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7日，第二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本届论坛由经济研究杂志社、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共同发起，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来自全国高校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出席了本届论坛。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叶初升教授主持开幕式。他指出，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唯一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代经济学分支，也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实践发展的70年告诉我们，中国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的70年告诉我们，发展经济学也需要中国。以“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在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重镇的武汉大学召开，具有特别的意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霄鲲、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杜晓成、《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刘霞辉研究员为本届论坛分别致开幕辞。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霄鲲介绍了武汉大学的学科建设、科研和教学实力。李霄鲲指出，武汉大学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底蕴。1893年成立的自强学堂设立方言、算学、格致、商务四门课程，其中的商务课程就是经济学的前身。蕴含着珞珈美学的学术文化是武汉大学的坚硬内核，武大学者在“珞珞如石，光辉如玉”的性格中磨砺学术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是历史赋予当代学者的责任。本论坛致力于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汇聚成果，为武汉大学“双一流”建设做出贡献。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杜晓成在致辞中指出，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需要新思路、新方法，以激发新的经济活力。本论坛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致力于建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借助此次论坛，专家学者能够进一步沟通交流、碰撞思想的火花，用中国的发展经验推进发展经济学的创新，用新的发展理论演绎中国的发展故事。

  《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刘霞辉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此背景下，发展经济学既作为一门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又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论坛将深入探讨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实践，用新的发展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激发新的经济活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复兴。
  开幕式结束之后，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刘霞辉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郭熙保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教授为本届论坛带来了五场精彩的主旨演讲。主旨演讲分上、下半场，分别由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卓教授和罗知教授主持。

  韦森教授主旨演讲的主题是“财政赤字与长期国债”。首先，韦森教授对明年中国的财政赤字情况和经济增速进行了展望。韦森教授指出，2012年后，国内经济持续下行。一方面，政府启动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督查力度，导致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仍然在快速增加，尤其是在教育、社保方面的支出，导致财政赤字加大。此外，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也比较突出。在国际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外贸出口下降，民营企业信心不足、投资下降、资产转移，外资企业撤离、不再追加投资。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期，财政赤字情况严峻，债务风险隐患犹存。为了应对潜在的经济下行风险，韦森教授提出了三项具体建议。第一，压缩政府行政开支。缩减政府行政和机关单位行政经费支出,缩减教育和科研经费支出。第二，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更注重效率和必要性，不以保增速为政府投资的主要目标。减少政府推动的基建投资有利于减少中国经济整体的杠杆率，降低长远的金融风险。第三，加大国债发行。从中国政府债务的构成情况来看，与地方债相比，国债的规模并不大。加大发行国债有利于规范央行的增发基础货币行为，有利于缓解地方政府财政的极端不平衡，有利于为居民投资创造稳定的财富增值渠道。

  刘霞辉研究员主旨演讲的主题是“中国式增长的逻辑——集中资源，分工深化与干中学”。刘霞辉研究员首先阐述了他对中国式增长的理解及其背景。中国式增长描述的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从中速增长转向高速增长，从封闭转向高度开放，具有区域间的高强度竞争特点的一种非均衡的增长。刘霞辉研究员指出，伴随发展的中国式增长的逻辑主要有三条：一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的套利行为引发的资源集中。在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通过剪刀差政策集中资源，导致个人、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激励不相容。在市场经济时期，实施了价格双轨、区域双轨和企业所有制多轨等政策，个人、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形成激励相容的机制，企业有了做大做强的动力。二是市场拓展引发的分工深化。三是中国式干中学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加快，资本沉淀过多。

  郭熙保教授主旨演讲的主题是“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郭熙保教授指出发展经济学的当代发展趋势具有以下特点，分析对象和问题微观化倾向显著；制度、文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思路更为突出；从全球化视角考察发展问题的趋势愈发明显；发展政策绩效的评估与实验方法流行。随后，郭熙保教授又讨论了随机可控实验方法的意义与作用，以及学术界对随机可控试验方法的赞誉和批评。最后，郭熙保教授总结了对发展经济学微观化倾向的评论，并指出21世纪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应该在中国。

  万广华教授主旨演讲的主题是“中国减贫战略转型及其面临的挑战”。首先，万广华教授从理论、实践和政策层面阐述了研究贫困问题的意义。一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贫困是进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二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贫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贯穿国际组织和机构发展历程的使命。三是从政策的角度看，贫困是政府工作的核心问题，许多国家都将包容性增长作为发展战略。但是，国内的高质量贫困研究仍然欠缺。接着，万广华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减贫研究是否应当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型。基于国际和国内对比的视角，万广华教授介绍了世界银行计算的国际绝对贫困线指标（1.9/3.2美元）和国内绝对贫困线指标（按2010年价格2300元）。无论是从国际指标还是国内指标来看，中国的减贫工作都创造了伟大的奇迹。进一步，万广华教授介绍了衡量相对贫困的指标，据此来评价中国的减贫工作程度。万广华教授指出，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型给国内的贫困研究带来了诸多挑战。国内的贫困研究采用3.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指标，有利于引领国际减贫事业的发展。综上所述，万广华教授认为，对中国而言，在贫困研究中采用相对贫困指标为时尚早。

  甘犁教授主旨演讲的主题是“激励相容的田野实验”。首先，甘犁教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引擎的灵敏程度降低，这一趋势主要反映在人口红利的消逝、出口增速的下降、固定资产投资边际收益的下降中。另一方面，中国出现了国民储蓄率高、收入的基尼系数较高的特有现象，而且这两个现象密切相关。但是，中国的社会支出程度仍然较低，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仅为2%，远远低于OECD国家；现金转移支付补助总额占GDP的百分比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鉴于中国社会的差异性远远大于OECD国家，而且当前中国二次分配覆盖范围较小，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和减贫能够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增长红利。针对居民的直接转移支付能够缩小收入差距，增加消费，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其次，甘犁教授详细介绍了其团队2015-2016年在四川省乐山市进行的激励相容的现金转移支付实验，包括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和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两个实验均入选2019年全球“大国攻坚-精准扶贫110个案例”。结果发现，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显著提升了参与实验的家庭的工作时间、劳动收入和消费。
在互动交流环节，各位学者针对发展经济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7日下午，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开设了 “环境、政策与发展”、“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企业治理与产业发展”、“农业、增长与发展”等12个分论坛。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运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把握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就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坚战，推进高质量发展等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讨论。

  本届论坛还组织了三场“谭崇台发展经济学讲座”，分别由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教授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甘犁教授主讲，讲座主题分别为《货币与商业周期：老话题，新意义》、《发展经济学何去何从：基于中国经验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和《尚未释放的中国经济增长红利》。
  本届论坛的闭幕式由下一届论坛承办方代表，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敬教授主持。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叶初升教授进行了主题为“当发展经济学遇见中国”的闭幕演讲，以回应本届论坛的主题。

  在闭幕演讲中，叶初升教授以时间为主轴，在时间、实践和理论的三维空间中，勾勒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足迹与发展经济学理论演进的脉络，力图从两条起伏交错的历史线索中探索发展的逻辑，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映照中，阐释将中国元素融入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之中，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意义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现实意义。他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发展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后被引入中国，对中国经济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新中国70年实践既有教训，更有大量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去分析、概括和提炼。叶初升教授认为，在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意义上，新中国70年实践具有理论建构意义的中国智慧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发展动力的激励，这是构建发展经济学微观基础所需要的经验事实；其二，抗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稳定发展能力，或发展韧劲，这是发展经济学尚未研究的盲区；其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内生性，这是完善发展经济学核心理论所需要的经验事实；其四，减贫发展，这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从认识贫困向改造贫困推进的实践基础。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经济实践，从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经验事实中探寻发展的逻辑，从新时代中国发展故事中凝练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理论，将会把发展经济学从由贫变富的发展理论，进一步拓展为由富变强的发展理论，从而揭开发展经济学在中等收入阶段新的一页，开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中国时代。
  至此，第二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各位专家和广大参会代表均表示，此次论坛学术氛围浓厚，内容丰富多彩，为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的高水平平台，期待在下届论坛再次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