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会场二十三：国际经济学与世界经济3
    2015年7月19日上午，分会场二十三“国际经济学与世界经济3”在经济楼D335举行。本分论坛主持人为东北财经大学齐鹰飞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的邱光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倪红福、武汉大学的崔静波、东南大学的郝良峰、北京大学的杨汝岱为本分论坛带来精彩报告。  
    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邱光前报告了论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价格的比较优势在迅速消失吗？”评论人倪红福进行了点评。该文通过构建出口价格与最低工资标准的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产品出口价格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性。首先，总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对出口产品价格产生显著正向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出口产品价格将上升0.94%；其次，文章根据影响程度等对研究样本进行了细分。就影响程度而言，文章的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影响程度较大，西部地区影响程度较小；再次，文章基于“准自然实验”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赣州与三明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验组与基准组的对比验证了文章的基本结论；最后，文章按产品的种类和出口目的地等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说明了不同行业和不同出口地出口价格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与会学者认为文章使用的数据只有2005年和2006年，时间跨度太小，而且工资调整应该存在一定的刚性，且这一时点同时有汇率改革等重要政策出台，此外，价格的变化并不完全反应为成本变化，还包括产品质量等信息，根据这些讨论，文章还可以有一定的改进空间。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红福博士报告了论文“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及其动态变迁”，该文对传统的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了改进，基于生产工序探讨了出口技术含量和结构的新测度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提取各个生产工序的技术含量，并假设国内外生产工序技术含量和劳动生产率具有可加性，测算得到具有合理取值的全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测算结果表明，中国技术含量显著低于国外发达国家，但技术含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说明中国技术含量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分产业而言，中国第二产业全技术含量高于第一产业和服务业，而国内技术含量低于第一产业和服务业；以40个国家为样本，对中国各行业相对技术含量进行排名，结果显示，不论是基础行业还是高端行业，中国的技术含量排名都很低。与会学者对该文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文章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能够从跨国层面对同一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度量，这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而言，这个方面的研究还很难从理论和实证上得到广泛的认同，该文对此做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崔静波博士报告了论文“企业出口与创新驱动”，评论人郝良峰进行了点评。该文基于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了R&D劳动、R&D劳支出、新产品收入、专利申请、专利授权与科学论文发表等六类企业创新指标，并分别进行固定因子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出口能够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各项指标有显著的提高。在稳健性检验中，首先采用出口密度作为企业出口的替代变量，其次，在模型中引入企业出口的滞后变量，最后将样本根据行业异质性进行了细分，上述稳健性检验均证明企业出口与创新能力的正向相关性结果是稳健的。与会专家认为该文用非常独特的数据做了非常好的研究，可以改进之处在于还要对中关村特有的创新制度环境做更为深入的分析。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郝良峰报告了论文“异质性、创新驱动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评论人杨汝岱进行了点评。该文首先利用企业选择创新和出口的条件构建了企业创新与出口的基础模型，证明了有创新投入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结论。其次分别采用出口拓展边际与出口集约边际两个被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与企业出口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能够显著提高出口拓展边际，但会显著降低出口集约边际。文章的解释包括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效率低下导致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和国际竞争力受到限制，从而难以获得较大的国外市场份额；第二，企业出口产品的目的地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产品替代能力相对不足；第三，企业一旦打开国际市场则有可能产生创新惰性，从而陷入“伊卡洛斯困境”。最后，文章分别分行业、分地区、处理内生性后的再回归等对创新与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文章的基本结论仍然保持不变。与会学者对文章的理论机制和数据来源等都做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好的下一步的改进空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杨汝岱博士报告了论文“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研究”，评论人邱光前进行了点评。该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进行了分析。首先，通过理论模型构建了价格和质量的对数线性表达式，并以HS两位数分类为基础进行面板回归，从而得到产品价格的一致估计量。在实证过程中，由于变量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无法直接通过OLS回归进行估计，因此，文章选用企业层面产品进口国真实汇率作为价格的工具变量，并通过回归统计量证明所选的工具变量能够有效提高实证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两阶段回归得到出口产品质量这一核心变量。其次，为了进一步验证构造变量的合理性，文章进行了质量阶梯检验，从质量阶梯的角度研究价格作为质量代理变量的不合理性，质量阶梯越短，说明产品差异越小，质量创新带来的效益越小；除此之外，文章通过AA检验证明了文章构造的质量指标能够满足经典文献中的基本结论。最后，文章对出口质量指标进行了走势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呈上升趋势，但增长速度在不断下降，2000-2004年的年增长率约为3%，2005年后增长率有所下降，约为0.7%，2007年和2008年则出现负增长。同时，出口质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企业的自身成长，但是资源配置效率对出口产品质量增长的贡献份额在逐步提升。与会专家认为该文对出口产品质量做了较好的测算，下一步应该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变迁的典型事实做更为深入的研究。
    本次分论坛在严谨而友好的学术探讨中圆满结束。

    分论坛二十四：政治经济学3
    2015年7月19日上午，分论坛二十四“政治经济学3”在经济楼D336举行。本分论坛主持人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周云波教授，厦门大学的黄寿峰、暨南大学的尤济红、江西财经大学的桂林、四川大学的陈学政、上海交通大学的叶兵为本分论坛带来精彩报告。  
    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黄寿峰老师，报告论文为《腐败、公共投资与基础设施质量：宏观表现与微观证据》。该论文通过构建腐败、公共投资影响基础设施质量的理论模型，利用我国省际公路基础设施相关数据和2012年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腐败、公共投资在基础设施质量发展中的宏观表现及微观影响。理论模型表明，腐败水平越高，企业越可能采取“以次充优”的手段，导致更低的基础设施质量；公共投资在低腐败时有助于基础设施质量提高，而在高腐败时，会阻碍基础设施质量发展。实证分析的结果与理论模型相符，宏观结果表明：腐败显著阻碍了公路基础设施质量的提高，而公共投资对公路基础设施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腐败门槛效应，在低腐败时影响不显著，而在高腐败时，却极不利于公路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来自企业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上述宏观结果，并且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发展缓慢之谜。
    第二位报告人为来自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尤济红老师，报告论文题目为《环境规制能否促进R&D偏向于绿色技术研发？——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研究》。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中国过去长期依赖传统方式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要依靠要绿色技术进步。作为自主创新的R&D投入已经被众多研究证实是产生新技术进而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渠道，为了验证在中国工业的R&D创新活动中，政府能引导中国工业部门的R&D偏向于绿色技术研发。论文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并采用动态面板的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的R&D投资显著有利于工业的绿色技术进步，表明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符合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2）与理论模型推导的结果一致，环境规制促进了R&D偏向于绿色技术的研发，但这种促进作用的有效时间只有2年，滞后了3年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研发的引导作用不显著；（3）由于环境规制存在挤占R&D投入的负面作用，导致整体上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绿色技术进步的正负影响相互抵消，从而表现为不显著。
    第三位报告人是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桂林老师，报告论文题为《西西弗斯巨石：社会稳定、社会道德与分权治理》。报告主要内容如下：该论文建立了一个博弈模型来探讨维稳政策的缘起及其社会治理后果。政府精英的权力寻租与滥用会引起民众的利益申诉行为；要在保证权力空间的同时又维持社会稳定，维稳政策就成了一个合意的选择。赎买政策具有的“蚕食效应”可以消解民众的闹访行为，而严厉的维稳考核制度可以消除民众闹访中的“引信效应”，保证赎买策略的成功实施。但部分民众可以利用信息的难证实性以及闹访中具有的“引信效应”给政府施压，要求不合理的收益，而基层政府在严厉的维稳考核压力下会同意这些要求，这会助长社会败德行为。桂林认为，维稳政策实施中造成的社会不满的持续积累，是维稳陷入“越维稳越不稳，越不稳越要维稳”“维稳怪圈”的重要原因。试图通过制度化的维稳制度安排来寻求社会稳定是困难的。通过分权治理措施如法治分权、财政分权、监督分权以及社会分权，来规范权力运行并限制权力寻租与滥用，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基础，才是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道。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四川大学的陈学政老师，报告论文是《分而治之与社会经济不平等》。作者建立了一个分而治之的理论模型，用以阐释为何盗贼统治政权可以通过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均衡状态中得以维持，以及这种策略会对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影响。作者展示一个盗贼统治者如何通过制造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成功实施分而治之策略。并且探索了在具有任意社会群体数量的社会中，该策略是否依然能够有效实施。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盗贼统治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更倾向于采用具有歧视性的税收和再分配政策。在这种方案之下，小部分的社会群体能够从中获益，然而其它绝大部分群体都会受到沉重的压榨。因此，盗贼统治下的分而治之策略会导致该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叶兵，报告论文题目为《提高退休年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金融改革背景下的动态分析》。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养老保险改革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与社会福利？作者构建了一个具有存款利率管制的世代交叠（OLG）模型，定量分析了提高退休年龄对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基于数值模拟，作者发现：（1）如果不进行改革，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长期稳态的养老保险替代率较初始稳态下降57.02%，而提高退休年龄能明显减缓替代率下降的趋势；（2）提高退休年龄将增进初始两代人的福利，而降低往后各代人的福利，因此是否应当提高退休年龄需权衡各代人的得失；（3）渐进式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高各代人的福利，因此，金融改革的并行将有助于减轻养老保险改革在长期中的负面影响。
    本次分论坛在严谨而友好的学术探讨中圆满结束。

    分会场二十五：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4
    2015年7月19日上午，“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4”在经济楼D136举行。本分论坛主持人为武汉大学代谦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的韩超、西南财经大学的蔡东玲、东北财经大学的王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年猛、上海大学的顾振华、上海财经大学的林友宏以及代谦教授为本分论坛带来精彩报告。 
    会议报告顺序以及报告题目依次为：东北财经大学韩超汇报《规制治理、公众诉求与环境污染——基于城市间交互影响的经验分析》，西南财经大学蔡东玲汇报《“白衣天使”还是“白衣恶魔”？集体声誉视角下的医患冲突与治理》，东北财经大学王海汇报《老乡情结如何影响地方官员的决策？》，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年猛汇报《行政等级与大城市拥挤之困——冲破户籍限制的城市人口增长》，上海大学顾振华汇报《生产安全、政治关联与官员晋升机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上海财经大学林友宏汇报《从“异域”到“新疆”：清代“改土归流”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武汉大学代谦汇报《刀锋上的商业革命：要素禀赋效应与宋代的海外贸易》。
    第一位报告人为韩超。他通过对环境规制决策、环境污染结果以及环境达标效果的系列检验，表明当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策略性行为。他的研究还表明，考虑城市间交互性后，公众诉求并不能带来环境治理投资的增加，同时也不能带来环境污染指数的降低以及环境达标指数的提高。此外，城市所在省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邻近地区城市市场化程度越低，则本地城市单位环境治理投资越高。市场化改革是一个综合系统，将会对经济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对环境治理也会发生积极作用，市场化改革方向应当是中国坚持的发展道路。
    接着是蔡东玲的报告。她关注的是不断发生的恶性伤医事件所折射出社会对医生信任的严重缺失。她的报告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影响医患关系的内在机制。并从集体声誉的角度考察医患关系，并且结合医生和患者的集体声誉进行考察，从而为深入研究医患关系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为解决医闹、医暴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再接着是王海的报告。他的报告观点为，省委书记在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人情化决策。他通过研究发现，老乡情结对省委书记的隐性决策有所影响，表现为离家越近，隐性决策的影响越大。此外，对于省长而言，创新促进作为隐性指标，在地方官员提交的“成绩单”中难以量化。相反当创新投入产出不对称时，还会面临相关部门的指责，省长难以有激励着手进行隐性指标建设。
    第四位报告的是年猛。他的观点是，由于城市间行政地位在中国不平等，导致资本、教育、医疗、优惠政策等资源向行政等级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这种公共或非公共资源的集中必然吸引人口向行政等级高的城市迁移（市场机制下规模经济发挥的集聚效应）。与其它城市相比，行政等级高的城市人口增长率越高、规模越大，城市拥挤问题也突出。这种现象在中国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是比较明显的，形成了所谓中国城市发展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因此，突破户籍限制的人口增长根本原因在于，大量优质的社会资源配置在行政级别较高的大城市，在这种失衡的资源配置模式下，户籍制度改革必然难以奏效。
    第五位报告的是顾振华。他通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首先，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加容易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其次，对于轻微的生产安全事故而言，企业的政治关联会减小事故对公司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导致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而言，政治关联并不会对事故的影响产生作用；最后，当上市公司所处地区将生产安全与官员晋升机制挂钩后，政治关联与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被削弱，但是与轻微和一般安全生产事故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影响。
    第六位报告的是林友宏。他的报告从如何使得多民族国家如何实现对边疆文化异质性地区有效管理，促进发展这一视角切入，并得出以下结论：“改土归流”所导致的统治方式转变，通过移民、公共物品提供的途径，提高了改流地区的人口密度和进士数量，促进了改流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土归流”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持续到了当代。该研究不仅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有关文化异质性国家治理提供了相应实证证据，也为理解中国民族多样性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提出了新的方向和经验。
    最后一位报告的是代谦。他试图解释为何相对于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对外贸易更为发达，在“商业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的观点为，南宋经济的这一变化与其要素禀赋紧密相关。“靖康之乱”(1127)在灭亡北宋的同时，彻底改变了宋朝的要素禀赋结构，宋朝完全丢失了中国北方的传统农耕区，土地大面积减少，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比较优势发生逆转。这种逆转对宋朝经济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海外贸易对宋朝经济的影响更深，进一步促进了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
    本次分论坛在严谨而友好的学术探讨中圆满结束。