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二十五：金融理论与应用4

    2017年9月24日上午，分论坛二十五“金融理论与应用4”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503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邓可斌教授。南开大学金融学院王道平、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邓可斌、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李世刚、清华大学徐璐、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陈海强为本场分论坛带来精彩的报告。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王道平报告的题目为《中国系统流动性风险：测度与宏观审慎监管》。作者测度了我国2006年至2016年的系统流动性风险状况，考察我国系统流动性风险变化的周期性特征以及在时间维度上我国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的同周期性问题，并测度了各机构对于我国系统流动性稳定的重要程度，对我国系统流动性风险重要机构进行了甄别。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提出的仅包含资产负债表信息的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流动性监管指标，既包含资产负债表信息与市场信息的基于市场的净稳定资金比例以及基于CCA模型测算的流动性风险期望损失期权价值能够更好地反映我国系统流动性风险真实状况；此外，就时间维度而言，我国系统流动性风险存在显著的周期性特征和同周期性问题，就空间维度而言，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重要性最大、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次之、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重要相对较小。基于此，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关于我国系统流动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问题，包括关于我国系统流动性风险的逆周期监管及其有效性问题、以及加强系统重要机构监管等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邓可斌报告的题目为《宏观经济政策与股市系统性风险——宏微观混合β估测方法的提出与检验》。转型经济环境下股市系统性风险与宏观经济政策紧密关联，但这一关联如何才能准确测度仍未知，这亦导致了CAPM在我国股市的失效。作者首先提出了一种同时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股市系统性风险估测方法（宏微观混合β估测方法），发现其能够更好的解释和预测股市系统性风险的变动，证明忽略宏观经济政策因素的已有估测方法会显著低估系统性风险。其次，作者证明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因素在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方面均有重要决定作用：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均能有效地降低我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最后作者提供了股市系统性风险价格的结构转换的检验方法，发现近十年中我国股市的系统性风险价格存在着2012年2月与2014年9月两个主要结构转换点，相应的两个主要系统风险结构转换点则为2012年8月与2014年12月。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李世刚报告的题目为《股市波动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基于中小企业融资视角的考察》。作者利用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当地股票成交量增加，会导致本地企业的资金可得性下降；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本地股票成交量的波动不会影响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融资可得性。进一步，本地股票成交量的增加，会导致本地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投资和总产值增速下滑，而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不受影响。
    清华大学徐璐报告的题目为《银行业竞争与市场风险偏好选择——竞争政策的金融风险效应分析》。作者基于空间竞争模型，探讨银行贷款市场的竞争博弈和企业家的风险选择行为，由此分析市场均衡的贷款利率以及企业家风险偏好水平。研究表明：市场集中度下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加剧都会降低均衡贷款利率，减弱企业家的风险偏好选择行为，使得银行经营风险下降、稳健性增强；从社会福利角度分析，虽然竞争可能损害银行业的经营利润，但通过大幅提升存款者收益以及企业家盈利使得社会总福利提高。总之，强化竞争政策与加强竞争性金融监管可以有效降低市场综合风险，提升社会福利，实现效率和稳定的双赢。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陈海强报告的题目为《股东网络与崩盘风险传染：基于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股东网络结构对股票市场风险传染尤其是极端情形下的崩盘风险传染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作者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3至2016年十大股东数据，构建了A股市场主要股东网络。具体而言，当两个上市公司拥有一个或多个共同的十大股东，则在股东网络中定义为相邻的股票。作者还利用个股回报率数据计算了回报率负偏度和股价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波动率的差异作为崩盘风险的测度。作者通过面板回归分析，发现个股的崩盘风险与其在股东网络中的重要性存在正相关，同时，相邻个股的崩盘风险也会显著增加个股本身的崩盘风险。作者据此认为市场过度密集的股东网络关系可能加重市场的崩盘风险传染，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效应也使得投资者应该警惕股东网络带来的风险传染，监管机构可以通过一定的监管措施，如增加股东信息透明度、适当降低交叉持股等来降低股东网络造成的崩盘风险传染。
 

分论坛二十六：金融理论与应用5

    2017年9月24日上午，分论坛二十六“金融理论与应用5”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217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蒋佳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易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李双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周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胡振为本场分论坛带来精彩的报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蒋佳伶报告的题目为《社会网络、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作者运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极大似然方法，研究了社会网络对京津冀家庭正规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资源越广的家庭，其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概率会提高，其配置于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的比例会增加。这一研究结果揭示了社会网络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及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正向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易祯报告的题目为《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人口结构悖论：来自递延储蓄和替代效应视角的解释》。作者发现：少年人口占比显著提高金融资产收益率；中年和老年人口占比表现为负向影响。这与生命周期理论的思想相违，可谓之金融资产收益率的人口结构悖论：为什么少年人口占比反而推高金融资产收益率？作者随后从递延储蓄和替代效应的视角对这一发现作出了解释：（1）少年人口的“递延储蓄”需求才是决定储蓄的关键。出于预期和远期储蓄的考虑，相对于中老年人口而言，“少年强则储蓄强”，少年更能引起储蓄及对金融资产的需求。中老年人口自身比例高则相当于“利好出尽”，对于储蓄增量的贡献有限。（2）房产为代表的非金融资产分流了金融资产收益率，替代金融资产市场发挥蓄水池作用，影响了金融资产收益率的生命周期特征。作者还基于人口学视角，对中国未来的股市收益率作了预判。基于中国人口结构预测趋势判断，中长期内资产收益率上升通道关闭的可能性很大。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李双建报告的题目为《社会信任、财富效应与家庭股市参与》。针对我国家庭股市参与率不高这一现象，作者基于社会信任视角，理论上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家庭股市参与的影响机制，并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显著提高家庭股市参与概率；另外，家庭财富水平的提高，增强了社会信任对股市参与的促进作用，表现出较强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研究了社会信任对家庭股市参与的影响渠道，发现信息获取、关系网络、社会互动是社会信任影响家庭股市参与决策的三个主要渠道。此研究有助于理解在法律等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社会信任在家庭股市参与中的积极作用，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家庭股市参与率不高问题。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周洋报告的题目为《金融知识对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基于资产选择的视角》。作者运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金融知识划分为基础金融知识和高级金融知识，实证研究金融知识对与家庭财富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知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家庭财富，这一正向影响在经过内生性纠正以后依然显著。从城乡子样本来看，无论是在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金融知识的提高对家庭财富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基础金融知识和高级金融知识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从资产选择的视角进一步发现，金融知识水平高的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度更高，构建的投资组合也更加分散，在金融市场上获利的概率更大，这促进了家庭财富的积累。通过夏普里值分解发现，基础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富不平等贡献比率约14%，高级金融知识这一比率为 10.8%。因此，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向居民家庭普及金融知识，这将有效提升我国家庭财富水平并降低财富不平等程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胡振报告的题目为《金融素养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吗？——基于倾向分值匹配法的经验研究》。作者运用最新公布的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基于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利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金融素养对不同收入稳定性家庭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对收入稳定性高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金融素养对风险偏好型家庭的影响要大于风险规避型家庭。政府需要增加金融教育的公共供给，全面提升居民金融素养，进而优化家庭资产组合。

分论坛二十七：企业与产业经济学

    2017年9月24日上午，分论坛二十七“企业与产业经济学”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601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张勋副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唐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周末、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杨本建、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张勋、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汪利锬为本场分论坛带来了精彩的报告。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唐朝报告的题目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社交网络与企业投资行为》。作者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首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企业的投资量，但却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其次，以共同股东建立的社会网络可能通过“传导效应”和“信息效应”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企业社会网络中心度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抑制作用越显著，社会网络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抑制作用。社会网络对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非对称影响：社会网络未显著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投资过剩的关系，然而社会网络却显著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不足的提升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周末报告的题目为《成本加成、市场势力与中国工业企业垄断损失——对DLW模型的修正与改进》。作者讨论了目前国内广泛应用的成本加成率估计方法在模型构建及参数识别过程中的错误，并以最新的DLW模型为起点，构建了新的结构化模型，改进了识别策略，纠正了模型的错误。研究发现：（1）DLW模型包含了矛盾的理论假设，这是最终导致DLW估计结果均值错误收敛到“1”，而不是企业真实成本加成率的重要原因；（2）DLW模型假定技术参数在所有企业间是一致的，会导致严重有偏的估计结果。（3）DLW模型缺乏成本最小化约束，会增大成本加成计量结果的误差。在此基础上，作者利用新的结构化模型测算了中国175个3位数代码的工业部门的成本加成率，并计算了相应的福利损失，得到了稳健的结果。计量结果显示，2007年我国工业部门因为市场势力造成的福利损失为1.44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34%。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杨本建报告的题目为《制造业上游垄断与下游企业的技术赶超》。作者在现有新熊彼特模型的基础上，把上游企业的事前关系专用性投资纳入下游企业技术赶超的分析中，认为上游垄断通过影响企业的中间产品供给，从而影响下游企业的技术赶超，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运用1998-2007年的企业数据，得出以下结论:（1）如果考虑中间产品供给效应，上游垄断对下游企业技术赶超影响的方向和大小不仅受到技术前沿距离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外部制度环境、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上游行业的技术水平的影响；（2）对于靠近技术前沿的企业，这种影响为正，当技术前沿距离超过一定点后，这种影响为负，并且这种负向影响随技术前沿距离的增加而变大；（3）在制度环境更差的地区、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行业以及上游技术水平更高的行业，上游垄断的中间产品供给效应更加重要；（4）上游垄断的中间产品供给效应会导致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发散。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汪利锬报告的题目为《政府创新补贴的战略选择与微观效应研究》。为了识别政府创新补贴过程中的战略选择，作者构建了一个离散型的创新补贴理论模型，并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系统地评估了2008年至2015年政府创新补贴对上市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微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补贴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双向选择”，即政府对企业创新的补贴过程为非随机过程。政府对企业创新补贴采用“纳税额、政府关系和公司规模”三项“择优”战略指标遴选补贴企业，企业则采取“自我选择”应对政府的“战略选择”。在“双向选择”下，政府创新补贴总体上显著诱导企业自有R&D投入。但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较大时，政府的“择优战略”抑制了企业自有R&D投入；在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较小时，“择优战略”显著诱导企业的自有R&D投入，且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越小，政府创新补贴诱导企业自有R&D投入越显著。

分论坛二十八：英文论坛3

    2017年9月24日上午，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分论坛二十八“英文论坛3”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602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周泳宏副教授。山东财经大学刘华军、暨南大学周泳宏、重庆大学张帆、暨南大学薄诗雨、北京大学邵弋为本场分论坛带来精彩的报告。
 
    山东财经大学刘华军报告的题目为“A New Approach to Spatial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Haze Pollution in Large Scal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刘华军提出灰霾污染的空间源解析可以作为确定联合防治覆盖率的科学依据。在中国，雾霾污染的长期持久的扩张已经给区域联防联控提出了严峻挑战。为了有效应对严重的污染天气，迫切需要扩大和重建重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用的覆盖面。空气质量模型可以通过数值模拟来识别和量化雾霾污染及其关键成分的区域贡献，但由于模型参数的复杂性和采样成本的限制，很难应用于较大的空间尺度。时间序列分析可以识别城市灰霾污染的空间相互作用存在，但还没被用来进一步识别灰霾污染的空间来源。在中国，可入肺颗粒物监测数据的发布为雾霾污染源大规模分析创造了条件。利用时间序列分析的计量经济学框架，作者提出了一种在大数据平台上进行空间源解析的新方法。作者借助在中国2014-2016年间161个城市的可入肺颗粒物监测数据，采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中国雾霾污染空间来源的贡献。该方法克服了数值模拟的局限性，即模型复杂度随样本范围的增大而增加，能够有效处理严重的灰霾天气。为了扩大和构建中国联防联控的覆盖率，应按照“地理距离---行政隶属---空间源贡献”的原则充分考虑空间的源解析。
    重庆大学张帆报告的题目为“How does High-speed Railway Act on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Promoting Investment”。作者认为高速铁路（高铁）缩短了时空的距离，对经济绩效产生深远影响。作者研究了在中国高铁在投资中扮演的角色和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否是通过高铁带来的投资所推动的。作者使用285个城市在2010-2014年市级数据进行了固定效应回归和双重差分分析，结果表明，高铁的运营推动了产业链投资的协调发展，带来了更广泛的、有序的市场投资。高铁非常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升级。投资通过高铁影响经济的增长。
    暨南大学薄诗雨报告的题目为“Decentralization and Local Capture: Evidence from Audit Programmes in China”。权力下放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流行的趋势，但权力下放的作用很复杂。作者使用来自中国监察项目的独特的数据来反映当地的捕获情况。通过利用2003以来权力从地级政府下放到县级政府的改革，作者发现，权力下放增加了对公共财政资金的滥用。作者认为，在赋予财政权力后，县级领导更难监督，更容易挪用公共资金的法定用途。此外，滥用基金账户与当地公共福利和精英的私人利益的损失有相当大的联系。
    北京大学邵弋报告的题目为“Anti-Elite Discrimination and Mismatched Couples: The Role of Parents i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作者估计了父母对孩子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影响。为了克服内生性选择性配对行为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作者采用了独特的改革：1930-1978间中国所普及和强化的对乡村精英的歧视和政治驱动的跨阶级的婚姻。作者发现只有母亲来自精英家庭（母亲的精英家庭）与只有父亲来自精英家庭（父亲的精英家庭）的结构相似。然而，母亲的精英家庭的子女比父亲的精英家庭的子女有着更高的教育程度、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成功的职业。作者发现这种影响来自母亲提供更多的儿童资源和更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