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广东商学院联合主办，广东商学院经济贸易与统计学院、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承办的“金融稳定与产业发展论坛”于2009年12月19日至21日在广州市召开，来自全国39所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著名经济学家共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
论坛开幕式由广东商学院经济贸易与统计学院院长叶祥松主持，广东商学院院长王华和《经济研究》副社长张永山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欢迎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前主编刘树成作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的主题报告，唐未兵、王利民、董小麟、李新家教授作了主题发言。《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作了学术总结报告，广东商学院副院长王廷惠致闭幕词。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分别就宏观经济走势与经济结构调整、金融稳定与产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与增加就业、农村机构改革与农村经济组织创新以及区域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宏观经济走势与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树成教授从国内经济走势分析、国际经济环境分析两个方面对2010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走势进行了研判。从国内经济走势来看，他认为2000—2009年是中国经济周期的“第十轮周期”，2010年经济回升，进入第11轮经济周期，总体上看，经济发展环境好于2009年。同时他强调指出，2010年面临经济回升的内在动力仍然不足、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农业基础仍不稳固、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大、就业形势仍然严峻等挑战。必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灵活性，一方面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不变，另一方面亦需适当进行微调，努力延长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从国际经济环境分析来看，他认为，一方面，如果国际经济金融领域不发生意外事件，预计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亦会好于2009年。国际贸易和投资将呈现恢复性增长，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可能结束衰退，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的表现可能会好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2010年也存在着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对实体经济的制约仍然很大、各国政府刺激政策的退出难于协调、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以及美元汇率震荡有可能加剧、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压力增大等不确定因素。最后，他特别指出，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宏观调控政策、扩大消费、控制通货膨胀、加速城镇化和稳步发展房地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大做强我国经济等十个方面搞好2010年经济工作。
经济结构问题是宏观经济及其运行的重要方面，这一问题也成为论坛讨论的焦点之一。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徐长生教授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有三个层次：表层是需求结构失衡——消费、投资、出口的失衡；中层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工资与利税分配关系的失衡；深层是生产结构失衡，即粗放型增长方式——中国高速增长模式(资本积累模式)的后遗症。他建议，结构调整应是需求结构、分配结构、生产结构“三位一体”的全方位调整。一是表层调整：扩大消费，由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二是中层调整：结构型财政政策，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三是深层调整：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生产率，转变增长方式。山东大学商学院张东辉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投资亢奋、外贸反弹、消费增长、政府财政收支也快速扩张。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多年积累的以房地产、股票、资源能源为代表的资产泡沫也得以延续并继续膨胀。解决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从目前来看，首先要搞好内外综合平衡，使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增长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协调。深圳大学曹龙骐教授认为，结构调整这一“老问题”已成了现阶段的“新难题”。要破解这一“新难题”，首先要有新理念，特别是不要简单地用所谓的“中国模式”替代“市场经济模式”，这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容易模糊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同时，他提出了树立“大市场”战略、塑造功能区和城市群战略、培育现代服务业战略、拓宽货币资本流动战略、实施民生工程战略等破解“新难题”的五大战略。
二、 金融稳定与产业发展
金融稳定与产业发展是本次论坛重点探讨的问题，与会代表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
(一)关于对金融危机与金融稳定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研究员认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不仅是一次通常发生的“商业周期”的衰退，而且是一次结构性危机。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复杂深刻的变化必然反映到经济学领域，已经引起各学派之间罕见的激烈争论。西方经济学走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同样面临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周期性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局限性的概括性结论是指导我们研究当前危机的科学方法，但不能以此取代对本轮大危机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具体历史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徐茂魁教授等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受到负面影响，为了改善经济不断下行的局面，中国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传统的西方货币政策理论中，凯恩斯最早提出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的流动性陷阱中无效。但是，由于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百年发展，流动性陷阱的条件已经改变，当前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广东商学院胡学锋教授提出一个基于IMF—FSI框架的金融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次贷危机的启示下提出两个反映资产价格变化与国际环境影响的子指标集作为对原IMF的改进，以期得到一个更为全面和有效的指标体系。广东商学院邹新月教授在对影响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宏观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基础上，建立股指波动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货币供应量、利率水平、国际收支之间的动态拟合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提出可持续经济增长、稳定汇率政策、合理货币政策、完善监管制度是避免金融资产价格不正常波动的有效措施。北京大学冯科教授提出了加强现金监控、维护金融稳定的观点，认为一方面现金投放量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现金漏损严重，主要表现有地下经济猖獗、人民币海外流失和腐败引起的现金漏损。通过建立现金投放量模型，对未来五年现金投放量预测，认为现金投放回笼应积极为经济发展服务，强化现金投放回笼的监测系统，不断深化货币的电子化程度，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和为人民币国际化做好准备。广东商学院的唐俊教授基于风险溢价的方法对我国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和经济增长选择进行了研究。他根据我国近30年来经济增长的数据，从风险溢价的角度，应用风险溢价的确定性等价概念，计算宏观风险的大小；将风险与社会群体风险偏好结合起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风险控制政策与适度经济增长的问题；并通过对社会群体中风险偏好的分析，确立适度的经济增长的范围。广东金融学院黄河清教授从信用稳定的角度发表了信用稳定系统与金融稳定关系相关性的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李巍、张志超等从基于服务业FDI流入的视角分析了影响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因素及阶段性特征，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上海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不产生显著性影响，说明目前国内宏观政策当局的调控措施成功规避了FDI流入可能产生的资产泡沫风险。但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复苏时机错综复杂的判断，政府应继续对各类以FDI名义流入的短期资本加以必要的管控；将利率维持在一个合理的低水平，努力烫平国内宏观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以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二)关于产业发展
天津财经大学李腊生教授等认为，中国政府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振兴计划已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趋稳回升。因此，如何利用政府投资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则是当前所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他们从行业分析入手，在分别对各行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及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一定经济增长水平下就业规模最大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探讨了利用政府投资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方案。
山东大学鞠晓生等探讨了企业升级的另一个层面即企业总部迁移。他们从分工的视角解释企业升级,用分工网络效应产生的交易效率改进来概括外部环境对企业升级的影响，动态分析了交易效率与企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升级的快慢由企业高技术投入品的交易效率改进速度决定，企业总部迁移是企业为获得较快的交易效率改进速度而派生的结果。实证分析表明这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表现出的一般特征，同时有助于重新认识我国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的经济内涵，对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也具有政策意义。
广东商学院晏宗新教授等以研发主体与区域创新环境之间的关联来考察区域创新能力。以广东经济数据为基础的回归分析表明，对于改善区域创新环境而言，企业研发效率最高，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研发效率次之，高等学校研发最差。因果检验进一步表明，企业研发与工业相互推动，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研发受到工业和企业研发的负向拉动，高等院校研发只是单方向推动工业发展。最后，他结合广东区域创新系统的特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广东商学院周松兰教授对产业关联度理论沿革与应用实践做出概括之后，重点阐述了产业关联度分析的模型公式和应用方法，为分析一国或多国产业间的生产波及效果、产业关联度和产业关联整体效果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框架。广东商学院屈韬博士、叶祥松教授从技术引进、R&D支出、FDI投资三个路径研究技术外溢对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认为吸收外溢能力是影响我国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因素。不同投资来源国技术转移的层次和路径均不同，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也有所差别。中国现有的吸收能力与零部件进口的技术相匹配，零部件进口是技术外溢的重要路径。但源自欧美国家的零部件进口不足，FDI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不明显。国内现行技术存量低于资本品进口的技术需求，难以消化吸收资本品进口的技术外溢。当务之急，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装备业的研发投入，增强知识存量，另一方面应扩大从欧美国家的零部件进口，减少贸易摩擦，扩大技术外溢的来源。
西南财经大学王欣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2007年我国各省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确实受到教育发展、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等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在同质经营环境的条件下，各省的技术效率并不低下，且区域间差异较小，但规模效率成为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瓶颈。广东商学院袁建文教授对广东省与台湾地区的经济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广东省正在逐步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优势继续保持，电子信息工业等在广东省和台湾地区均是重要产业，其拉动作用大，但要注意均衡发展。西北大学王凤博士等对国外企业环境责任动机研究新进展进行了描述，并针对国内研究文献中的不足，尝试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三)金融稳定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广东商学院叶祥松、晏宗新教授把金融危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概括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由实体经济的“物质关系”到虚拟经济的“价值关系”的根本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国际产业转移而将金融服务业和掌控高附加价值环节的经济活动作为其主要的经济活动，经济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世界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支配权利和通过金融工具交易直接获得巨额收益，由所谓金融“创新”造成虚拟经济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吸引包括发达国家银行和企业的大量资本投资，通过承接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产业，融入了全球化经济中，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发达国家通过虚拟经济工具以及对实体经济高端环节的控制，制约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因此，在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中，选择我国产业竞争与管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暨南大学陈林博士认为，金融危机背景下东莞的产业转移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东莞市作为珠三角老牌工业强市，经济的先发优势与经济辐射力较为明显。随着广东省产业转移战略的铺开，东莞所面临的产业转移政策动力与资源瓶颈效应也较大，实施产业转移战略迫在眉睫。但是始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东莞经济及产业转移战略造成了一定的外部冲击。在这种经济环境和制度背景下的东莞产业转移的实施为产业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证素材。
三、产业转型升级与增加就业
产业转型升级是目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就业增长是改善民生的基本前提。浙江工商大学钱水土教授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分析了浙江、广东等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经济结构、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阐述了这些地区以低附加值产品大量出口的经济结构具有的脆弱性，提出东部沿海地区要走出金融危机困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长期以来依靠低工资、低成本、低价格的经营方式，加快改变以低附加值轻加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新产业。
天津财经大学李腊生教授以1985—2008年的相关实际数据为样本，经过相关的计量经济分析，分别得到我国14个行业的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经验模型，利用行业经验模型的稳定关系构建了既定经济增长目标下就业量最大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并依模型的解测算了我国产业结构最优化的结构特征及其优化路径，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各行业的经济增长效应较稳定，但就业效应差异巨大；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极其不合理，产业结构优化为我们实现充分就业目标预留了巨大的空间，合理的产业结构最多可吸纳109047.4万人就业，这一数字是当前我国实际就业人数的1.39倍；我国现实的投资结构与合理产业结构所要求的投资结构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工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存在着明显的投资过度倾向，而农林牧渔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等行业则存在严重投资不足的问题；我国经济结构虽然仍保持着较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但经济发展过程已整体上进入到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新家教授则认为，调结构、保增长、促就业，必须扩大消费需求，并提出了构建和完善从各方面有利于扩大消费的十大机制：形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适应的良性互动机制；促进企业创新，形成与扩大消费相适应的企业引导机制；以扩大消费为目标，完善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收入分配机制；加强消费市场建设，完善有利于实现消费与生产平衡发展的市场机制；扩大和完善消费信贷服务，构建有利于扩大消费的金融服务机制；全面改善消费环境，构建和完善消费环境调控和建设机制；促进新型消费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和完善消费引导机制；调整公共消费结构，规范公共消费秩序，建立和完善公共消费调控机制；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和完善农村消费增长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协同机制。
四、农村政府机构改革与农村经济组织创新
产业发展是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其中，如何通过农村机构改革和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推进农业发展引起热烈讨论，为会议递交的论文也多达十多篇。关于农村经济组织创新，近20多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大批农业产业组织，其发展速度之快，组织形式之多，是世界历史舞台上所罕见的。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胡剑锋教授通过构建一个包括内外交易成本的理论分析框架，综合考虑组织外部的交易成本和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对我国多种农业产业组织(如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行业协会+农户)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抽象出影响组织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合理解释了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的演进机理和互动机制。广东商学院叶祥松教授、徐忠爱博士认为，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从契约规制的视角，基于农产品交易特征和交易环境，可以划分为市场驱动型、基地带动型、合作经济组织联动型、专业协会推动型和股份合作型等五种组织形态，并从组织构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对各种组织形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比较，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合理的产权配置结构和有效的声誉机制相互补充、共同作用，使得股份合作型组织形态具有相对合理的组织构架和稳定的治理机制，是我国未来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广东商学院叶祥松、王朝辉教授通过对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发展演变的具体分析，指出了发展的局限和问题，进而认为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需要新的创新要求、原则和目标，探索新的创新路径和模式，并提出“农联模式”这一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对这种组织的构架、运行机制也进行了具体描述。
农村机构改革是推进农业发展和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基础。广东商学院叶祥松、喻卫斌教授认为，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和目前乡镇政府职能的现状看，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取向及其定位应从“管理型、全能型、命令型、人治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有限性、调控型、法制型”政府。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需要引入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农业生产的进入退出问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广东商学院梁碧波教授分析了美国农场经营的进入和退出的历史及现状，剖析了美国农场退出经营的背景、原因以及退出经营的方式、渠道、限制和退出效应，认为农业经营的退出与农场规模、农场主年龄、性别和种族、农场经营的时间相关。他还对美国农业退出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运作效应及其经济学意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从比较的视角提出了我国建立农业退出机制的现实意义。
此外，还有些学者对区域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董小麟教授回顾了1978年至2008年广东经济发展历程，并预测广东经济未来发展趋势，认为当前广东经济具有的特点是：第三产业增长稳定，抗危机能力较强。除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外，与其它省区比，现阶段广东省第一产业比重最低，第三产业比重最高。同时，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相当比例的人口从农业转而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广东民营经济的成长性凸现，民营经济增长率明显加快；广东科技进步呈加速态势，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显著增加；工业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出现新的增长格局。从粤东和粤北山区情况看，经济增长已明显快于珠江三角洲地区，2009年1—10月，两地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5.5%和15.4%，而珠江三角洲是6.5%，其原因既有珠江三角洲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特别严重的影响，也有广东省积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实行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战略的效应；广东外经贸大省的地位没有改变，自1986年起，广东外贸进出口总额连续23年位居全国首位，2009年1—10月，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广东的进出口贸易，但在全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还高于2008年，达到27.47%，其中出口额占同期全国的29.69%。浙江工商大学钱水土教授对浙江和广东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暨南大学陈林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李巍等分别探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上海市的经济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