
一、金融危机的挑战与经济金融理论的发展
在主旨演讲中，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莫纳什大学教授、暨南大学荣誉教授黄有光对传统的货币中性理论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在新古典完全竞争的理论框架下，货币是中性的，增加货币供给不会影响实体经济变量，只会影响价格，名义需求变动不会影响到实际产出和就业，因此金融危机并不重要。但如果厂商是处于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下，货币学派的结论就不能成立。按货币主义的结论，经济危机中名义总需求的下降不会影响总产量，也不会影响就业水平。而事实上，经济危机中名义总需求的变化会影响产量和就业率。因此金融危机是重要的，需要发展新的理论来加以解释。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教授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指出，金融危机给经济金融理论提出新的挑战与机遇。她认为实业资本(FDI)与金融资本(证券投资资本)在全球流动时在投资目标、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引发的结果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实业资本的流入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在哪个发展阶段，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的结论，对于金融资本不能完全成立，至少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证明。金融资本追求高风险和高收益，它不是通过投资实业、创造实业财富的增长来获取资本的社会的平均收益，如果金融资本过早地进入发展中国家，多半会造成当地经济的大起大落。
日本立命馆大学秦劼副教授构建模型分析了那种没有任何明显理由发生的市场崩溃现象。他提出个体投资者存在某种最低抵御线，一旦资产价格跌过这个底线，投资者的风险容忍度会急剧下降。因此在他的模型中，在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资产供应等方面有一个较小的不确定变化，就可能形成市场崩溃。他的模型显示，在市场溃败之后，资产价格会在低位徘徊并且具有比溃败前更加高的波动率。
暨南大学莫扬老师认为窖藏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基于CCAPM模型风险报酬仅来源于与消费波动相关的风险这一结论，永久性窖藏作为一种消费品也应当获得风险溢价。因此，股权溢价应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于消费的风险溢价，另一部分是基于窖藏的风险溢价。他用一个交换经济的模型证明了这一结论，并以美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基于自然储蓄的风险溢价的存在，以此可缓解CCAPM模型遭遇到的实证难题。
广东金融学院梁涛老师在分析衍生金融工具给现代公司理论带来的挑战时指出，传统上公司法以股权至上为基本原则，并为此进行了系列制度安排。衍生金融工具的广泛应用，使股票与债券等原生金融工具蕴含的收益与风险要素得以重新打包组合，满足投资者个性化需求。但是附着在这些原生金融工具上的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却未能完全一一对应地转移，使得股权与债权的界线逐渐模糊，形成公司法对投资者保护的缺口。公司法应该对这些新型的交易关系进行确认，调整保护对象和范围，容纳更多与公司发展攸关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
暨南大学叶德珠副教授从消费文化与消费行为偏差的角度切入讨论了金融危机根源。他提出在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模型框架下，可用自我控制认知偏差因子对消费文化进行经济学技术表达，自我控制不足代表欧美消费文化，自我控制过度代表儒家消费文化。这两种认知偏差都会使居民长期消费计划与实际消费选择产生时间不一致，可逻辑一致地同时解释消费过度和消费不足两类消费现象。在模型结论基础上，利用全球48个国家3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表明自我控制认知偏差程度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东亚国家刺激内需政策应该跳出传统财政补贴思路，针对消费认知态度进行干预才可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二、亚洲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教授着重谈到了目前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好还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好的争论。虽然在一个完全自由贸易的理想世界中应该是全球性的合作，没有必要进行区域合作；同时人们担心过多地强调区域合作关系，可能会对贸易秩序造成新的扭曲。但是，在金融危机来袭后，有效的区域合作却能迅速地抵御经济下滑风险。特别是，当前即将启动的中、日、韩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并未得到重视，这个自由贸易区将是下一个高速增长的黄金区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教授对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深入讨论。他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突出地表现为美欧的过度消费和东亚的过度储蓄与生产。在后危机时代，由于美欧消费需求减弱等种种原因，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必须向内需主导型模式转型。但每个东亚国家要想单独实现经济转型均十分困难，由于东亚经济的多样性和贸易创造效应等因素，通过经济一体化可以更好更快地促进东亚经济向内需主导型模式的转换。
韩国釜山大学Lee Hye Yong教授比较了政府资本与私人资本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特点。他认为政府资本的边际收益要远小于私人资本边际收益，两者在泡沫后要比泡沫前低得多。特别是在危机后，政府资本边际收益是负的。在泡沫后期，私人资本基于空间效率进行配置，而政府资本则依据空间公平原则进行配置。
韩国釜山大学Lee Jiyeon博士分析了国家竞争力与该国管制水平之间的关系。用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国家竞争力受管制水平指数、人均GDP、研发投资等影响。因此，需要改革那些阻碍合作的管制政策，实行更友好的管制政策对提高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韩国釜山大学Lee Yeonjeong博士探讨了产业转型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他以釜山市为案例，证明了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促进城市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去工业化或者说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倾向日益明显。他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服务业、再分配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和个人服务业，发现后两者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正面作用，前两者关系则是负的。
另外，Luangaram教授、Luu Ggoc Thi Bich博士、Luquingan博士、Kim Gihong教授分别对泰国、越南、菲律宾、韩国等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进行了分析。
三、环境管制、资源约束与经济增长
日本兵库县立大学北野正一教授指出,由于资源的稀缺,未来一些战略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率的顺序会表现为：石油、畜牧产品、谷物、木材、工业品。今后中印等国经济增长会推高这些工业原材料的价格，从而增强林地、农业、草地到饲料用农地的转换压力，导致有机物生产力的下降，导致沙漠化，为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应导入农、牧、林复合经营模式。
美国东伊利诺依大学的李惠副教授讨论了低收入国家的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她指出在低收入国家中，资源约束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低收入国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有效地吸引外国投资。但如果资源来自于农业和食品，则资源与增长成反比。对资源的依赖会成为吸引FDI以至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即所谓的资源诅咒。
暨南大学的梅林海教授、范阳东博士从企业向自组织管理转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与模糊性，从培育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机制入手，探讨企业环境外部性问题的内化途径；以培育与发展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为目标，建议综合制定环境政策，适应不同企业处于不同环境管理自组织水平的需要；根据企业环境管理自组织水平，相机抉择地实施不同环境政策，实现提高环境政策的有效性。
日本日命馆大学市川一夫教授探讨了21世纪在审计与会计系统中如何处理环境问题。随着环境重要性的日益提高，审计与会计系统也需要相应随之进行变革。需要考察企业或政府决策对环境影响的度量。需要重视和更准确测量企业行为对环境影响，从而更全面评估经济增长或商业行为的实际成本。
暨南大学王兵副教授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卢恩伯格生产率测度了节能减排下中国30个省份1998—2007年的环境效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份，并对影响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结论是：能源和水资源的过多使用以及二氧化硫的过度排放是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环境效率较高的省份均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高于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市场全要素生产率还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低于东部地区，节能减排对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排名有显著的影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FDI、结构因素、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对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江西财经大学杨飞虎副教授根据索洛余值法及C-D生产函数原理，细致地估算了1952—2008年间中国总量生产函数及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为投资驱动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提高人力资本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必由之路。
暨南大学刘逸琪等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度了1998—2007年间长三角16个城市的生产率指数，并在忽略和考虑环境管制等不同条件下对其分解因素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各种情形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考虑实施环境管制后，不仅不会导致生产率增长的减缓，相反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且这些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的提升。因此，将环境因素纳入决策者制定经济增长目标与策略的考虑范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四、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与发展
兵库县立大学荻原教授讨论了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中商业银行之间资金流动规律与启示。其实证分析表明在加入WTO后，四大国有银行成了资金的净借出者，其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成为净借入者。不排除从四大国有银行流出的资金被用于高度投机，从而金融机构中介职能被削弱，这种状况极容易增加金融脆弱性。
泰国国立NIDA大学Jun Jiang博士提出了一个两时期最优分红决定模型，利用上海证交所和纽约证交所的数据进行了测试，得出的结论是，影响最优分红决策的有六个因素：资本结构，企业分红增长率计划，市场回报，债务融资的税盾力度，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管理层的投资战略。
暨南大学杜金岷教授选取我国境内上市的七家银行，从赢利性、资本充足性、资产质量、经营效率、流动性风险以及成长性几方面，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这些银行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银行公司治理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董事会规模与银行综合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国有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激励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张健康副教授探讨了在有银行破产可能概率下的最优储蓄契约。他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银行利用短期资产在不同时期转移资源以最大化其效益，而储户的福利也因此得到增加。
暨南大学蒋海教授从治理机制角度分析了商业银行最优激励设计问题。他指出，因受到严格监管，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及其激励契约安排与一般企业存在明显差异，两个最主要特征是多重委托代理和多任务性。在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框架下，他分析了银行治理中激励契约设计的最优条件和次优条件，并以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上市银行普遍建立起了与银行业绩挂钩的报酬激励机制，但忽略了与风险控制相联系的激励约束机制，上市银行在经营业绩和风险控制双重任务的选择上更加偏好前者而忽略后者。监管当局尚未建立起与风险控制相联系的正向和负向激励约束机制，这样的薪酬契约安排可能导致高管将过多精力放在经营业绩上，而忽视在银行风险控制方面的努力。
暨南大学梅林海教授、李坪博士运用经济动态效率模型理论，对广东省1992—2007年经济动态效率进行分析，发现广东经济整体上处于动态有效状态，但分地区考察则发现山区五市2003年以来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而这一状态随着广东“双转移”的实施将得到改善。
华南师范大学张勇副教授采用非自愿超额准备金率的增长率作为流动性状态的衡量指标，运用动态模拟方法和门限向量自回归（TVAR）模型，考察了中国商业银行系统非自愿超额准备金率增长率周期性波动情况和不同流动性状态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他的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在外汇占款、银行业贷款以及贷款利率的综合作用下，流动性状态发生了过剩与短缺之间的周期性交替转换，并且流动性过剩状态与短缺状态相比，货币政策传导的产出和价格效应均有所弱化。
暨南大学谭政勋副教授对中国房地产投资泡沫和房价泡沫的实证分析发现，以2005年为分界点，中国房地产业投资和房价发生了结构性突变，从那以后中国住宅不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更具投资性甚至投机性的金融资产。他利用加入房价的IS-LM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房价泡沫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消费投资失调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最后利用加权二乘法、分位数回归分析了不同分位数水平下房价对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越来越明显。
暨南大学沈军副教授提出，作为金融虚拟性的最突出代表，金融衍生品既有正向功能，也有负向功能，何种功能的发挥取决于存在何种金融生态环境，最终体现于金融效率。他进而提出了衡量中国金融衍生品虚拟性的指标，测算了中国金融效率，对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衍生品虚拟性的效率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提升了中国金融衍生品虚拟性程度，但中国金融衍生品虚拟性的效率效应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